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中欧关系，从后天看明天

编者按：2024年2月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主办的在京顺利召开。近40位来自人大重阳的专职、部分兼职与校内部分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畅谈新时代下的新作为、新担当。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义桅在“迎春研讨一：变革与重塑：2024年世界与中国未来”环节以《不确定性时代的确定性伙伴——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为题发言，以下为其发言实录：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义桅（资料图片）

首先，非常感谢人大重阳的邀请，让我有机会与各位专家交流学习。当然，在线交流只是个替代方案。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个人对于中欧关系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不确定性是所谓最大的确定性。正如总书记所说，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大变局里，如何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未来的全球化进程，还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息息相关。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涉及到格局之变、体系之变和观念之变。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西方中心论的衰落是这个大变局的一部分。总书记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相对中性的观点，以前李鸿章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多是无奈的感慨，非常被动的，甚至是非常悲壮式的变局。而这次变局更多是一种适应和应对，其中也蕴含着新的机遇，并不完全都是负面的。

不确定性从何而来？近代以来，我们说器物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现在中国和西方在器物、制度和精神文明三大领域都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例如，在电动汽车领域，他们质疑我们的补贴政策以及举国体制；在数据安全方面，涉及到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最后甚至上升到了文化文明层面。这是中西方关系不确定性的一个周期原因。与此同时，世界本身的不确定性也需要中西方共同来应对，比如人工智能、区块链去中心化等技术变革。这是从两个维度上思考如何规避西方从器物、制度到精神文明所谓的竞争，以及如何应对其对人类生产、生活、思维方式的威胁。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中欧关系与中美关系的不同之处。

器物层面，美国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而欧洲则更注重维护自身的规范和秩序，这种性质上的差异导致了中欧关系与中美关系的不同。

制度层面，美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特征较为明显，中国则在不断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这打破了美国的私人资本垄断，对美国的产权以及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感构成了挑战。相比之下，欧洲以社会市场经济为主导，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不像美国那样警惕和反感。因此，在做美国工作和欧洲工作时需要有所区分。

精神层面，美国是一个宗教性国家，而欧洲则是一个世俗社会。所以，我们在做美国工作和欧洲工作时是要有所区分的，笼统地说“西方”也是不太妥当，我们提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平等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句话更多的还是针对欧洲来讲。

美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多极化，一切都必须是由美国所领导的，而他不能领导的时候则会怪罪于他人，近年就随意把中国作为替罪羊。布鲁塞尔有一句名言：“美国人不喜欢中国是因为中国本身，欧洲人不喜欢中国是因为中国行为。”

中国在很多美国战略家甚至普通老百姓眼中是原罪式的存在，是不断增长的力量，而中国在欧洲人看来是一种文明的复兴，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塑造和影响。根本性质是不一样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底会见欧盟领导人时，对于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二十年做了一个概述，“中欧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关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不能因为制度不同就视彼此为对手，不能因为出现竞争就减少合作，不能因为存在分歧就进行对抗。”这句话却很少对美国讲，因为美国根本没有把中国作为伙伴来看待。在会见欧方领导人时，习近平主席特别提到三个伙伴关系：

第一，经贸合作的关键伙伴。尽管欧盟现在不是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近些年来东盟取代了中国的位置，但就技术含量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而言，欧盟与中国的合作水平显然更胜一筹。

第二，科技合作的优先伙伴。自改革开放以来，欧盟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占据了中国引进技术的半壁江山，其外资贡献也极为显著。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的技术转让总和都不及欧盟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量，因为美国和日本是紧密的同盟关系。

尽管欧盟的27个成员国中有23个是北约成员国，但由于欧盟本身并不是一个国家，因此欧盟与中国在技术、科技市场方面的合作仍存在多种渠道，当然也存在一些所谓的武器禁运等问题。

第三，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可信伙伴。在全球供应链紊乱的背景下，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为什么选择欧洲呢？因为欧洲对外市场依存度非常高。去年，英国（已脱欧）、德国对中国的投资急剧增加，甚至迈上了历史第二高位。这与美国对华投资急剧减少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现在推行的是所谓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印太战略。尽管欧盟和德荷法也有印太战略，但其目的更多是展示存在和规范，和美国试图构建的一种新型的全球化、排斥中国的全球化存在本质区别。

所以，习主席强调，中欧应该相互支持、加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与欧洲一体化，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同欧盟“全球门户”计划对接。我们不会考虑与美国的中间走廊等计划进行合作，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美国也不会与我们合作。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数字文明和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欧盟是所有大国、大经济体中最受重视的伙伴。因为中国的未来现代化愿景，包括低碳生活、绿色经济等方面，既受到欧洲人的启发，也与欧洲作为重要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的设想相契合。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未曾改变的事实。

二、全球化的嬗变

当前，全球化正在经历从工商文明引领的1.0时代到数字文明引领的2.0、生态文明引领的3.0转型。因为欧洲不像美国地大物博，其地形比较脆弱，低地国家易受海平面和气侯变化的影响。此外，欧洲没有自己的搜索引擎，比较依赖于美国的搜索引擎，因此更加注重战略自主和数字主权。欧洲对中国在数字化发展方面的成就抱有羡慕之情，当然，欧洲也感受到了这一发展带来的威胁，但其态度与美国试图阻挠的性质存在本质区别。中欧是普惠包容全球化的合作伙伴。

三、中欧关系：从后天看明天

因此，中欧关系需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同时避免在某些旧领域陷入竞争。我提出了一个口号：“从后天看明天”。所谓“后天”，是指人类社会必须超越地缘政治博弈、大国对抗，并着眼于人类的未来。而“明天”则意味着直接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构成挑战的未来。我们应当把握住今天的机会，深化中欧关系。我想提出三个“71”的概念。

1871年，德国实现统一，标志着英法代表的西方的没落和德意志的崛起，形成今天的三分天下：欧洲一体化和德国制造业中心，RCEP及中国在东亚的制造业中心地位，NAFTA与美国在北美的中心地位，都在这段时间内得以确立。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制造业开始衰落，经济脱实向虚。此时，中国逐步融入了这一体系，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无法战胜俄罗斯的情况下仍然在乌克兰问题上煽风点火，其目的是通过QE量化宽松政策让全世界为其买单。所以，醉翁之意不在乌克兰，而是推行美国的新型金融霸权，中国和欧洲都是受害者。从这个角度来讲，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阵痛一直到今天仍未结束，中欧在数字货币、后美元时代以及金融支付体系的多元化和多极化方面是天然的合作伙伴。

2071年，人类将从碳基时代过渡到硅基时代，人定义机器还是机器定义人？人类将何去何从？

这三个“71”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思考中欧关系的视角。

欧盟对中国的三重定位分别是伙伴、竞争者、对手。这一认知已经相对固化，但这个顺序和轻重缓急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的行为，并非一成不变。由于当前欧洲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欧洲议会大选和成员国大选，以及民粹主义的崛起，欧盟能力有限。因此，如果欧盟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者和对手的优先事项推迟或延后处理，这将成为我们对欧工作的重点。美国在这一点上也是采取类似的策略，即根据情况开展合作，这种合作是由美国定义的有限合作。美国和中国就是谈安全也是说Safety，而不是说Security，这点和欧洲是不一样的，欧洲与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更为深入。

中欧合作需要双多边结合、虚实结合和软硬结合。以下是我的几点建议：

1. 经贸合作方面：当前，中欧服务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在跨境电子商务区、创意文化产业的合作潜力巨大，包括知识产权贸易和新质生产力。随着工业4.0时代的来临，数字、绿色、低碳等新贸易方式不断涌现，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然而，这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欧盟在法国的引领下实施了碳税和对我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搞保护主义，这对我们构成了挑战。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双方的合作方向。在第三方合作方面，今年我们举办了中非峰会，中欧非三方合作一直是一个老话题。如何在此领域实现创新，特别是在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方面，以应对SDG目标的实现，这是我们面临的机遇。

2. 科技合作方面：欧洲十分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他们担忧特朗普重新执政可能会退出气候变化协议。因此，中国成为了欧洲的主要经济体合作伙伴。中欧数字伙伴、绿色伙伴潜力巨大。欧洲在交通运输减排方面的努力，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中国也希望在电动汽车等领域做得更好，甚至推动在欧洲的生产。例如，比亚迪已经在匈牙利设立了生产基地，打破了传统的欧洲汽车在中国生产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转变，预示着中欧关系正朝着更加平等、对等方向发展。

3. 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方面： 中欧班列的高质量发展为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稳定做出了贡献。中欧陆海快线以及冰上丝绸之路等项目，进一步巩固了中欧之间的联系。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的八项行动计划中，特别提到了通过跨里海直接拉直线，从新疆、中吉乌到欧洲，从而绕开俄罗斯和乌克兰，进一步紧密了中欧之间的联系。现在，我们强调中欧班列和互联互通高质量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等议题，包括职业教育和数字创新等方面的合作。

近年来，各种机制和人文交流都在恢复。这些为中欧未来在新质领域的合作描绘了宏伟的蓝图，同时规避了旧质领域的竞争关系。欧盟外交事务高级官员博雷利去年底来中国访问时也提出，要对接“一带一路”和“全球门户”计划，这样就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中美的技术性缓和也为中欧关系改善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尽管仍存在不确定性，尤其在美国大选和欧洲各国大选的影响下，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和政策受到美国很大的影响。但随着下半年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以及特朗普可能重返政坛的情况，欧洲将更加迫切地寻求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尤其是在解决俄乌冲突、中东等热点问题上。包括朝鲜和台海，对中国充满了挑战又充满了误解，但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在技术缓和时期，中欧双方可以绕过美国的规制，共同制定“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规范和标准，这是欧盟的强项，因此双方有很多合作的空间。

更学术性分析请参考我的两本著作，分别是《全球视野下的中欧关系》和《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谢谢大家！

// 人大重阳

RDCY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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