罄竹难书！中日冲突延续现代政斗，应当如何正视“二二八”？

文｜武之璋

由于早年两岸隔绝，导致大陆对“二二八”事件的了解不够深入，存在一定的历史定位偏差。"二二八"事件的历史定位一直是讨论和争议的焦点。有人认为它是反对蒋介石政权的一环，也有人认为它起因于陈仪的暴政引发的官逼民反。但这些说法都不准确。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二二八"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延续的一部分，它与蒋介石本人无直接关系。1945年台湾光复后，蒋介石将台湾的行政权力全权交给了陈仪，一个他非常信任的官员。陈仪治台有方，具有魄力和高尚的品格，在短短一年四个月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成就。

为了解决台湾知识分子因日本统治期间与祖国长时间脱节而缺乏从政资格的问题，陈仪采取了有效措施。他成立了短期培训班，例如中学和小学教师训练班、警察和消防人员训练班，以及地方自治培训班，通过三个月的培训，使许多台湾知识分子迅速获得了公务员任用资格，从而为数不少的台湾知识分子进入政府工作提供了途径。

此外，文化方面也有显著的贡献。陈仪时代，大量大陆优秀文化艺术人才和团体来台展演，包括著名编剧和演员如曹禺、吴祖光、欧阳予倩等，以及马思聪带领的交响乐团不仅在台湾演奏，还成立了交响乐团，为台湾的文化艺术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例证显示出陈仪不仅在政治上有着非凡的成就，在文化教育上的贡献也同样值得肯定和记忆。

另外，探讨"二二八"事件为何被视为中日战争的延续，关键在于这次事件的偶发性以及迅速波及全省的范围。起初由卖私烟的一个小事件引发，动乱没有几天就波及到了全省，从台北延伸到中部和南部的乡下地区。现有的资料显示，从埔里到丰原等许多被认为是乡下的地方，都发生了动乱。动乱参与的人数估计在十万到一百万之间，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年轻人。

在这场动乱中，人们之间的通信甚至战报全部使用日语，这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动乱的参与者在日据时代出生或接受教育，心理上更认同日本。即便台湾已光复，日本已投降，国军登陆举行了盛大的受降仪式，但他们心中的日本成分并未完全消散。当动乱发生时，许多人认为是表达自己身份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极端行为，如路上拦截不会说日语或台语的外省人，甚至进行残暴的打击。这种行为虽然从历史角度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是在日据时期受教育并形成了认同感，但这也反映了"二二八"事件混杂的历史背景和复杂性，不仅仅是政治动乱那么简单，而是深层次的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冲突。

一个经常被研究者忽略但极为关键的原因是，当时台湾表面上的秩序良好，让许多外省官员误以为台湾是一个法治社会。实际上，这种看似稳定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日本时期严厉执法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因为台湾人的素质高。台湾人之所以听话守法，原因在于日本警察的暴力执法手段，而非他们内心的自律。

国民党来到台湾后，情况产生了变化。国民党的官员和警察不采取暴力手段，甚至可以说比较温和。这导致了一些人对中国人产生误解，认为中国人好欺负、懦弱。"二二八"事件爆发后，这种误判被推向了极端，动乱蔓延到了全省。许多人看到陈仪治台期间相对温和的管理方式，误以为可以通过暴力很容易地把中国人赶走。因此，暴民提出的要求极为极端，比如要求国军缴械并将其运回中国大陆，以实现台湾百分之百的自治。

此外，还有美国人的影响在背后煽风点火，鼓动"台独"思想。政治上的复杂背景和个别领导人的私心也加剧了这一切。值得注意的是，动乱中被记录参与的许多人在平时都是品行良好的民众，没有任何犯罪历史。他们之所以参与动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心中的日本认同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二二八"事件是中日战争延续的一部分，是多重历史、文化因素交织的产物。

当前民进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中日战争冲突的延续。这种理解是基于对民进党领导层某些成员的看法：这些领导人看不起中国人和国民党，并且持有台湾以日本为文化母国的观念。这种观念有根据地被发现在台湾的教科书中，从而将当今的台湾示和历史事件相联系起来。

身份认同和历史遗緒对于现代政治斗争有重要影响。民进党因此身份认同和历史连续性对中央政府或国民党持有反感。在这一框架内，国民党支持者有理由以类似抗日战争时期的精神对待民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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