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落网特务供述：我曾是特科人员，还抚养过主席的三个孩子

1955年，上海市“潘杨案”爆发，公安人员顺藤摸瓜，借此抓捕了一批牵涉此案的敌特分子，并让他们坦白交代，从实招来。

审讯中，一名叫董健吾的老人却大喊冤枉：“我不是特务！以前是上海中共特科人员，还曾经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

公安人员越听越不对劲！却又分不清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因为提到的大人物实在太多了，因而不敢掉以轻心，连忙将他所说的情况，快速整理材料后，汇报给了北京。

不料，北京收到材料，却迟迟没有答复，两个月后才传来消息，将会派罗瑞卿亲赴上海协助调查。

1931年，上海市大同幼稚园大门口，一位身穿黑色西方传教士袍子的男人，等来了三位来自湖南长沙的小朋友。

男人名叫董健吾，三位小朋友分别是9岁的毛岸英，6岁的毛岸青以及4岁的毛岸龙。

三个小朋友的母亲杨开慧烈士牺牲以后，他们从此东躲西藏，无处可去。敌人不肯善罢甘休，四处悬赏，企图抓捕他们进监狱。

长沙地下党组织实在没有办法，经过开会讨论，决定把他们送往上海避难，交给上海地下党组织具体安排。

大同幼稚园表面看上去非常普通，与其它幼稚园并无区别。其实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开办的，专门用来安置中共领导人子女以及烈士遗孤的地方。

同时，它也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处秘密联络点。

让人不解的是，董健吾身为教会牧师，与中国革命信仰完全不同，甚至是格格不入，他怎么会出现在幼稚园呢？这事情就要从头说起。

1891年，董健吾出生在上海青浦的一个殷实家庭。因为祖母信奉基督教，董健吾自幼耳濡目染，也对教会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希望长大后成为一名教堂牧师。

后来，董健吾考入圣约翰大学继续深造，同班同学有宋子文、顾维钧等国民党知名人士。

1925年，上海市发生“五卅惨案”，英国巡捕们目无法纪，悍然朝无辜革命群众开枪，导致多人死伤，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们纷纷响应，投入到罢课、罢教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浪潮。

校长卜航济对于校内师生们的爱国行为极为不满，愤怒宣布学校提前放假，并派人强行拆除了校园里纪念“五卅”牺牲烈士的灵堂。

董健吾身为爱国热血青年，对校方的做法无比愤怒。他带领同学们降下学校操场上悬挂的美国星条旗，然后升起中国国旗，并带头号召同学们在“永不回校”的倡议书上签字。

对此，卜航济既尴尬又生气，于是马上召开校董会议，开除了“刺头”董健吾等多名带头闹事学生的学籍，并马上驱逐离校。

董健吾收拾行李，头也不回离开了学校，不久在亲戚的介绍下，成为了圣彼得教堂的牧师。

两年后，上海爆发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重大胜利。

谁料，全国革命烈火刚刚起势，蒋介石就撕下革命者的伪装，悍然发动了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从此，上海街头乌云压顶，黑暗笼罩，一批批革命烈士英勇倒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听到昔日好友以及同学们陆续落狱以及遇害的消息，董健吾感到痛心疾首，多方奔走相救，可惜人微言轻，只能徒叹奈何。

此后，董健吾对反动派尤为痛恨，也对国家的未来前途感到担忧，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去挽救，内心迷茫无助。

有一天，圣约翰大学同学兼好友蒲化人寄来一封书信，说是冯玉祥将军皈依基督教，准备在部队宣扬教义，现缺少资深牧师，因此邀请好友北上传教。

董健吾眼前一亮，这不正是施展才华的好机会吗？！于是打点行装，坐车北上洛阳，与冯玉祥进行了会面。

两人一番畅聊，冯玉祥大为满意，随后聘请董健吾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牧师，兼任政治部秘书处处长。

此时，上海的反革命形势尚未波及冯玉祥的部队。因而政治部仍有不少共产党人参与宣传活动，其中就包括董健吾的好友蒲化人。

董健吾与众多共产党人一起工作，思想观念慢慢转变，对于苏联革命以及国内实践共产主义道理有了更深认识。

两个月后，董健吾得知好友蒲化人也是共产党人，于是积极申请入党，表示愿意会中国革命赴汤蹈火，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蒲化人却笑而不语。董健吾多次请求，均无结果，心里不免感到特别郁闷。

不久，冯玉祥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第二集团军必须马上开展“清党”行动。

冯玉祥迫于蒋介石的淫威，只能照做，大量藏在部队的共产党人被迫离开。

蒲化人即将离开，董健吾前去送行，埋怨好友为什么不介绍自己加入共产党。

蒲化人带着董健吾去了一处旧房子，见到了中共负责人刘伯坚，说明了好友的情况。

刘伯坚感叹董健吾面对国内如此困境，仍然坚定想要入党，破例做了董健吾的介绍人，并举办了入党宣誓仪式。

董健吾在部队本就言语激进，早被人怀疑是共产党人。冯玉祥接到部下举报，无奈只能忍痛割爱，选择把董健吾驱逐出境。

回到上海，董健吾继续在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工作。不久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后来在潘汉年等同志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央特科陈赓的情报科，专门负责收集情报、联络、掩护等秘密工作。

1929年，陈赓突然找到董健吾，并交给他一个特别任务--开办一所幼稚园。

原来，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共产党人，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迫害，不得已转移到其它城市开展革命工作，没有办法照顾留沪的家人，致使许多革命后代流落街头，面临生存困境。

董健吾接到任务，开始积极筹办幼稚园，无奈党组织经费有限，还要另想办法。

为此，董健吾号召教众捐款，不惜变卖祖产等方式筹措，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才总算勉强筹够经费，最后开办了大同幼稚园。

开办之初，大同幼稚园就陆续收留了三十多名革命先烈的后代。之所以如此让人放心，主要还是董健吾的“牧师”身份，国民党特务对此颇为忌惮，轻易不敢得罪西方国家的传教士。

董健吾根据党组织的要求，秘密在圣彼得教堂内部，搞了多条密门暗道，便于联络开会。

周恩来、李维汉、潘汉年等人都曾经在教堂内主持会议，讨论工作，一旦外面发生特殊情况，立刻就能从暗道离开。

因此，圣彼得教堂成为当时上海党组织秘密开会的绝佳地点之一。

顾顺章叛变以后，上海地下党组织尤为损失惨重，大多数情报联络点、交通站都无法启用。

董健吾为了革命同志们的安全，无奈停止了圣彼得教堂的秘密开会暗道，也关闭了大同幼稚园，将所有小孩子分批送走。

然而，毛氏三兄弟在上海举目无亲，暂时哪里也去不了，董健吾只好把他们领回家里抚养。

董健吾妻子前不久刚刚生产，行动不便。董健吾经常又要外出工作，根本无瑕分身照顾他们起居生活。

董健吾迫于无奈，最后把毛氏三兄弟送到前妻家里生活，每月按时支付生活费。

不料，有一天晚上，最小的毛岸龙突然发病，高烧呕吐不止，等到组织派人送往医院抢救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毛岸龙因病不幸去世。

此时，董健吾接到国民党宋子文的秘密“委任书”，送一封密信到瓦窑堡。他从西安回来才得知毛岸龙去世消息，顿时愧疚不已，责怪自己没有好好照顾孩子，从此更加关心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俩的生活。

多年后，毛岸青曾经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琪，回忆起往事，说“当年在上海的岁月特别艰辛困难，如果没有董伯伯、董伯母的悉心照料，我和岸英可能难以生活，特别怀念与寿琪兄一起成长的日子……”信里满满都是感激之情。

1936年，宋庆龄找到董健吾商量，说是请他帮忙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前往延安报道采访。

董健吾答应下来，表示一定全力以赴。谁料他们抵达西安后，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得到允许，无法继续行进。

期间，董健吾特别无聊，就经常跑去张学良家里做客聊天。

两人因为头年“送密信”的事情而相识，并且私交不错，彼此欣赏。

有一天，董健吾再次去张府闲聊，却看见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正在大声争吵。

原来，赵四小姐不小心打烂了书桌上摆放的一套明代古董。

张学良珍爱古董，因此特别心疼，于是就多说了赵四小姐几句。

董健吾以前在上海开过古董店，立即上前进行劝架，说自己有办法从上海购买一套类似的明代瓷器。

不久，董健吾就托朋友关系从上海寄了一套古董过来。

张学良见了，果然爱不释手，当即表示一定要好好报答。

董健吾不要钱财，坚持不好任何报答，说多次到府上做客，古董就当时送给朋友的礼物。

一个多月后，董健吾终于将记者斯诺送入陕甘宁边区。

返回时，董健吾经过西安，于是去张学良家里道别。

张学良设宴款待，席间又提起古董的事情，表示一定要给回报。

董健吾想了半天，突然想起还在上海的毛岸英兄弟俩，就说我准备把自己的孩子，以及家里两个革命先辈的后人送去苏联留学，如果能够成行就最好不过了。

却没有想到，张学良当即满口答应，表示会尽快促成这件事。

董健吾以为张学良只是信口开河而已，并没有放在心上，宴席结束后就返回了上海。

谁料，两个月以后，张学良亲自到上海，并派人去接董健吾吃饭。

席间，张学良告诉董健吾，上次答应他的事情可以办了。他准备安排李杜将军经苏联绕道，前往东北去组织抗日义勇军，可以护送小孩进入苏联。

董健吾听了大喜，回家立刻着手安排事宜，果然不久就接到了李杜传来启程的消息。

一行人抵达巴黎，但是却被苏联大使馆拒绝入境。后来，双方僵持逗留了半年，苏联方面只允许毛岸英两兄弟入境上学生活，其余众人只好原路返回。

抗日战争爆发后，潘汉年安排董健吾进入汪伪中央警官学校当了一名教员，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不过，此时潘汉年因为工作频繁调度，两人最终还是失去了联系。因此，董健吾此后被党组织视为“自动脱党”。

上海解放后，董健吾因为年事已高，于是做了一名普通推拿医生。

期间，董健吾曾经写信找时任上海副市长潘汉年会面，或许是公务繁忙，或许是不想见，总之因为种种原因，潘汉年没有答复。

可是，这封信却成了董健吾是潜伏“敌特”的直接证据。自从“潘杨案”发生后，董健吾也遭人举报，马上被带进了监狱进行审问。

罗瑞卿到达上海后，即刻与董健吾面谈，经过调查也未发现“叛变”的证据。后来又请示周恩来如实汇报，将董健吾无罪释放了。

董健吾出狱不久，就生病住院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身体才慢慢康复。随后，他就接到了上海市政府参事议的职务，并马上解决了一大家子人住房以及吃住的问题。不过他的党籍问题因为失联太久，始终无法解决。

1970年12月12日，红色牧师董健吾不幸因病逝世，葬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参考文献：

人民日报：《红色牧师董健吾：革命信仰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