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解决“西安水荒”的人，他走了……

　　前言|Preface

　　今日，数以千万在生活、工作和旅游在西安的人，难以想象这里曾经爆发多次“水荒”。而自古以来，“治秦先治之水，兴秦先兴水”就是共识。

　　解决用水问题，不仅是一时之需，更是百年之计。这个关键推动力，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李佩成院士。在1990年代，他用“三水理论”成功破解了这一紧箍咒和难题。2024年2月23日22时36分，李佩成院士在西安逝世，享年九十岁。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今天，我们回顾他在八十多岁时的一篇自述，了解过去历程。斯人虽逝，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屈指算来，在过去八十多年里，我几乎有一半时间都是在西安几所高校里度过。

　　我在西安成家立业，在西安被国家公派到苏联留学，又是在西安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二十多年前，我用 “三水”理论破解西安水荒，为百万西安人民的安居乐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对此，我深感自豪和欣慰。

　　记忆：当时严重的“西安水荒”

　　西安水荒，可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

　　1969年夏，西安出现过第一次水荒：当时，85％自来水上不了楼，40％地区定时供水。到1994年，西安缺水量50万吨。我在1992年调到西安工作，水荒已相当严重。在当时全国的缺水城市中，西安已居于首位。

　　当时的城市供应水，主要靠过量抽取地下水。而过量开采，则让西安付出高昂的代价——能看得见的，就是地沉地裂，钟楼下沉、雁塔倾斜。

　　1993年，西安第二次遭遇水荒。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地下水开采过量而触发水荒。

　　当时西安市民排队接水◎资料图

　　建国后，西安为解决供水，先后开发近郊和浐、灞、沣、渭四条河沿岸地下水，打深机井两百多眼。此外，工厂、机关、学校的自备井竟有一千多眼。

　　
过分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并引发地面沉降，最大水位下降达80米。钟楼平均年沉降率，从1960年6毫米，增至1987年32.2毫米。

　　这导致很多家属区停水，消防车在定点小区发放水，住户拿着水桶提前排队。其中，钟楼附近、西影路、韩森寨、建国路、太华路、纱厂街等缺水最厉害。临时可行的解决办法，是每日早中晚三次定时加压供水。

　　可即使如此，上述地区的水也只能上到3楼。

　　大雁塔不同年份倾斜情况，2000年以后逐步回正◎资料图

　　“住楼，住楼，用水发愁！”这是当时西安人常说的一句话。

　　这幅场景令人记忆犹新：人们半夜起来排队接水，职工上班回家带水做饭。高价水沿街叫卖，一车水卖到280元（备注：这是九十年代物价）。大学给学生发冰棍解渴，甚至提前放暑假缓解水荒……

　　大量抽取地下水，也产生诸多地质问题：在西安东郊一带，地面裂缝有11条之多，总长达70余公里。

　　1995年，西安更是爆发大规模水荒。曾经担任过水利部部长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来西安视察，认为西安水荒在全国是最为严重，发出“抢救西安”呼声。

　　解决：“绿色水库”的方案

　　秦岭是绿色水库，每年诸峪流出的水约21～24亿立方米。照理不应闹水荒，但竟然落到这般田地。我认为问题不难解决，就给省市领导写信提出建议和方略。

　　记得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九月初，我与西安市水电局的石峰总工程师、王海成工程师、西安地质学院的张益谦老师沿秦岭北麓进行专业考察，发现利用这众多峪口的水，十分有利于长藤结瓜，可通过引导这些峪水来供应西安。”

　　利用1993年国庆节假期，我撰写了《群峪协井两水并用——关于完满解决西安供水水荒问题的建议》，发送给省市领导。

　　
“八水绕长安”示意图◎来源/城记制图

　　首先，我提出要正确评价西安的自然水环境。要知道，“八水绕长安”的西安天然水环境不错。

　　秦岭有众多峪口正对西安，峪峪有水，年总径流量约20亿立方米（西安市区2000年供水量为每年6亿立方米）；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穿市而过，年水量也在25～55亿立方米之间。

　　西安降水量也不算少，当时平原地区年约600毫米。秦岭山区则高达800～1000毫米，北麓年降水量约为42亿立方米。这里植被良好、蒸发量低，是难得的巨大绿色水库，也是南山诸峪水的可靠补给源区。

　　西安分布着由洪积砂、砂卵砾石构成的厚大含水层，地下水丰富，也易于开展人工补给。涵养水源的地下库容，十分有利于各种水源的调控与利用。然而如此良好的天然水环境，供水却严重紧缺。

　　关键在于：我们的水科学、水技术和水投入——生产水的生产力，未能及时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结果，问题“在人不在天”。只要方法对、决心大，缺水问题两三年内便可解决。

　　秦岭七十二峪分布图◎来源/星球研究所

　　其次，我指出走出供水短缺困境的根本出路：对原有供水方式进行结构性改革，实现“地面水+地下水”的两水并用。

　　西安原有供水方式，是以“就地开采地下水”作为唯一供水的水源。在社会经济不十分发达、用水量较少时期，这种方式是可行；但是在用水量增大情况下，便暴露出其致命弱点——

　　既不符合“天上（降）水、地面水、地下水（包括土壤水）三水统观统管综合调节”的现代治水理论，也不符合地下水的安全开采需遵循有采有补、采补平衡原则。这造成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供水紧缺，并诱发地沉地裂等一系列地质环境灾难。

　　因此，就必须采用新理论、新办法，从根本上进行结构性改革。那么，何谓“结构性改革”：

把过去以开采地下水为唯一水源的供水系统，迅速而明确改造成“地面水+地下水”联合调用的供水系统——像水电、火电并网一样， 让地面的长流水承担需水量的基本负荷，而由地下水承担峰荷，并成为抗旱的储备水源 。 同时通过人工补给，保护和强化山区植被的措施，涵养大气降水，丰富地下水和地表水源。

　　这些，最终将成为解决西安供水问题的根本途径。

　　设想：“长藤结瓜”的设想

　　西安南依秦岭诸峪，不仅峪峪有水、水质良好，有利地形可充分使用这些峪水。“长藤结瓜”自流引入西安市区，水量也有保证。

　　就拿几个主要峪水来说，在保证农业和当地用水情况下，保守估算每年可得水2.6亿立方米：黑河低坝8000万立方米，沣河3000万立方米，从田、就、耿、泥和西骆峪7000万立方米，石砭峪3000万立方米，李家河低坝5000万立方米。

　　同时，再加上从外市引用石头河水9000万立方米——中央提出省上已商定的，便可形成相当规模的“群峪引水系统”。

　　
秦岭石砭峪水库航拍◎摄影/刘强（城记版权）

　　如此，每年共得地面水3.5亿立方米，日均96万立方米，约为当时西安自来水日供量1.5倍。即便计入自备井的提水，前者仍高于现在西安的总供水量。

　　若将此前地下水开采量按80%，即每年2.4亿立方米计入上述的未来供水量中，“地面水+地下水”相加形成“群峪协井联合供水系统”，每年共供水5.9亿立方米，可基本满足预测的2000年西安城区每年六亿立方米需水量。

　　考虑到将来黑河高坝枢纽的建成，石头河东调水量的加大，考虑到节水型社会建立。二〇〇〇年以后，西安供水前景也将十分光明。

　　最后，我建议“群峪协井联合供水系统”已在西安萌发，应一鼓作气促其迅速建成。

　　然而，《建议》投寄出去后，却如泥牛入海，没有一点消息。随着时间推移，“西安水荒”也愈演愈烈。到1995年，城市供水直接影响到居民、机关、工厂、学校的生活用水，令人担忧。

　　西安黑河水库航拍◎来源/周至融媒

　　于是，西安市政府二处秘书刘建武将我1993年写给省市领导的建议信找出来，以报告形式呈给西安市长冯煦初，引起高度重视。

　　冯煦初市长批示是：“思路很好，请张富春同志阅办。”张富春副市长批示是：“李教授意见很好，‘井渠结合，两水并用’，将是解决我市供水和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请市公用局、市黑河办并市自来水公司认真研究，制定具体措施。”

　　“群峪协井，两水并用”建议被采纳后，西安水荒当年就得到缓解。1996年，我被评为西安市劳动模范。我当时预言，这种模式可以让西安“十年保平安，二十年无大患，三十年小麻烦”。

　　如今，“西安水荒灾害”已过去整整二十余年。目前，西安供水从未出现任何令人恐慌的现象。排队接水的水荒场景，已成为永远的回忆。

　　谋划：“南水北调”设计

　　缓解“西安水荒”之后，我又谋划解决西安三十年后的可持续供水问题。

　　那么，水源从哪来？从哪引水？我认为，解决西安乃至关中的发展用水，要调秦岭南坡水源——也就是实现省内“南水北调”。我瞄准的第一个试验工程，是交通与水利结合的“引乾济石”工程。

　　1992年，我调入西安地质学院，与西安公路学院（今为长安大学）为邻。这使我对交通和水利产生许多联想，并想起在苏联看见许多大桥上修建了车站，一桥多用。

　　我想，修筑穿越秦岭的隧洞通铁路和公路，能否用来兼作通水之用？我把这些想法告诉同行朋友，并找相关部门建议。交通部门的朋友支持，水利部门却有人反对，结果延误了利用铁路隧洞的时间。

　　终南山石砭峪水库航拍◎摄影/刘强（城记版权）

　　后来，我建议将柞水县的乾佑河引入西安石砭峪水库，实现“引乾入石”：全长约25公里，预计每年引水可达5000万立方米。

　　我和王德让、汤宝澍、寇宗武、李启垒等老家反复研究后商定，由我执笔将这方案写成建议呈送省市领导。期间，我也听到一些不同声音：“从陕南引水到西安，可能吗”、“用公路隧洞修筑引水渠道，是异想天开！”

　　作为建议发起者，我并不意外——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都并非一帆风顺。“南水北调”在陕西历史上尚属首创，且还是利用公路隧道工程施工条件……

　　一些人不理解以及甚至说“瞎胡闹”下，我并不退缩。一年后，我们又以“紧急建议”文件形式，送给陕西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寻求支持。之所以加“紧急”，是因为修筑公路工程即将竣工，若不及时利用该机会，就会错失良机，贻误“引水”。

　　
“引汉济渭”黄金峡水利枢纽◎NEWS

　　一段时间后，杳无音讯。我按捺不住焦急心情，亲自将建议书呈送给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李建国。他立即将建议提交给省人代会，讨论通过后，批准了陕西第一个穿越秦岭的南水北调工程——“引乾济石”。

　　2003年，该工程正式开工。我和我的合作者，也因此荣获陕西省咨询委员会2002年度优秀咨询建议奖。

　　在2004年12月26日，十八公里长利用公路施工副洞整修而成的秦岭输水隧洞，全线贯通；2005年7月底，试通水一次成功。这也标志着，陕西省实施的第一条省内南水北调跨流域调水工程建设成功。

　　“引乾济石”调水工程，总投资2.01亿元，是西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每年供给西安城市用水4697万立方米。

　　工程虽不大，但贵在首创：第一例跨越秦岭的省内“南水北调”、第一例交通水利的结合。

　　备注：原标题《1995年的西安：那么焦渴，那么清澈 一一李佩成忆西安水荒的破解》，发表于2018年11月6日陕西党建网，有部分调整。

李佩成简介 李佩成（1934年12月26日—2024年2月23日 ），出生于陕西乾县，农业水土工程及水资源与环境专家，1956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田水利系并留校任教。曾留学前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攻读博士学位。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要科研成就：为建立农业领域地下水开发利用工程技术体系做了奠基性工作。创立排灌井群渗流计算"割离井法"理论，解决井群设计中重大难题；合作研发成功黄土辐射井，出水量比当地其它井型大8～12倍，推广10余省市，并从理论上突破“黄土不能成为含水层”传统认识，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研究轻型井，获国家发明四等井。开拓性推进旱区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倡议并负责建成中国第一个旱区农业研究中心（农业部批准）、国际旱区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原地矿部批准）。 前瞻性提出“三水统观统管”理论及相应技术方法，用于防治盐渍灾害，扩大灌溉水源，仅据关中灌区统计，改良土地60余万亩，用于救治西安水荒，水荒得到缓解。

　　城记【重估西安雨量】及水资源研究系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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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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