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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队书记到中央委员,他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后降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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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堡堂大队书记到重庆市委常委、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市委书记、中央委员,有人说,王茂全的前半生可谓是扶摇直上。1984年,他被调任为中共重庆市江北县委书记,众人叹仕途起伏,飘忽无定,他却自道:“能上能下真丈夫。”



堡堂大队是一个真正的穷山村,田瘦、水冷、山石多。过路人途经此地都得感慨一句:“难讨活咯。”

经济困难时期,王茂全每天都要外出工作,妻子患病卧床,重活是不能干的,小儿年幼,尚且不能参加劳动,回到家中,冷锅冷灶兼带着孩童的哭喊声,总归是令人心力交瘁的。



但王茂全却表露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无论是对待工作还是生活,永远一副乐呵和精干的模样。只有他自己知道,从地主家的家奴到自己做主的贫农,生活越活越有盼头。

不满20岁,他就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被推选为堡堂大队的书记。

“他向来是一板一眼,最公正的。”村里的老人如是评道。

一次,老爹叫住他,脸色阴沉道:“茂华将草纸带到了家里。”王茂华是他的亲弟弟,平日里,队内的工作繁重,全赖弟弟和弟媳一家照顾父母妻儿,故而他一向礼重王茂华。



细细问过,才知道,作为保管员的王茂华串通了生产队长胡云贵,将队上扎的扫帚换取草纸拿回来私分了,准备运到贵州去换粮食给家里吃用。

王茂全气得冲进屋内,一把抓住了兄弟的衣襟:“你现在就把草纸还回去,向社员作深刻检讨。”

王茂华到底有几分怵大哥,被冲进门来的王茂全吓得一激灵,那股子嚣张气焰去了八分,但一想到家里揭不开锅的窘境,嘴里还是叽叽咕咕道:“你的手杆朝里头弯,还是朝外边弯?”



王茂全斩钉截铁道:“只能朝社会主义弯,不能朝自家屋头弯。”随后,他环顾屋内,看着低头不语的众人,接着道:“再困难,不能干那种邪门歪道的事情,小事我平时顾不上,这是大事,我不仅要管,还要请社员们来管。”

一听大哥把话说得这般硬,王茂华也急了,他连忙站起来叫道:“那是胡云贵队长决定的,你会管,你去找他。”

王茂全听了这话,大步跨出了家门,沿着灰白色的小路,去往了胡云贵家。



一路上,他在心中不住地盘算:胡云贵这个人,土改的时候当过村主任,平日里搞生产倒是很有一套,但花花肠子太多,嘴巴又馋,平日里谁要是灌他二两烧酒喂上一碗肉,他就被谁牵着鼻子走,现如今粮食短缺,他就吓破了胆,挖边边、抠角角,恨不得在集体庄稼地里多掏几个南瓜窝。

想着,已经走到了胡云贵家中,他茶水也不喝,径直问道:“队上扎的扫帚干啥用了?”胡云贵心下一个咯噔,支支吾吾道:“五保户扎的,没花工分。”



王茂全不接他的太极:“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胡云贵一边偷觑他,一边咽口水,突然大着胆子试探道:“草纸嘛,你家不也分了去吗?”

王茂全忍着怒火问道:“这是谁的主意。”胡云贵被对面那人的脸色吓得心慌,只能推说:“我想照顾一下干部的生活。”

王茂全狠狠地盯了他一眼:“你清醒得啦!什么照顾?这是给干部下毒药,喂砒霜,等把她们全变成旧社会得保甲长一样,社会主义就变样了。”



第二天,王茂全就召开了社员大会,会上,王茂全不仅公开批评了胡云贵,还特地将自家得问题给挑破,放到台面上来说。社员们一听来了劲,一个接一个抢着发言,有批评胡云贵大摆酒席的,有批评胡云贵存心祸害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会上,王茂华将自己卷来的草纸背到了会上充公,见此,胡云贵才肯承认错误,经此一事,群众们越发亲近信任王茂全。

王茂全却病倒了,他的大腿后方的恶疮肿痛化脓,家中也鸡犬不宁,弟弟和弟媳闹着要分家,成日吵得不可开交。



王茂全的父亲气得头昏脑胀,颤抖的手裹着叶子烟,教训道:“老子还能劳动,你大哥走的是毛主席指的大路,我就要和他走到头,就算是天塌下来一半,我也给他顶一半。”

1964年春荒时节,队上开会评议返销粮食,缺粮的社员心里头也能难过,不愿意开口讨论,几个私心重的,又专门找些歪理向国家伸手,会议一团乱麻。队内的干部老熊被焦灼的气氛所感染,唬地一下站了起来:“别吵了,年年伸手向国家讨粮食,我都没脸见人!”

说完,抄起一个木凳子对着桌上的私章砸去,但到底收了气力,凳子飞移到了另一边,私章也掉落在地。老熊则纠结地往地上一蹲,两只手紧紧抱住脑袋。



这时,一直在角落沉思的王茂全站了起来,他顺手扶起地上的凳子,又拣起了地上的私章,放到桌上,随后抬起头来,环顾四周,心情沉重道:

“我们该想一想,别人都在比对国家的贡献,我们为啥还要向国家讨粮食?手向国家伸得越长,志气就越短,我们为啥这般没志气?我就不信了,堡堂大队翻不了身!”

气氛陷入了凝滞,不过片刻,就如同炸开了锅一般,“老子早就不想开这个怄气会了!”“拿这几天的时间使在地头,那点子返销粮早做出来了!”



王茂全点点头:“大家伙有志气的,就和老天去斗,向着田土争!”

那个冬天,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王茂全领着一百多个社员,奔向了十几公里外的大槽,和其他大队的社员一起,开炮放山,日夜奋战之下,从东边引来了白花花的渠水。

第二个冬天,他又领着社员们在西边修起了毛里水库,渠水绕山而来,足以灌溉当地百分之九十七的土地,堡堂人不再吃饭销粮了,墙上的广播喇叭时时通报,屋里的电灯也亮了起来。

堡堂大队干劲十足,又开始了改造老鸦颈山的战斗。



1964年,堡堂大队粮食总产量21.8万公斤,平均亩产182.5公斤,社员口粮100多公斤,人平分配收入30多元。

1969年春,堡堂大队开始试点“农业学大寨”,在王茂全的领导下,三上老鸦颈打石开山,将一座只有16.8亩耕地的石头山,改造成了39.99亩耕地的大寨式梯田,土层更是由原来的几市寸加厚到1.5市尺,老鸦颈的粮食总产量由年产500公斤上升到了1.2万多公斤。



1971年腊月,天空飘起了细碎的雪花,王茂全心中满溢着庄稼人特有的喜悦,他心想,社员们奋战了一整年,应该好好过一个春节。

谁料,他一在社员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群众们就热烈地讨论开来了:“我们要加紧改造河山,不能放弃!”“天气冷算啥事,人家大寨的贾进才,那么大岁数了,不也在雪堆堆上面甩起二锤干哩!”

更有甚者说:“在家里煮腊肉、吃汤圆,那有啥意思,没得名堂,要上山放炮过年,那才算热闹!”



干劲十足的社员们逗得王茂全笑得合不拢嘴,老半天劝不动,只好摇摇头道:“这样吧,大年初一,大家一定回家好好吃一顿汤圆,出工自愿,就算是迟到,也不少大家的工分,要不要得?”

一听王茂全这话,堡堂的干部和群众们便放声高呼了起来。

腊月二十八起,王茂全和堡堂的干部群众们顶着风雪连着干了三天,第四天,正是大年初一,王茂全和家里人欢欢喜喜地吃完了汤圆,披着蓑衣,戴上斗笠,走出了屋门。

1973年,经历过“学大寨”的堡堂大队粮食总产量达56.05公斤,平均亩产507.5公斤,社员口粮264.5公斤,人平均分配收入58.3元。



1973年4月,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农业组长王黎之和重庆市委领导的陪同之下,来到了堡堂大队考察。

在去过了老鸦颈后,充分赞扬了堡堂大队改田改土的成就,并夸赞道:“你们在改土方面,是为四川省创造出了一个榜样啊,有了这个样板,四川一定能全面开花了!”

同年6月,中国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了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在会上,作为堡堂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王茂全介绍了学大寨经验,此次交流会使得省委看到了堡堂大队,将堡堂大队作为整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会后,不少素未谋面的领导干部找到王茂全,对他的工作表示了线上,称堡堂大队使得“山区社队找到了加快步伐学大寨的活样板。”

随后,南桐矿区委成立了“农业学大寨指挥部”,各公社、大队都成立了常年改土基建队伍,以改土为中心的学大寨运动全面开展,农村遍地都能够听到钢钎二锤的打击声和开山劈土的放炮声。

1973年9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艰苦奋斗的带头人——王茂全”为题,播送了堡堂大队学大寨的事迹。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前往堡堂大队参观考察的人员络绎不绝,包括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仁俊、农业部长沙风,为了接待参观者,堡堂区委甚至在青年公社设立了“接待站”。

从1973年4月至1974年4月,前往堡堂参观的内外地人员共15.4万人,除却农业部门外,文教卫生财贸工交等部门也闻名而至。

1974年,王茂全从堡堂大队的书记被破格提拔为重庆市委常委。



尽管他离开了堡堂大队,但大队的传奇依旧在延续。

1978年,堡堂大队粮食总产量达68.45万公斤,平均亩产663公斤,社员的口粮达309.5公斤,人平均分配收入为135元。

197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茂全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9年12月,王茂全在出席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国务院授予堡堂大队“1979年全国先进单位”的称号。



升调以后,王茂全依旧是那个英武而朴素的汉子,老家来人,他总是要热情接待,随后细细询问家乡的发展情况,在田间地头遇到农民,他更是扬着一张笑脸凑上去,问收成,问儿女,问养老,家长里短,好似唠嗑,但却无形中增进了对基层民众生活的了解。

后来,他成为重庆市委书记,舅舅、姐姐托他为家中小辈“安排工作”,他全部拒绝。



高考停止,上大学全靠单位推荐,自己的亲生女儿希望父亲出面,推荐自己上师范学校,却被王茂全给教训了一顿:“人人都靠父母,这个大学是父母帮你去上?”

高中毕业儿子从部队复员归家,希望借着父亲的面子找个工作,也被王茂全拒绝:“你要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只要你有本事,在农村也一样会有出息。”

1984年,王茂全从重庆市委书记调任为重庆江北县委书记,正当众人惊呼之时,王茂全毫无怨言,拿着调令,第二天准时报到,有人嘲他,叹他,怨他,他只是淡淡道:“共产党历来是要求我们能上能下的,我年纪大了,能发挥自己的余热,有什么不好的?”



除开任重庆市江北县委书记外,王茂全还兼任重庆市綦江县人民政府顾问,他在职期间,促成了綦江县老年大学的兴办。

老年大学的学生都是退休干部,其中,离休老干部约占百分之四十,退休干部和职工约占百分之六十,年龄最高的为76岁,最低的为55岁,平均年龄62.8岁。

大学开展有唱歌、舞剑、门球、太极拳、老年迪斯科、棋牌等项目,每周只上两到三节课,每期以20周计算,全年授课约120学时。



在党的七十周年诞辰之际,綦江县电视台特意组织了老年大学全校师生登台合唱革命歌曲,多姿多彩的社会活动充分体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使得綦江县老年大学获得了县及有关单位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赞扬。



重庆年鉴[M].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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