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欢 | 婚难时代，农民如何应对？

张欢

（中南民族大学讲师）

（首发腾讯新闻@新乡土）每年春节，农村青年相亲、结婚都成为热议话题。今年返乡，感触最深地是，农村年轻人结婚越来越难，或许真的进入到一个“婚难时代”。用豫东农民的原话来讲就是，“一个儿子结婚要100万”，“离婚就像家常便饭”。笔者经过反复求证发现，这并非什么戏谑之词，竟然是普通农民家庭正在经历的活生生的社会事实。问题在于，为什么当前普通农民家庭的结婚成本如此之高，100万资金要从哪里来呢？换言之，在婚难时代，农民如何应对？

一

坐标豫东平原，该地区近年来也成为农村彩礼的高地之一，从2020年的15万元左右涨到当前的25万元左右，房子车子一般也成为硬性条件。“一个儿子结婚要花100万”，普通农民家庭面临的结婚成本越来越高，这几乎成为当地农民的共识与事实。针对此，笔者专门访问了一些亲友，他们长期生活在村庄，热衷于参与村庄婚丧嫁娶等仪式性人情，深度嵌入村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深谙地方社会为人处世之道，对于当地农村婚姻生活的相关情况比较熟悉。

据了解，在豫东平原，关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婚姻成本，具体明细如下表。

再来看看两个案例，这些都来自身边的真实故事。

案例1：51岁，两个儿子，小儿子2023年底结婚。其婚姻花费：订婚28万，买车21万元，社区买房42万，婚庆唢呐班子1万元，改口费1万元，酒席40桌包括烟酒3万，三金2万等，总共花98万元。其中父母借20—30万元。

案例2：40多岁，一个儿子，2021年底结婚。2017年县城买房+装修共50万。彩礼24万。买车23万元。酒席、烟酒、婚庆3万元等等。总花费100万。

从我们的访问来看，1个儿子结婚要花100万元，是当前豫东平原比较普遍的情况。对于婚难时代，不少研究者从男女性别比失衡分析了其背后的复杂成因，由于传统生男偏好、计划生育政策以及高嫁低娶模式等多种因素叠加带来的男女性别比失衡，进而由此带来农村年轻人结婚难的困境，一个普遍的趋势是：农村往往大龄未婚男性居多，而城市则大龄未婚女性居多。从豫东平原的经验来看，农村男女性别比失衡的趋势也日趋严峻，尤其表现在相亲成功率越来越低、年轻人结婚成本越来越高，这无疑加剧了婚难时代的困难程度。因此，本文试图进一步回答：在高结婚成本的社会事实下，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是如何应对这一结婚压力的？

二

原本以为，“一个儿子结婚100万”，这对于普通农民家庭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困难与压力，结婚成本这么高，普通农民家庭是否能够承受，农村结不起婚的大龄未婚青年是否会明显增多？结果让笔者感到意外地是，一个200户的村庄，除了几个年纪大的老光棍，竟然极少有30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据了解，目前只有一位30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其父亲去世，妈妈改嫁到本村，最主要的原因是长得不俊，还不务正业，当地称之为“半吊子”，以前在外面有过小偷小摸的黑历史。在村民眼里，这样的人“打光棍”是其必然的归宿。因此，只有少数大龄未婚青年的事实也说明，在高婚姻成本下，大部分农民家庭基本上都能够帮助子代完成结婚的人生任务。

问题在于，在婚难时代，为什么豫东平原地区因为结婚成本高而未婚的农村大龄青年却不多？如果说大部分农村青年能结得起婚，一个儿子结婚要花100万，钱又从哪里来？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带着这个疑问，我访问了身边的一些亲友。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策略。

第一，至少需要15年的持续积累。凡是有儿子的家庭，父母一般提前15年就要开始谋划攒钱。对于父辈而言，如果只是三五年的时间，谁也凑不够70-80万。如果不做生意，农村人想要暴富的可能性很小。如果只是靠打工，一年结余5万元都算了不起。因此，父辈往往自从结婚开始过日子起，除必要的日常开支之后，结余的钱都要存起来留给下一代，用于将来子代结婚盖楼/买房买车。从本地中年人的经历来看，一般是从25岁结婚就要开始存钱，43岁左右就要开始面对小孩相亲结婚的大事了。

据了解，在2008年之前，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积蓄基本上每年2万元都存不到，因为那时候工资水平很低。一位中年农民回忆到，2013年之前儿子都24岁了，家里只有不到10万元的存款，儿子结婚之前还有两笔大额支出，一笔是2004年建房花了4万多元，另一笔是老母亲住院花了5万元。近十年来，当地农民开始规模种植大棚西瓜，农民生活水平才因此有了显著改善。如果夫妻俩种10亩左右的西瓜，基本上每年能够结余5万元左右。如果夫妻俩的管理经验更加丰富，再加上爷爷奶奶身体健朗的话，就可以把西瓜种植规模扩大到20多亩左右，会过日子的家庭一年结余10万元也是可能的。近十年来，不少农民家庭因为规模种植大棚西瓜而在村里盖起了楼房，甚至在县里买了房，娶了儿媳妇。春节期间笔者发现往年熟悉且活跃的邻居都不在家，后来了解到原来是因为今年春节天气回暖，西瓜苗子长得太快，不少种瓜的农民大年初一就全家总动员下地栽西瓜去了，村庄里弥漫着热火朝天的农业生产气息。

第二，长期以来的低消费习惯。对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而言，在儿子结婚之前基本上没有5万元以上的大额消费，除非涉及到建房或老人去世等大事。访谈了解，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日常消费3-4万元/年。其中大项开支包括农业生产投资2万元/年、人情往来6000-7000元/年、过年1万元左右等。总体而言，豫东地区农民家庭日常生活方面的消费相对克制。因为当地平原地区具有优质的土地资源，因此还未脱离农业生产，米面油蔬菜蛋禽等生活物资的自给程度较高，一家人一顿饭的生活成本常常不超过10块钱。

笔者观察到豫东地区农民家庭普遍维持高积累、低消费的传统习惯，也就是说儿子结婚之前一般积攒了大几十万的存款水平，而日常消费则保持相对克制的水平，该地区农民家庭的消费转型相对其它地方而言是比较缓慢的。比如一般家庭的饮食习惯是一顿饭炒一个菜，两个老人的日常饮食一般是馒头+稀饭+酱豆子，但在有客人时一定是丰盛款待。这在当地父辈话语中是“会过日子”，在挨过饿的祖辈话语中是“丢米丢面有罪”的逻辑。而影响这一客观行为逻辑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高积累低消费顺利完成子代结婚的人生任务，而越来越高的结婚成本使得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显得更加厚重与沉重。

第三，祖辈的资源输送与代际支持。每年春节期间，我们都会特意去看望一下老人，当我们顺便给个红包时，他们都会百般推辞，话语中自觉不自觉地操心孙辈结婚买房的事情。事实上，祖辈也通过资源输送和代际支持参与到孙辈结婚的核心目标中来。具体而言，一是资金支持，比如邻居家的儿子年前在相亲过程中要25万元彩礼，邻居主要是在村里种西瓜，为了儿子结婚，买一辆车花了15万元，县里买房花60多万已经借债了，因此家里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去送彩礼，于是爷爷便主动拿出了10万元的养老钱给孙子送彩礼救急。二是劳力支持，当地老百姓普遍的生计来源是种植大棚西瓜，一般对于祖辈而言，只要还能干得动，普遍都会主动去西瓜地里帮忙栽瓜种瓜除草之类的，继续提供5-10年的劳力支持。春节期间，走到哪里总能看到老人在墙边勤劳地编织手工，老人们都说“闲得难受，挣个吃馍的钱”，实际上也是不想给子代增加养老负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应付孙辈的结婚成本，往往是由父辈和祖辈两代人的高积累低消费与自我剥削换来的。

第四，两个儿子必然借外债。一般家庭一个劳动力每年能剩余4-5万元就不错了，至少要存够15年。如果夫妻俩能够存个7-8万元/年，这样一个儿子结婚时就不需要借债。但如果是两个儿子的家庭，那么父辈借债几乎是必然的。一般一个儿子结婚之后，父母前半辈子的积蓄就被掏空了。一些父母在儿子结婚后忙着继续挣钱还债，如果借20万元至少要4-5年的积累才能够还清。

可见，一个儿子的家庭，如果父母勤劳能干、勤俭节约，持续积累15年以上，爷爷奶奶生活能够自理甚至能够进行代际支持，期间整个家庭还没有大病等5万以上的大额支出，那么一个儿子结婚，父母如果倾其所有勉强能够完成任务，但两个儿子父母就必须借外债。农民家庭一般是优先向亲戚朋友借钱，实在借不到就要去银行贷款。然而，子代结婚的所有花费都由父母支付，父母借债父母还，儿子帮忙还债的极少。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对我们的父辈和祖辈肃然起敬。在婚难时代，他们不仅承担起了厚重的代际责任，也展现出了巨大的生存韧性与良善品质。然而，当父辈掏空所有地帮助子代完婚，结果越来越多地年轻子代似乎对于父辈无私的爱视为理所当然，不少年轻人在父辈过度保护下表现出了心智不成熟或缺乏责任感的啃老心态。尤其是看到一些身边的年轻人因为鸡毛蒜皮而草率离婚，不免让人唏嘘不已。因为父母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打光棍，二婚的结婚成本不亚于头婚，这对于父辈而言显然又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张欢 中南民族大学讲师

2024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