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进化的观影礼仪，被薛之谦腰斩了？

无论是短视频还是照片，拿出手机拍摄的行为都将观影这一应该完整沉浸的过程切割开，碎片化的体验很容易将自己和他人的注意力分散开，大大降低观影过程的体验感。

作者|蓝詹

编辑|孤鸽

薛之谦在个人微博上分享《飞驰人生2》的屏摄画面，在热搜榜上盘踞了数日，引发了全网争议。

“屏摄行为不文明不合法”，这是在“屏摄”行为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而广泛出现后，很多媒体和观众一直在呼吁的观影礼仪。

然而，一位流量艺人的行为，让本来正在形成的规矩受到冲击，甚至有不少人跟风支持。某法律专家称“若屏摄片段是用于自己欣赏，则不涉及违法违规”，更加剧了事态的复杂性。

全民素质走高需要夜以继日的努力，但“学坏一出溜”。一句“为了评价或评论某个已发表的作品，都是合理的使用范围”，让很多人都产生了“原来屏摄可能真的没什么”的误会。

即便不谈侵权之危害，屏摄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不文明行为，因为它会干扰他人观影。

无论是短视频还是照片，拿出手机拍摄的行为都将观影这一应该完整沉浸的过程切割开，碎片化的体验很容易将自己和他人的注意力分散开，大大降低观影过程的体验感。

回溯历史，电影放映活动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观影礼仪在这一百多年中不断进化和改变，看似正在形成文明的规则，却一朝被打破。

舶来品适应新大陆

电影放映第一次在中国出现，是在1896年上海的“又一村”茶楼里。

最初，这种活动被称为“西洋影戏”。彼时还在清朝，由于放映活动是在人声鼎沸的茶楼中，可想而知当时的观影气氛多么嘈杂，完全不同于现代观影习惯。

1904年，西洋使节在给慈禧的寿宴上，以放映活动助兴，不料放映中途胶片起火，此后慈禧便禁止宫中放映电影。但在民间，这种活动已经逐渐发展起来，部分城市还成立了专门的电影院。

1911年，上海市颁布了《取缔影戏场条例》，规定有“男女必须分座；不得有淫亵之影片；停场时刻，至迟以夜间十二点钟为限”，被看作是中国第一部放映管理法规。

电影作为一种舶来品，在中国对标的事物是戏曲，于是看戏的习惯就奠定了人们的观影方式。

在广东话中，“看电影”被称作“睇戏”。过去的票友戏迷，习惯在看戏的时候说话谈天，饮茶吃点，精彩处还会向台上直接扔钱。总之，不管看什么戏，观戏礼仪都离“正襟危坐”的氛围相去甚远。

那时候，中国观影文化的本质，就是看戏文化和茶馆文化，如同鲁迅在《社戏》一文中描述的，看戏的场里总是人头攒动，坐着站着都不舒适。

2000年上映的电影《西洋镜》，讲述了中国人第一次自己拍电影的历史事件——1905年，京剧大师谭鑫培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定军山》。该片便呈现了当事人们的观影氛围，和看戏习惯如出一辙。

早期的电影没有同期声音，只有画面能被放映，声音需要在现场配。《西洋镜》里呈现的现场配音，是表演者坐在观众堆里，现场对口型。这种形式互动感强，大家不会觉得吵闹成问题。

而在欧美，默片往往是在有音乐厅设备和环境的地方放映，现场给电影配乐，就会要求观众尽可能保持安静。

随着社会发展，电影院环境在慢慢转向。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不仅外资公司多，人均收入水平也高，豪华影院陆续开设，出现了和西方观影文化接近的氛围。

1928年，大光明电影院在上海落成，京剧大师梅兰芳亲自为它开张剪彩。在大光明看外国电影是当时的一种时尚潮流，影院内还设有茶室和吸烟室，便于人们休闲放松，后来成为“远东第一影院”。

上海开埠也加速了外国电影的引进和制作技术的输入。1930年代，上海已经有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电影制作工业，还培养了一批以阮玲玉、胡蝶等为代表的电影明星。

可以说，上海完整地发展出了从制作到放映的电影产业链条，也是中国最早有了所谓“现代观影礼仪”的地方。

而作为上海人的薛之谦，没有传承上海的传统，也是本次事件讽刺的地方。

露天放映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向全中国普及电影，采用固定影院和流动放映相结合的方式，诞生了让几代人记忆尤深的“露天电影”。

由于经济水平不够发达，建造电影院和购买配套的放映设施并非易事，除了大城市有电影院外，广大的城镇和农村地区，主要看露天电影，或者将戏院、俱乐部临时改为影院。

作为少数的娱乐活动，看电影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大事，每当有电影要放，早早会去场地占位子，而家里的小孩，往往承担了这样的任务。在经典年代剧《父母爱情》中，就有生动的展现。

露天场所，环境空旷，观影的自由度高，大家可随处走动、说话，对他人的干扰不像封闭电影院那么大。

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一秒钟》，呈现了1960-70年代的放映条件与观影氛围。在当时，胶卷是电影放映的唯一介质，操作胶片机也需要专业的放映员。

放映普遍有间休，因为放映员要换胶卷。碰上超长电影，间休还给了观众时间去解决生理问题。

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曾与建设银行合作，设立专门贷款，在农村的集镇建造固定的“影剧院”，既放电影，也演戏，让农民群体从站着看电影到坐着看电影。1984年，全国集镇影院从1981年的1800家发展到10463家，增长了5倍。

之后，中影公司又开始改造城市影院，装上空调和暖气，提高观影环境的舒适度。为了维护这种崭新干净的环境，观众的观影素质也随之提高，起码在道德上有自我约束。

与此同时，另一个观影场合“录像厅”，也在中国大地四处开花，并在1990年代达到高潮。录像厅里汇集的港台片和外语片的录像带和碟片（几乎都是盗版），成为了很多文艺青年的精神食粮。

导演贾樟柯曾回忆说：“大约是从1984年开始，我几乎天天都泡在录像厅。只要看到长途汽车站有南方打扮的人……拎个黑皮箱，从车站里面出来，一看我就知道有新片子来了。”

为什么不去电影院，而要去看录像厅呢？贾樟柯说：“录像厅里面的银幕世界太吸引人，电影院就不行，因为录像厅里面首先有很多动作片、港台片。”

在他执导的电影《三峡好人》中，主角就是从录像带里看到周润发主演的《英雄本色》，学小马哥的台词和姿势扮酷的。

在录像厅看碟片并不讲究规矩，嗑瓜子、抽烟、喝酒的人不在少数，录像厅的环境也普遍较差，但贵在碟片多，确实能看到好东西，因此培养了不少影迷。

在本次薛之谦屏摄事件爆发后，也出现了一个荒诞的现象：屏摄者的盗播，让不少人从网上看到了王小帅的新片《沃土》，一部注定无法在国内上映的片子。

现代观影礼仪的养成

新世纪后，中国的院线开始了高歌猛进的发展。万达、博纳等院线相继树立起自己的院线品牌，在中国各地开设影院，将看电影这一活动高度商品化。

尤其在2010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突破100亿元人民币，院线更进入了疯狂扩张的时代。2017年，中国跃升为全球银幕数量最多的市场。

然而，繁荣之下，大部分观众还没有被培养和科普所谓的“观影礼仪”。

比如，如果迟到，应该在场内停留一下，等眼睛适应黑暗后再找座位；手机应该调至静音状态，不应接打电话；不要踢前方座椅，观影不要拖鞋；大人要管好小孩子，避免吵闹及大声交流……

大部分现代观影礼仪的产生，是因为放映设备与观影环境的进步，让观影成为了需要沉浸式体验的一项活动。如果影厅很吵，观众便无法感受环绕立体声的音效，体会不到电影中的声音细节。如果前排观众突然开始刷手机，屏幕的亮光也会带走后排观众的注意力。

另一方面，院线的快速发展并没有让版权意识一同得到普及。在智能手机普及前，屏摄的大部分情况是为了录下整个电影，直接放在网络上传播，被称之为“枪版”。观众因为盗版资源唾手可得，而不愿意去花钱购票。

现如今，屏摄的大部分情况不是为了传播盗版内容，而是个人为了发社交网络进行取材，但仍然有可能涉嫌侵权。比如范冰冰在去年做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评审期间，就拍了一张正在放映中的参展影片，发到了微博上。被网民批评后，范冰冰将盗摄图片删除了，没有更多的回应。

吴青峰也曾经在微博上分享过屏摄照片，但他后来将图删掉，因为他认为尽管自己获得了授权，并不是盗摄，但他害怕网民不知道前因后果，看到他的行为也学着去拍，会有不良影响。

而薛之谦的行为，不仅知错不改，而且还触发了破坏观影秩序的不良风气。粉丝有样学样，在网上发布大量的屏摄图片来维护偶像，狠狠踩低了中国观众的平均观影素质。

在观影文化发展足够稳定和繁荣的市场，例如北美，对电影版权的科普已做了许多年，大部分观众都很自觉，不文明行为比较少见。香港对观影的管理更加严格，任何在电影院举起手机或相机拍照的情况，无论用途，只要没有被授权允许，都是违法行为，会被罚款，情节严重者可能坐牢。

归根结底，还是需要观众的自律，尤其是在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道德约束更为重要。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现代观影礼仪看似在形成，但经由薛之谦屏摄事件，我们会发现，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