从“象天”到“崇礼”两汉都城意象探析

作为政治文化象征空间的中国都城不但受自然地理的制约，同时更受政治理念的支配。

那么作为大一统帝国形成时期的汉都城除了受制于现实地理环境之外，还与那些观念密切相关，这是我们深入理解汉都城空间的关键。

第一，西汉长安意象空间

宫殿区占据了西汉长安城绝大部分的空间，甚至城外也有建章宫、甘泉宫和众多离宫别馆。

班固《西都赋》将长安宫殿区概括为“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认为其占据正位，与天文上太微星和紫微星相仿。

对于长安城的其他宫殿和官署则大都一笔带过，使得西汉长安宫城区域的意象空间呈现出极不平衡的局面。

张衡《东京赋》借用了汉高祖对长安过于奢华的批评“观者狭而谓之陋，帝己讥其泰而弗康”，这主要是针对长安宫殿发出的。

宫殿本身就是帝王的地位和意志的体现，都城赋在构建西汉长安宫城区意象空间时，着重突出三大主要宫城，极言宫殿的奢华壮丽，将这一意象更加予以强化。

这一方面说明三大宫城客观上在长安城内具有极高的可识别性和可意象性；另一方面，都城赋实则以此表达对宫室过奢、皇权过大的否定。

东汉洛阳城的规模大小远不及西汉长安。相应地，都城赋也无法对洛阳城本身做太多夸饰，而是主要强调洛阳城市规划的节制合理。

班固《东都赋》所谓“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正是此意。

西晋王庚《洛都赋》是描写汉魏洛阳的都城赋中唯一比较具有世俗气息的。

写到上巳节居民举行拔楔活动的场景，但其城市风貌己以魏晋洛阳为主，不能完全反映东汉时的情况。

都城赋中洛阳意象生活气息的缺失，一方面与洛阳城市狭小且市场区和商业区分散、难以描写有关。

另一方面则源于东汉洛阳的规划思想和都城赋的描写策略，即对礼法制度的强调。

不同于长安意象空间突破城墙时的被迫性，洛阳意象空间对城墙的突破源于洛阳南郊礼制建筑的经营，是东汉有意为之的结果。

因此综上，从论述洛阳建都优势时对洛阳居中位置和便利交通的看重，到洛阳城内规划的节制合理和礼制建筑区的崇高地位。

再到东汉皇帝各种活动的礼仪性，都城赋中洛阳意象具有节制、神圣、礼仪等特质，并使洛阳意象空间凝结成为东汉仁政的代表符号。

第一，“天子之家”乃至“天下一家”的都城意象

因此长安常常被视为营国制度的现实案例。西汉长安的主要宫殿是位于西南角的未央宫。

未央宫为前汉开国萧何所建，是按照天子之家的意象进行营造的。天子处于天下之中，因而天子之家就应该在地的中央。

未央宫依龙首山而修建，故其宫殿较长安城为高。前殿的位置大概位于龙首山的龙头位置，是龙首山的最高点。

萧何选此处营造前殿所要强调的是天子的威势，要令后世无以加就是要为整个帝都长安确立一个最高的空间坐标。

因此，“宫城朝向”、“朝宫高度”和“建筑体量”是萧何修建未央宫这一“天子之家”的核心要素。

因此，未央宫是汉天子的公家，而不是刘邦皇帝的私家。未央宫所要表达的是超越皇帝私家的空间意象。

萧何个人并不好大喜功，而是一个心怀天下，秉持素朴生活，淡化个人私家观念的儒生。

萧何所营造的未央宫更是一个包含公天下理念的“天子之家”，门网与前殿是天子之家政治意象形成的关键因素。

第二，“四海为家”的都城意象

天子之所以要以四海为家，以万姓为子，因为这是公行天下的要求。因而不能够顾念骨肉私情，要顺“君臣之愿”。

皇帝不能够顾及帝室私家的血肉亲情而坏君臣大家之义。太宗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逼迫之下做出了顾“君臣公家”舍“血缘私家”的抉择而诛杀了太子。

这一事例说明天子必须是一个无私公家的君主。无私的天子与“四海”、“万姓”、“天下”等空间概念紧密相连，“情无独亲”是对天子的人格要求。

至此明了，“四海为家”不是天子权力的扩大，而是无私家天子的标准化表述。

因为在九服天下的概念中。

四海是无家且非君臣支配的空间领域。天子的“四海为家”借用的就是四海无家的属性，表达的却是将皇帝公化为君臣之家主的意图。

第一，称颂为主

杜笃《论都赋》作于东汉初年的光武帝朝。此时民众对西汉的昌盛仍有怀念之情，杜笃正是看中这一舆论基础，而在作品中盛赞西汉建都长安而兴盛。

至明帝、章帝年间，迁都之争再起，此时东汉的统治已比较稳固，因此反对迁都、称颂洛阳的观点成了这一时期都城赋创作的潮流。

傅毅、崔胭、班固都在此情况下完成了对相关都城意象空间的构建，其中以班固《两都》贬长安而颂洛阳的态度最有代表性。

自汉和帝、安帝起，东汉国力由盛转衰。张衡有感于此而作《二京赋》和《南都赋》，其中《二京》仿班固《两都》而描绘更细。

在乱世中，名列“建安七子”的徐干和刘祯分别作《齐都赋》和《鲁都赋》，描写两座古都曾经的辉煌，以表达对乱世的厌弃和对盛世的向往。

曹植《洛阳赋》则记录了洛阳遭到破坏后的景象，写实性很强。都城赋所构建的汉魏都城意象空间与作者所处时代关系密切。

表现在：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脉络来看，在盛世创作的都城赋具有汉大赋“劝百讽一”的特点，即以称颂为主。

以天子帝王的居所和活动为描写中心；在乱世创作的都城赋则具有抒情小赋的特点，即以讽谏、抒情为主，多关注普通民众生活。

这是由于无论出于称颂还是出于讽谏抒情，时代较贴近的案例都有助于都城赋构建生动的都城意象空间并表达观点。

第二，个人对都城意象的理解

杜笃、班固、傅毅三人都是关中人，但对于东汉是否应迁都长安的观点截然不同。这种观点差别除了三人所处时代不同的原因外，也与个人境遇和经历有关。

史载杜笃“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并不是一个正统儒生，也长期不受重用；他写《论都赋》称颂长安、主张迁都，有希望借此改变个人境遇之意。

班固、傅毅则都受儒学影响较深，且都在朝中任职，地位较高，因此他们在都城赋中倾向于歌颂洛阳和东汉政权，贬低长安以反对迁都。

中国的都城是中国城市史中非常重要、非常独特的历史事物。与商业都市所具有的内源性生命力不同，早期中国都城的历史生命是人为外部赋予的。

新的王朝建立，一个恢宏繁盛的都城也随之兴起；随着王朝的覆灭，都城也随之衰败。

王朝的兴亡与都城兴衰的紧密伴随是中国都城的重要特点。从“帝都”到“天下”的演进。

汉都城演进的背后体现的是都城空间历史主体的变化：在帝都时期的都城中，臣处于君的绝对支配之下。

君是整个都城空间的主体，臣与都城中的其他要素一样是被君支配的目_毫无历史能动的客体。

这反映了臣在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空间中的成长，即臣从客体向主体的转化。

《史记》

《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