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沃尔特：美国为什么在外交政策中像神经质一样固执

评论导读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强国间的动态及其政策的实施与变化不仅对本国的利益产生深远影响，也对全球安全、经济与政治格局造成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尤其是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模式的重复：对已证明效果有限或甚至无效的策略的坚持使用。这种现象不仅揭示了大国政策制定的惯性问题，也反映出了全球政治环境中的深层次挑战。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美国及其盟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模式展示了强权政治的一个侧面：即便是在政策明显无效或反效果的情况下，也能因其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支撑而免于立即和严重的后果。正如文中指出的，不论是通过军事手段试图强迫其他国家屈服的做法，还是频繁地采用经济制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都未能有效地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际矛盾和冲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立场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倡导的是一种不同于强权政治和零和游戏的国际关系理念，强调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解决国际争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当前一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此基础上，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建设性的国际关系，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本文作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事务教授，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代表学者。他提出了结盟理论中著名的“威胁制衡”理论。著作有《联盟的起源》（Origins of Alliances）、《革命与战争》（Revolution and War）、《驯服美国权力》（Taming American Power）、《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等。

美国需要更多的专家

应对其主要竞争对手

富裕且强大的国家，如美国，即使在某些做法反复证明无效时，也能够不受立即严重后果的影响，继续其行动。白宫的掌权者可以更替，总统的任命官员可能来来去去，新的危机可能突如其来，而相同的陈旧应对措施会被重新拿出来，拂去尘埃，再次投入使用。有时，熟悉的方法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们几乎变成了本能反应：掌权者很少质疑它们，而持不同意见者如果试图说服上级采取不同做法，则面临艰难的挑战。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无人质疑这些做法。这就是外交政策的自动驾驶。

我并不是想在华盛顿找份工作，这让我自由地提出一些关于这些反复使用的应对措施的问题。以下是我目前的四个最关注的问题。

1. 为什么我们总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轰炸获得胜利？

一个多世纪以来，空中力量的倡导者声称，可以利用它来惩罚对手，让他们屈服。因为美国、以色列、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可以在某些地方（例如，加沙、乌克兰或也门）几乎不受限制地使用空中力量，他们继续认为，通过投掷炸弹、进行无人机打击或发射巡航导弹攻击对手，将会说服目标升起白旗，并做出他们所要求的一切。

要是这是真的就好了。实际上，正如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和其他人令人信服地展示的，空中力量很少，如果有的话，是一个有效的强制工具。用常规炸药或燃烧弹轰炸德国和日本并没有导致他们的领导人投降，美国对北越进行的大规模强制轰炸活动也没有说服河内放弃统一国家的运动。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反复空袭并没有说服真主党或哈马斯放下武器，也没有减少巴勒斯坦人对自己国家的渴望；如果说有的话，这样的行动只是加强了他们的决心。沙特阿拉伯对也门的轰炸行动并没有说服胡塞武装屈服，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的攻击也没有说服基辅放弃。你可能会认为北约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对塞尔维亚的空中行动是空中力量的一个罕见成功故事，直到你发现塞尔维亚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那次行动结束时获得的协议比炸弹开始落下之前被提供的要好。

空中力量作为一种强制工具之所以效果差，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尽管在产量、精确度和监视方面有所改进，常规空中力量无法使一个社会屈服并迫使其遵从。对手有太多方式可以适应和忍耐。看看加沙：它是一个小而人口密集的飞地，以色列可以随意轰炸，但以色列仍然无法那样消灭哈马斯，其努力这样做对其全球形象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其次，向人们投掷炸弹产生的不是遵从的愿望，而是抵抗的精神和复仇的渴望。

我当然不是在暗示空中力量毫无军事价值。当与强大的地面或海军力量结合时，制空权可以帮助国家赢得陆地或海上的常规军事战役，并最终使它们能够对被打败的对手施加意愿。但它自己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拥有强大空军力量的领导人应该停止认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快速、低成本且高效的方式来说服对手屈服。但是，祝你好运，试图在如今的华盛顿、耶路撒冷或莫斯科说服任何人。

2. 我们必须多少次“恢复威慑”？

当强国对做了他们不喜欢的事情的对手使用武力时，官员们经常声称他们的目标是“恢复威慑”。以色列官员在多年来的许多场合宣称这是他们的目标，最近一次是在10月7日哈马斯的攻击之后。同样，美国政客为了证明使用武力的必要性，常常认为有必要恢复对伊朗、俄罗斯、胡塞武装或其他可能做出我们反对行为的人的威慑。

请注意：这个目标本身并没有错。如果对手因为低估了你的决心或能力而错误地认为它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行动，那么展示它们判断失误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发现自己不得不定期地恢复威慑，它应该考虑其回应是否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至少，需要不断惩罚某人以恢复威慑告诉你，过去的打击并没有按照你希望的方式改变他们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这甚至可能使问题变得更糟，要么是通过激发对手的复仇欲望，要么是通过增加他们表明自己不能被恐吓的需求。面对重复的惩罚仍然挑衅的行为是一个好迹象，表明对手非常有动机，那些威慑威胁持续失败（因此需要不断恢复）的国家应该问自己，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减少对手挑战现状的动机。是否可以想象，某种妥协比另一轮无意义且无效的暴力更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3. 美国能否最终承认，朝鲜不会放弃其核武器？

朝鲜对韩国、美国，有时甚至对其中国赞助国来说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重复的美国政府不得不比他们可能希望的更多地关注平壤，他们的关注重点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其核计划上。克林顿政府试图通过1994年说服前领导人金正日放弃核武器，但双方都没有遵守协议，最终该协议崩溃。朝鲜在2006年进行了其第一次武器试验，今天据信拥有大约40至50枚弹头。

朝鲜之所以想要核武器，是因为它们是防止外国领导的推翻金家族努力的终极保证。很难想象一组胡萝卜和大棒能说服其领导人放弃这种有力的保护，然而朝鲜的“无核化”仍然是美国的主要政策目标。换句话说，美国正式承诺达成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这无疑限制了开发更有效方法来解决这一反复出现的问题的努力。尽管有资历深厚的专家呼吁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接受朝鲜核武库的现实，美国政策仍然停滞不前。是时候承认现实，并以认识到朝鲜放弃其核武库的可能性与美国一样小为基础来制定美国政策了吗？

4. 美国会停止过度使用经济制裁吗？

我有时想知道，是否有一台机器埋藏在华盛顿的某个不起眼的建筑里，它扫描新闻电报，识别出当前正在激怒美国官员的人，然后吐出一份要对那些负责人实施的经济制裁清单。我当然是在开玩笑，但每当美国政策制定者对某人感到愤怒并想做些什么时，他们的首选是冻结一些外国资产、限制贸易、拒绝敌人进入全球金融市场，或限制某些外国官员的旅行能力。即使每个人都知道这不会丝毫改变目标的行为，制裁已成为当武力不是一个吸引人的选项时的首选举措。

正如空中力量一样，设计得当的制裁可以帮助一个国家实现一些外交政策目标。例如，在战时，禁运和其他形式的制裁可以削弱对手并减少其战斗能力，尽管它们很少有决定性效果，而且肯定不会迅速发挥作用。正如仔细的学术研究所显示，对未来制裁的恐惧可能会说服一些目标不去做某事，但如果他们继续违抗制裁威胁，这意味着他们预料到了压力并愿意支付代价。制裁通常太慢且太容易被规避，无法使决心坚定的对手改变行为，然而美国政策制定者坚持使用它们，而不费心考虑它们是否会有效。我们仍在等待共产主义政权在古巴在65年左右的制裁后崩溃，这告诉你需要知道的关于它们作为强制工具的有效性的一切。

正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的，我的问题列表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因为美国有如此多的工具可以用来对他人施加压力，所以一旦出现问题的迹象，就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去使用它们中的一个或多个。我们决定我们希望其他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通知他们我们的要求，然后开始加大压力或惩罚，希望对方屈服。然而，这种方法很少有效，因为我们通常要求他人做出重大让步，因为施加压力给了对手更多抵抗我们的理由。毕竟，如果一个外国政府或叛乱团体一旦华盛顿投下几颗炸弹或施加一些财政处罚就屈服，什么能阻止美国官员以后提出额外的要求？

我们对强制工具的本能过度依赖和我们对无法实现目标的固执坚持是美国更有效外交政策的重大障碍。华盛顿希望其强制工具箱能够让它在几乎不需要妥协的情况下得到自己想要的，而不是通过最小的威胁和压力说服他人做我们想要的事情——这是外交的主要任务。理解他人并试图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是困难且耗时的，而加征一些更多的制裁或发送一个战斧导弹既快速又容易，而且使掌权者看起来坚定不移。不幸的是，这种接受或拒绝的方法给对手很少理由达成协议，更不用说坚持我们可能能够强加给他们的任何协议了。如果美国人希望他们的领导人在行动前思考，那么是时候开始向他们提出更多问题，并坚持更好的答案了。

原文标题《斯蒂芬·沃尔特：美国为什么在外交政策中像神经质一样固执》，文章来自公众号“尚道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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