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能打仗太子，为何成为第一个被废太子？只因不会“搞政治”

明万历四十年(1612)，三十三岁的褚英踌躇满志。就在当年上半年，他被父汗努尔哈赤钦定为接班人。在一片恭贺声中，他忽略了几双阴冷的眼神。

努尔哈赤选择褚英做自己的接班人，绝不仅仅因为他是自己的嫡长子。

1、骁勇善战的太子

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努尔哈赤命褚英等人领兵一千出征东海女真某部。年仅17岁的褚英如初生牛犊，星夜驰骋，占屯寨二十余处，获人、畜万余后凯旋。努尔哈赤大喜之下，赐褚英“洪巴图鲁”（勇士）称号。

此后，骁勇善战的褚英，追随父汗驰骋疆场，逐鹿塞外，立下了无数汗马功劳。

统一建州女真后，努尔哈赤开始有了心病。身后的千秋之业由谁来执掌，成为他征战之外最头疼的问题。五十三岁的努尔哈赤选来选去，挑中了自己的长子褚英。

在选择褚英时，努尔哈赤曾一度陷入了矛盾。

长子的功绩、能力和经验都不成问题，他担心的是褚英的性格。

努尔哈赤仔细分析后认为，如果让长子执政，他自小心胸狭窄，不体恤部众，容易出问题；如果让弟弟执政把长子抛在一边，又于情于理不合。思索再三，努尔哈赤还是选择了褚英。

褚英毕竟是长子，而且战功最著，选他做继承人，可以堵天下悠悠之口。

至于性格方面的缺陷，努尔哈赤天真地认为，汗位是最好的教师和缰绳，褚英这匹野马成为继承人后，肯定能宽宏大度，一心为公。

2、窥伺汗位的人

令努尔哈赤意想不到的是，他所担心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五位勋臣和四位贝勒居然联手控告自己选定的继承人。

褚英成为继承人之前，窥视汗位的主要有两拨人。

一拨是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何和礼、安费扬古等五位元老，他们追随努尔哈赤出生入死，功勋卓著。 一拨是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侄子阿敏等四贝勒，他们都是牛录之主，人马众多，战绩显赫。眼看努尔哈赤步入暮年，他们都盯住汗位，打着如意算盘，蠢蠢欲动。

权力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在吸引尊敬和羡慕的目光同时，也会积聚忌妒和诅咒。

褚英在被努尔哈赤宣布为“二把手”的那一刻，立即成为权力斗争的焦点。

原本钩心斗角、各怀鬼胎的五大臣和四贝勒，心照不宣地结成同盟，将矛头对准了褚英。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只要褚英在，自己就不可能有染指的机会。

接班人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

一方面，褚英不能越位，以免引起父汗的猜疑；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谨慎，避免成为众矢之的。

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褚英，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韬光养晦，谦谨恭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是接班人的生存之道。可惜，褚英并没有明白这一点。

3、会打仗的“白痴”太子

褚英是一介武夫，但并不仅是猛张飞。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褚英和叔父舒尔哈齐等人领兵三千，由于谋略得当，以少胜多，在乌碣岩击败来犯之敌一万人。

此役让褚英赢得了“阿尔哈图图门”的嘉号。阿尔哈图图门是足智多谋之意，因此褚英又被尊称为“广略贝勒”。

褚英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上有努尔哈赤，下有五大臣和四贝勒，要想在夹缝中生存，万无一失地继承大统，必须打压和削弱五大臣和四贝勒，逐渐架空父汗，才能将权力揽入怀中。

压制反对集团的方式无非两种：

一种是“拉拢分化”，团结一部分人，瓦解统一阵线，逐个击破；一种是“针锋相对”，以一人之力量，对抗整个集团，一举破之。

褚英成为接班人后，依旧信奉赤裸棵的暴力法则。他脚跟没有站稳，就以“二把手”的身份，打击潜在的竞争对手。

从后来五大臣和四贝勒呈递给努尔哈赤的诉状来看，褚英的政治谋略近乎白痴：

一、挑拨五大臣，使其彼此“苦恼不睦”；二、折磨四贝勒，让他们痛苦不已；三、宣布父汗死后，将不再赐予诸兄弟财帛马匹；四、声称自己继位后，将诛杀“与吾为恶之诸弟诸大臣”。

他还担心四个贝勒打小报告，幼稚地让他们半夜起来对天发誓，不把自己的言行告诉父汗。

这场权力之争，本质上是限制与反限制、削弱与反削弱的战争，远比一场单纯的军事攻坚，要复杂和残酷得多。

褚英以为自己是火，却没料到自己才是飞蛾。

战场上依靠的是硬实力，政坛上则讲究软实力。

一个优秀的统帅，未必就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搞政治不是上战场，一刀一个来个痛快，横冲直撞只会自乱阵脚。

褚英没有认清这场战争的实质，又轻视了反对派的攻击力量，看似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其实在不经意间丧失了先机。

4、努尔哈赤“断案”

政治嗅觉灵敏的五大臣和四贝勒，正愁没有机会扳倒褚英，现在见他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岂能轻易放过？

双方统一口径后，直接告到努尔哈赤面前。

努尔哈赤并没有完全相信这种控告。

口说不能作为凭据，他让五大臣和四贝勒写出书面材料，然后亲手交给褚英，让他给出合理的解释。努尔哈赤还告诉褚英，如果认为自己没有错误，可以写出答状辩驳。

褚英没有把握这次扭转局面的机会，他的回答直白得出乎努尔哈赤的意料，褚英说：“我无言可辩。”

褚英如此答复父汗，是恃宠生愚，还是率性妄言，我们已经无从猜测。

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对后果严重性的估计不足，显示出了政治上的极端幼稚。

在四条罪状中，致命的是最后两条，即褚英在努尔哈赤盛年时，以未来的大汗自居，妄谈父汗的身后事。

努尔哈赤心中涌起一阵悲凉。

自万历十一年（1583)，他以十三副遗甲起兵至今，南征北战近三十年，才建立起一个地广人众的强大政权。本打算在百年之后，将帝业托付给长子，没想到褚英如此不成器，不但离间功勋，欺凌手足，而且还以为父汗廉颇老矣，迫不及待窥伺最高权力。

5、不合格的太子

努尔哈赤发现突然爆发的倒储事件，将自己引到了风暴中心。他早就预料到汗位会引来激烈的争夺，但没有想到势态会变得如此严重。一方是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一方是股肱之臣和四个子侄。双方已经水火不相容，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

如果维护接班人的地位和权威，当此用人之际，会让众臣子离心离德，致使大业半途而废。如果维护众臣子的利益，接班人问题涉及国体，轻言废立，会影响政局稳定。努尔哈赤心里非常明白，倒储风暴如果处理不好，足以撕裂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这座江山。

何去何从？努尔哈赤左右为难。

盛怒之下的大汗没有失去理智，眼前的现实还不足以让他立即废掉褚英。

但这次倒储风暴让他看清了两个问题，一是接班人政治品格的低劣，一是反对派集团力量的强大。现在看来，以褚英的权威并不足以服众。他决定采取冷处理的方式，静观事态的发展。

努尔哈赤找来褚英，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选择你做接班人，并非因为我年龄大了，不能四处征战，不能处理政事。作为接班人，应该宽大为怀，天下为公，绝不能目光短浅，蝇营狗苟。

为了训诫褚英，平息众怒，他还口头警告长子：

如此虐待手足兄弟和有功之臣，致使大家不能和睦相处，我让你接班干什么？

这明显是告诉褚英：你这个接班人不合格。

五大臣和四贝勒见好就收，扳倒褚英，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过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褚英虽然成了落水狗，但只要游上岸来，有了喘息的机会，还可能会咸鱼翻身。因此必须等待机会，彻底消灭落水狗，免除后患。

6、被诬告的谋反

机会很快就来了。

万历四十一年(1613)春天，努尔哈赤出征乌拉，安排褚英和莽古尔泰、皇太极留守大本营。有史料说，努尔哈赤不随带褚英，是不信任的表现。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皇帝御驾亲征或巡行四方时，一般都留下储君主持大政。褚英万万没有想到，此次留守大本营，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努尔哈赤出征归来，还没有解盔卸甲，褚英家臣就密报大汗，储汗意欲谋反，证据是：

一、褚英对父汗出征乌拉，漠不关心； 二、焚书告天，诅咒父汗、诸弟和大臣； 三、祈愿父汗兵败乌拉； 四、如果战败，关闭城门，不许父汗、诸弟和大臣回城。

这是一个足以置褚英于死地的密告。

都城是一个政权的中枢神经所在，也是战略储备和精神寄托之地。如果都邑出现内乱，将会造成釜底抽薪之势。历史上诸多政权易主，首先是国都城头变换了大王旗。

努尔哈赤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已经不需要褚英的自我辩护。万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接班人褚英锒铛入狱。

7、褚英“谋反案”的谜底

尽管历史的灰尘掩盖了真相，但借助文献资料，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出当年褚英“谋反案”的谜底。

这是一个漏洞百出的圈套。

所谓焚书祈愿，只是家臣事后追告，并非当场捉拿，人证物证俱获；所谓关闭城门，也是家臣一面之词，都城内并未有兵马调动迹象。

唯一可能发生的就是，褚英被父汗斥责后，感觉大祸将至，焦虑万分，在背后发过几句牢骚。

努尔哈赤吃了一辈子政治饭，一般的阴谋不可能瞒过他的眼睛。然而，这个看似拙劣的圈套，却如同一把钢刀，直接插入了他的软肋。

在努尔哈赤看来，褚英本来就心胸狭窄，成为接班人之后，恶性不改，欺压兄弟，急于夺权。此次趁自己亲征之际，忤逆谋反，完全符合逻辑。尤其是家臣出面指证，褚英谋反之事无可辩驳。

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

随同留守大本营的，除了莽古尔泰之外，还有八子皇太极。十六年后，正是皇太极使用离间计，制造了袁崇焕谋反案，导致崇祯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

褚案和袁案的导演是否为同一人，依据目前的史料不能证明，但两个谋反案的炮制手法如出一辙，却是毫无疑问。

褚英从统军作战到成为接班人，用了十七年；从接班人到阶下囚，却用了不到一年。褚英被囚禁以后，反对集团继续追打落水狗。

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月二十二日，三十六岁的褚英被诛杀于禁狱。

大清历史上第一位公开预立的接班人，就这样走上了政治斗争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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