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养虎为患到为虎作伥：媒体是如何帮助其他人霸凌德约科维奇的？

春节档的电影，我只看了《第二十条》。出了影院，儿子问我如果遭遇电影中出现的校园霸凌，该怎么办？

面对复杂的社会和理想化的电影，面对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差距，我只能对他说，首先自己不要当霸凌者，然后尽量避免被霸凌，遇到霸凌事件要冷静地寻求老师的帮助。

放眼全社会，霸凌现象无处不在，职业网坛也是如此。

在心理学界，霸凌被定义为“一方故意并反复对他人实施伤害或导致不适的侵略行为，包括身体接触、语言或更微妙的行为等方式。”被霸凌者通常很难保护自己，且一般不会主动做任何导致被霸凌的事情。

职业网球是一项个人运动，球员处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之中，面临的压力很大，要想成功就必须击败对手。这些球员从事的是崇尚和鼓励冷酷无情的运动，因为自己的成功来自于他人的失败。

问题是，明规则和潜规则都要求他们无论输赢都要表现得彬彬有礼。如果球员表现得不像预期的那么优雅或礼貌，他就会成为媒体热议的对象。ATP手册规定，“对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可处达6万美元的罚款”，官方的态度显然是倡导球员避免出现争议性的言行。

这就逼迫球员，一方面在球场上必须打得不可开交，置对方于死地，另一方面又要在镜头前表现得彼此友好，否则轻则被媒体和球迷笔伐口诛，重则被官方处罚。

在这方面，掌握话语权的媒体充当着非常重要，且非常强大的角色。

问题是，媒体的报道就是真相吗？有评论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的媒体已经“陷入了相互操纵、编造神话和自私自利的恶性循环中。”

谈到职业网球，媒体在报道新闻的时候往往喜欢讲故事，他们暗中设定某个球员是故事中的主角和英雄。遇到可能产生争议的事件时，媒体评论的写作者往往像写剧本那样设定正派人物和反派人物。对于媒体来说，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自圆其说，让大众接受他们写出来的故事和冲突。

无论是不是真相，媒体的评论经过反复传播就会被无限放大，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使得那些被设定为反派的人很难辩解，或者他们的辩解反倒加剧了公众对他的攻击——因为反派不可能通过辩解转型成正派，正如配角不能成为主角一样。

这就带来一个恶果，被媒体捧成正派的球员就会有意或无意地去伤害那些“反派”们，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就变成了霸凌。

那么，媒体是如何挑选正派人物的呢？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大多数媒体青睐的是排名较高、年龄较大、技术和经验都较高的球员，这就赋予他们霸凌年轻低级别球员的权力，后者也越来越难以摆脱被霸凌的角色定位。

不管这些受青睐的球员是出于故意或无意，媒体都喜欢根据自己的需求将球员的言行串连在一起，编织成一个称之为真相的故事。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媒体会越来越支持那些受欢迎的球员，并认为他们不会犯错，因为任何负面的言行都会破坏事先设定好的角色定位和故事情节。

于是，一旦某人被定义为反派人物，无论他后来取得什么样的成功，都难以改变公众对其固有的人设定位。

读到这里，相信很多人就会想到德约科维奇。

当费德勒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被媒体吹捧成了神一样的人物，德约科维奇从出道时就注定了要担当配角或反派人物的命运。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球员们是如何在媒体的帮助下，有意或无意地对德约科维奇实施霸凌的。

2006年戴维斯杯塞尔维亚对阵瑞士，费德勒指责19岁的德约科维奇在与瓦林卡的五盘比赛中“需要教练”。在德约科维奇赢下比赛之后，费德勒评论德约科维奇说，“当谈到他的伤势时，他就是一个笑话。”

费德勒后来在2012年澄清说，他当时对德约科维奇并没有负面情绪，但这个迟来的声明显得无关紧要。彼时，费德勒已经成为了媒体的最爱，他说的每句话总会被媒体引向正面，即便他认错也会被媒体赞扬为“心胸开阔”。

随着成绩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大，费德勒的正派人设越来越得到巩固——因为他与更多的资本结成了紧密的战略联盟。

劳力士、奔驰、耐克（后来是优衣库）、瑞士信贷，这些都是实力雄厚的财团，他们与费德勒签下了巨额合同，这些公司保护他免受媒体审查，维护形象，确保他和公司继续赚到更多的钱，这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

费德勒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多，支持的人也越来越多，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这些人都倾向于去保护他，这使得费德勒在网坛拥有无限的权势和至高无上的声望。

ESPN曾拍过名为《给罗杰•费德勒的孩子们的信》的片子，其中称费德勒为“上帝”，暗指他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网球运动员，并说“上帝不可能被超越。”

制片商还用了许多技巧和手法说费德勒在优雅、统治和谦卑之间达到了完美平衡。解说员在片中说：“对手都向他扑来，年复一年，一个又一个都倒下了。你们的父亲在网坛所向披靡，就像雪崩摧毁树木一样，但他是如此地谦逊和优雅，输给他并不可耻。事实上，输给罗杰•费德勒已经成了一种荣誉——这意味着你被编入了体育史。”

费德勒被捧为不可战胜的神，是网坛有史以来最优质的偶像，包括所有球员和球迷都必须崇拜他。这就导致那些在球场上击败他、在球场外反对他的人都被视为必须铲除的邪恶势力。

被赞为“上帝”的费德勒当然永远不会有缺陷，也不会因为他的错误而受到批评，因为任何形式的错误都将被否认或掩盖。作为一位不能接受任何批评的人，费德勒拥有比别人更多的权力，他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费德勒的每一次失败都被视作为一场悲剧，是反派人物的邪恶攻击，更不是对手的胜利。这使得德约科维奇这样的年轻球员更难与费德勒对抗，也更难对抗媒体对他的负面评价——因为他没有费德勒那样的名声，也没有媒体的支持，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当然，那个时候德约科维奇也没有战胜费德勒的实力和技术，他直到2007年才击败费德勒。

伴随着成绩的提升，德约科维奇被描绘成一个总是受伤和假装受伤的人，他一直被其他知名的年长球员和媒体拿出来公开嘲笑。

比如，2008年美网期间，罗迪克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德约科维奇的伤势时说，“他的背部和臀部有伤，还有抽筋、禽流感、炭疽、非典……”

在1/4决赛击败罗迪克之后，德约科维奇对观众说：“嗯，罗迪克说我有16处受伤，很明显我都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多伤，在这么多人面前说我有16处伤，而且还说我是假装的，这一点都不友好。”

尽管德约科维奇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但观众对他的行为仍表示不满，这种遭遇迫使德约科维奇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道歉，“不幸的是，罗迪克说的那些话，我不认为这是故意的。他开了个玩笑，这是个误会。我夸大了，那一刻我的反应很糟糕，我为此道歉。”

这个事例表明，更有影响力的球员可以公开欺负年轻球员，并且还能得到媒体和球迷的支持。于是，他们就会更加有恃无恐。

几个月后，德约科维奇在澳网对阵罗迪克的1/4决赛中真的出现退赛，费德勒就此评价说，“他不是一个从不放弃的人。这很令人失望……罗迪克完全应该赢得那场比赛。我几乎倾向于说，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够健康，就离开这里。”费德勒还说：“如果德约科维奇领先两盘，我认为他不会在第四盘1-2落后时退赛。多亏了罗迪克，他终于退赛了，罗迪克把他逼到了极限，向罗迪克致敬。”

实际上，费德勒并不是这场比赛的当事人，他的所有陈述都是基于自己的推断或假设，而这些经过他的表述之后就被媒体和大众认定是事实。费德勒甚至在同一次采访中说：“我的意思是，他今年和我在蒙特卡洛的比赛中也退赛了，他跟我说是因为喉咙痛。”

费德勒引以为傲的恰恰就是从没有中途退赛，他将这一点与德约科维奇进行比较，以抬高自己的形象。另外，德约科维奇本人并没有对外说自己退赛是因为喉咙痛，费德勒将两人间的私人谈话公之于众，这是侵犯隐私，也是对对手的嘲笑。

后来，费德勒的话还多次被其他人公开提及。比如，2009年澳网费德勒和德尔波特罗的比赛过程中，解说员卡希尔（辛纳的现任教练）等人提到了德约科维奇因“喉咙痛”退赛的事情，并透露说费德勒认为对手“软弱”。

在现实中，媒体更愿意支持一位受欢迎的球员，而观众也更喜欢看到自己支持的球员获胜。快乐倾向理论认为，如果喜欢的人成功而厌恶的人不成功，人们就会感到更加快乐。但是，这份快乐不应该以牺牲某个球员的幸福和声誉，或是霸凌某一方作为代价。

竞争和霸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竞争是指两个人或两个团队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并为此而相互竞争，竞争应该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是一种健康的竞争形式。霸凌则是一种不尊重的形式，有权势的人滥用它来伤害弱势者。这两个概念看起来相似，但有细微的差别。

也许霸凌者并不是故意，但他们作为更有权势的一方，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或更加谨言慎行，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毁掉某个球员的声誉。

德约科维奇在2023年澳网期间说过，他的伤病一直受到质疑，“只有我的伤势会被质疑，其他球员受伤时，他们就是受害者，但我受伤就是假装的。”

从2006年开始，德约科维奇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饱受假伤的困扰。费德勒在2006年和2009年说的话也许是出于无心，罗迪克对德约科维奇的嘲笑也许并不是恃强凌弱，他们两人更不是什么“恶霸”，但他们的发言显然被媒体放大了，客观了造成了持久的伤害。

对于有影响力的球员来说，明智地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权力非常重要，因为滥用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会毁掉一位球员终身的声誉和职业生涯。

对于媒体来说，选边站队和宠溺有影响力的球员，只能是养虎为患，当媒体和财力雄厚的赞助商紧密联系在一起时，他们的公信力就会受到伤害，被绑架在一起为虎作伥，最终也会伤害到自己。

对于大众来说，要时刻擦亮眼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要被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尽管成绩已经证明了德约科维奇的伟大，但他始终难以摆脱负面的评价，也无法抹去一些人对他固有的成见。这是时代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悲剧。

江山代有才人出。新的时代渐渐开启，网坛还会继续出现新一代的霸凌者和受害者吗？对此，我深表怀疑。（来源：网球之家 作者：云卷云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