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女性劳动力：教育提升机会，家庭分工影响收入

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女性劳动力在乡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为农村女性可以带来独特的优势，如促进技术创新、推动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等。

她们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往往被忽视。因此，为了使乡村经济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增强女性劳动力的观念，让她们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和发展机会，是非常必要的。

相比之下，教育对于农村男性劳动力的观念的影响更大一些，这说明农村男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可以改变其对观念的态度。农村女性劳动力受教育年限通过增加观念指数进而使收入显著增加了1.82%。

最后从地域、收入水平等角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对其观念的影响越大，但是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上，该影响不具有明显差异。

一、农村女性劳动力

农村女性劳动力是指在农村地区居住的女性，在农村生产活动中从事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所提供的劳动力。具体来说，这些活动可以包括农业生产、非农业生产、家庭劳动。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定义不仅包括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女性，也包括那些从事非农业产业和家庭劳动的女性。

这些女性可能以自营经营者、工人、雇员或家庭劳动者的身份参与劳动市场，也可能以无薪劳动者的身份支持家庭生计。需要注意的是，农村女性劳动力在农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地位和待遇相对较低，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境。

农村女性收入通常指农村地区女性通过各种合法途径获得的货币或实物的总额。这些收入来源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农业生产：农村女性可能通过自己或家庭成员的耕种、种植、畜牧、渔业等活动获得收入。其他就业：农村女性可能在村内或外的企业、机构或个体经营者处从事各种工作，例如制造、销售、服务等。

政府转移支付：政府可能向贫困家庭提供现金转移支付、助学金、医疗保险等福利，农村女性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收入。家庭服务：农村女性可能从家庭中获得收入，例如照顾老人、孩子、家务劳动等。

其他农村女性还可能从其他渠道获得收入，例如投资、租金、稿费、奖金等。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收入概念和界定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然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的收入数据并没有对农村居民收入进行具体的分类，因此本文所使用的收入是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年总收入，包括农村女性的农业生产收入、就业收入、政府转移支付收入以及家庭服务收入。

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女性参与到全球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从而重新定义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家庭经济学的观点证明，在双方均参加社会劳动时，收入相对较低的一方更适合承担家务劳动，以此来降低家庭收入的机会成本。

二、受教育水平与差异状况

不同地区的居民受教育程度仍存在一定差距，农村女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地区差异，可以看出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所占百分比由东部到西部依次递减，尤其是在大专及以上层级中，东部的比例比中部和西部高出近20%。初中及以下人群所占百分比由东部到西部依次递增，在东部地区，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农村女性仅占总体的10.15%，比西部低了近15%，差距较为明显。这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确实还存在着地区间的教育差异。

女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收入构成。可以看出，中等偏下收入等级的农村女性劳动力群体占比最大，其次是无收入等级的女性劳动力群体，这说明农村女性劳动力收入总体不高。在中等偏高收入和高收入等级上，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比重逐渐增大。

可见教育是农村女性改善收入水平的有效手段，为更好的发挥农村女性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政府应制定相关反对教育性别歧视的法律法规，督促教育公平。并加大对部分地区女性教育的投资，鼓励农村地区女性积极参与教育，提高自身教育水平。

受教育程度均显著影响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观念指数。可以看出，在无收入的农村女性劳动力群体中，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指数增加0.14，该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在四个不同的收入群体中回归系数结果最大，近乎是高收入群体的2倍，这说明对于完全在家从事家庭事务的农村女性来说，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对于观念的影响最大。

在其他三个收入等级中，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分别使三个收入等级的女性指数平均提升0.08、0.10、0.07，该影响性对于中等偏下收入和中等偏高收入的农村女性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对于高收入的农村女性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由此可见，除了无收入群体外，随着收入等级的改变，受教育年限指数的影响显著且略有波动，但总体上看差别并不是很大。根据表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个人因素方面，对于每个层级收入的女性，随着年龄的提高，指数逐步下降，因此年轻的人具有更强的观念。

在东部地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指数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108，即东部的农村女性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指数增0.108，该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中部地区，农村受教育程度与观念指数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91，即西部的农村女性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指数增0.091，该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西部地区为0.085，即西部的农村女性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指数增0.085，该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对指数均有显著影响，该影响效果由东向西依次略有递减，总体上看三个估计的点估计结果差别不大。

三、劳动力事业观与家庭观

据家庭经济学的理论，家庭的分工符合相对优势原则，即由社会劳动收入相对较低的一方来承担家务。这样做意味着，一旦社会劳动收入较高的一方承担家务，家庭总体的机会成本就会增加，因此家庭的收入也会随之减少。为了缓解这一情况，一些家庭可能会考虑外部协助，以获得更多的家庭经济收入。

在传统家庭中，女性在家庭生产中的比较优势高于男性，男性在市场工作中的比较优势高于女性。根据这种观点，女性主要负责家庭事务，男性主要从事市场生产，男性和女性都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效用。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进而导致了她们的收入也变得越来越高，如果说家庭事务完全由女性来主要承担，这将不得不使得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也会提升，这样就会大大影响到家庭财富的增加。

另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思想更加独立，在家中的话语权也越大，而当夫妻双方的受教育水平、收入都不相差太大时，此时双方就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收入去从事家务劳动了，毕竟家务劳动也是一项机会成本十分高昂的投入。

女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仅改变了她们对于自身事业能力的看法，也改变她们对于家庭内部家庭事务分摊方面的看法。拥有更高受教育水平的女性认为自己不应该以家庭为重，成为家庭事务的主要承担者，而是觉得自身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更倾向于把重心转移到工作当中。

女性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观念就会越强，衡量标准是农村女性接受教育的年限，受教育程度和观念呈现正相关关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村女性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观念指数增加0.102，且由上文的稳健性检验可得，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农村女性的观念。根据条件过程分析可知，观念在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受教育年限通过增加观念指数进而使收入显著增加了1.82%。

结语

由于不同地区间的教育不平等。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观念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影响也不同。实证分析中，将地区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在东部地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与观念指数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108，中部地区为0.091，西部地区为0.085。影响效果由东向西略有递减。由此可见，在经济更发的地区，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女性观念指数的促进效果更大。

应该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女性更加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从获取技能教育的角度，推动妇女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提升农村女性就业能力，并通过政策手段让更多女性受到法律保护，加大就业投资，引导她们在技能上取得更大成就，最终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有利的环境，使她们能够获得必要的支持和资源，并在校期间提供完善的帮助和支持措施，这可以包括教科书、在线教育工具，甚至可以提供一对一的辅导，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此外，应加强和完善监督，确保农村女性能够实施、享受教育权利，并且要给予她们全面而均衡的发展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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