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的一天,中国,北京。
国安部办公大楼某层办公室一片忙乱,像是发生了什么事。
一位戴着眼镜、领导模样的男人站在走廊,一脸的沉重。一位年轻警官急冲冲走了过来。领导急问道:“怎么样,有消息吗?”
“没有!”年轻警官说,“机场和海关出境记录都查了,没有他的出境记录。”
“他既然决定叛逃,肯定不会通过正常渠道了。应该是偷渡跑了。”领导叹了口气说,“你们继续去追查,我得去向首长汇报这个事,毕竟此人身份特殊。”
领导说着便走了,边走边狠狠骂了句,“真是个败类!”
那么,领导口中的“他”是谁?为什么说他是“败类”?此人又为何要叛逃?
今天就来聊聊其人其事,以及那段隐秘的历史。
出身世家工作能力强
此人就是俞强生(只能写成这个“生”,不然文章发不出来)。
俞强生的出身是极优渥的,俞家在浙江绍兴是传统世家,也是个非常庞大的家族,俞家出的子弟基本都是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占有一席之地。
俞强生出生于1940年,父亲是黄敬。黄敬原名俞启威,学生时代开始就参加革命,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这里说一句,黄敬的前妻就是著名的李云鹤(亦即江x)。
俞强生从小聪明伶俐,1959年考入北京市公安学校(现北京警察学院前身)。毕业后进入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在一处(政治保卫处)任便衣警察。1970年,在北京市公安局任职的俞强生曾任一打三反时的某专案组组长,该专案组负责张郎郎“叛国投敌”案,其中案犯张郎郎被指控为法国间谍。
这个案子办得比较漂亮,也展现了他的出色的侦讯能力,当然,这段专案组的经历也让他日后叛逃埋下了伏笔。
因为工作表现优异,1978年开始,他专门在北京市公安局负责国家安全工作。
1983年7月,国家安全部组建,俞强生便调入国安部工作,一年后便升任五局四处的处长。五局是反间谍局(一说海外派遣局),四处是北美处。网上有资料说他担任北美情报司司长、外事局主任等职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在当年国安部机构设置的架构中,都是以数字代替各局各处部门。
这一年,俞强生44岁,也算是年富力强,前途无量。若是一直按这样走下去,他一定会在仕途上走得更远,跻身部级或副国级都是有可能。
但是,人生就是这么诡异,他自毁前程了。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他情报高官的身份一开始就进入了别国情报系统的视野,围猎和收买在所难免,关键是,看你能不能有坚定的信仰和意志去抵制?
事实证明,俞强生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坚强的信念。
遇美女特工,被色诱成美国间谍
俞强生被策反是在1984年5月前后。这一年,他遇到了一个女人,名叫杨娟(化名),他的一生就改变了。
他和杨娟是在当时北京饭店贵宾楼的扩建中认识的。北京饭店是由港商霍英东投资兴建,贵宾楼扩建过程当中经常有来自香港的工作人员,杨娟就是来自香港的设计师之一。因为北京饭店离中南海太近,所以贵宾楼扩建过程当中,国安部门一直派人盯在现场,进行监督和检查,以免有误。俞强生当时就负责此项工作,于是便认识了杨娟。二人具体认识过程已无从考证,唯一清楚的是,杨娟当时不到30岁,知性漂亮。
俞强生已有家庭,一开始与杨娟的接触也是正常的工作范畴,但不久之后,杨娟竟然对他表示了爱慕之意。这让俞强生很是惊讶。当然,一开始他意志还是比较坚定的,毕竟他清楚自己的身份,也断绝了与杨娟的接触。
事情发生在一个月后,当时杨娟已完成所有工作准备回香港,她告诉俞强生,这一走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见面,大家相识一场,一起吃个饭,也算留个纪念。
听杨娟这样说,俞强生也觉得过意不去,考虑过后,也答应了对方的邀约。
晚上吃饭时,杨娟喝了不少酒,借着酒劲,她再次向俞强生表达了爱意以及不舍之情。
俞强生望着眼前这个楚楚动人的美人,也一时动了情,也喝了不少酒。这顿酒喝下去,直喝得不省人事。
第二天起床时,他错愕发现自己竟然睡在一家宾馆里,而旁边竟然是赤身裸体的杨娟。
他惊讶得不知所措,而杨娟羞涩地告诉他,一切是她自愿的,她永远将他记在心里的。
俞强生以为他们二人只不过是萍水相逢,分别后不会再相见,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但是,他想简单了。
几个月后,杨娟再次来到了北京,再次出现在俞强生的面前,她说她是来旅游的,当然也是太想他了,所以来见他。
俞强生虽然有些惊慌失措,但面对杨娟的柔情蜜意,他终于没有招架住,倒在对方的石榴裙下。之后一段日子二人天天缠绵在一起。
一次,杨娟问俞强生有没有什么军事政治之类的情报资源,她可以卖到香港,能赚大钱,她有路子。
听到这话,俞强生脑子一激灵,多年情报经验让他意识到,眼前的女人有问题。在他再三逼问下,杨娟终于承认了,她是美国中情局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