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曹雪芹的“文化冲突”——“以经解经”读《红楼》

作者： 唐德刚（1920.8.23～2009.10.26）

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

《红楼梦》和其他许多世界名著一样，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百读不厌”之书。它能够叫人家一读再读的道理，便是它能使读者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知识水平、不同的社会阶层，甚至不同的地区——不论是国内或是海外——读起来都会发生不同的领悟和不同的梦境。人生自幼及长到老，原是变化无穷、迁徙不定的。在简易、变易、不易的诸种情况之下，每次一翻《红楼梦》，都会觉得它是一部新书，所以又要把它重看一遍，或至少是再看一部分。这样《红楼梦》便永远看不完了。

在我自己的记忆里——我想这也是和我同辈知识分子的共同经验——我幼年启蒙未几，那些黛玉、宝钗一类的名字，便和林冲、武松、赵子龙、关云长等绞在一起，分不清了。这也是传统中国当年的一种社会教育吧，在我尚未读过《三国》、《水浒》和《红楼梦》时，我对那些书里的故事，有许多都已相当熟悉了。

笔者是在一个农村中的大家族里长大的。我们那个大家族——乃至我所熟悉的和我们门当户对的大家族——论人才、论钱财，当然是无法与荣、宁二府相提并论的。但是那种有条不紊的宗法结构和错综复杂的人事纠纷，以及表兄妹之间谈情说爱的故事，和荣、宁二府里所发生的倒是一模一样的，有时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所以《红楼梦》里所描写的大小事故，在刚会看小说的我们那批青年读起来，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可是，一个学历史的大学生，坐在重庆防空洞中看《金玉缘》，其领悟就又不一样了。在大学时代我就觉得《红楼梦》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社会史料书。它所描绘的是大清盛世上层阶级腐化的社会生活。书中主要的大情节当然难免于虚构和夸张。但是全书中的细枝末节——言谈嬉笑、吃喝嫖赌等数不尽的小故事，倒是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实况。小说家下笔能使读者读来有栩栩如生之感也者，就是他善于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实情。

且看“这里茗烟走进来，便一把揪住金荣，问道：‘我们……’”这段笔者实在不应抄下去。但这种生动的故事，你能说是假的？在这回“茗烟闹书房”里，作者提供了我们传统士大夫——例如樊樊山、易实甫等，所不以为耻的；美国人士认为民权所在，宪法应有明文规定的；而笔者不忍照原文引述的有关“同性恋爱的史料”！这种对当时社会史料做了有声有色的保存，实在不是《细说清朝》的黎东方教授和编撰《清史》的萧一山、张其昀诸先生所能做得到的。

刘姥姥不也是告诉我们：“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第三十九回）

这不是康熙时代的“物价指数”吗？在萧一山的《清代通史》里，哪厢去找呢？曹雪芹对“可卿救我”那场香艳的梦，可能是胡吹或暗谕；对物价，他就犯不着另造了。写小说的人也不会想到要扰乱市场、坐收渔利！

当然《红楼梦》中所描写的也有许多足使读者迷惘的生活情趣和美中不足的缺笔。例如贾府中自老太太而下，大家都喜欢吃“野味”。那年冬季多风雪，住在“园子里”的宝二爷和青年姑娘们，一日三餐都要踏雪回到贾母上房来吃饭，未免太辛苦了点。老祖宗为爱惜儿孙，就叫他们在园子里自开其“小灶”。至于开小灶所需的柴米油盐和一般肉类和菜蔬，大家可按“分例”到总管账房里去支取，可是那些名贵的“野鸡獐狍各样野味”，就只好到王夫人或贾母那里去“分”了（第五十一回）。

《红楼梦》里提到贾母以“野味”赏人的，还可找到很多条，足见贾府上下都嗜食野味，《红楼梦》的作者本人有此同好，也就可以想象了。“野鸡獐狍”，对广东佬说来，可能确是珍品；但是长江流域的人和北方人，可能就没有这种嗜好了，大家偶一食之则可，像贾府上下那样常年不断地吃，这情况可能就不多了。

笔者在大学时代，对《红楼梦》描写人物方面，最感到遗憾的则是作者的缺笔。我们的作者对书中男主角宝玉的描写，真是从头到脚，处处顾到，无一丝遗漏。他对宝玉乌油油的辫子，不厌其详地一提再提（见第三回及第二十一回）。而对我们女主角黛玉的绣花鞋则只字不提！

我国传统社会里，女子做女红，整日价手不离针的，多半是在做绣花鞋——因为鞋在日常生活上需要量最大，也是家庭妇女随做随放、携带起来甚为方便的针线活。在京剧里《探亲相骂》的那位婆婆就“骂”她的不中用的媳妇：“一双绣花鞋，绣了三年多！”我们安徽凤阳花鼓里那位妻运欠佳的老大便自叹他的老婆是“一双大脚窝”。笔者作此文的前夕，侯榕生女士曾请夏志清和我一起去看纽约“雅集”票房公演的《乌龙院》。志清情不自禁地大叫：“陈元香最好！”那位陈元香姑娘所扮演的阎惜姣用手指所表演的美妙姿态，便是在替马二娘做绣花鞋。

总之，我国传统小说里和戏曲里对绣花鞋的描绘真是无书无之，无台无之——“绣花鞋”是我国传统女性美的重点之一。绣花鞋的式样自然以愈巧愈小愈美了。因此穿这绣花鞋的美女的脚，也就愈小愈美了。“小脚”也就成为我国美女颠倒众生的性感之所寄。

何以我国老辈男人对“小脚”那样疯狂呢？这实在是一件不易以常理来判断的事。宋代的大诗人苏东坡就为它写过“纤巧说应难，须从掌上看”的歌诵诗章。辜鸿铭这位近代的英国留学生可就更不得了，据说他“掌上看”之不足，还要跪下去用鼻子去“闻”，可能还要用嘴唇、用舌头，亦未可知。

正因为辜鸿铭这一类的男人——不！可能传统中国里所有的男子汉、大丈夫——都欢喜它，所以传统社会里的少女要找个好婆家，她们一定要把脚裹得小小的——小到只有三寸长，那就最好了。终于裹得女孩子们旦夕哀啼，坐立不安，夜不能眠。为此，曾有一位女诗人——她可能为“大脚”所累，也可能是足部受重伤之后痛定思痛——曾写出一首咬牙切齿的恨脚诗来。她说：

三寸金莲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

若问缠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

这位姑娘——可能是一位自梳女吧——没有怪错人。我国“固有文明”里的“小脚”，的确是辜鸿铭这一类“贱丈夫”搞起来的。千把年来，我国士大夫阶级里的“贱丈夫”们对它的珍惜和爱护，真是无微不至，否则它也不会存在得这么久——有人说“小脚”是南朝陈后主这个“贱丈夫”搞“步步生莲花”搞起来的。据说唐朝的杨贵妃也是小脚呢！诗人们叹息说：“可怜一掬无三寸，踏尽中原万里翻。”唐明皇的锦绣江山，便是被他娘娘的“三寸金莲”踩翻了的。

尽管有考据癖的历史学家——像我的朋友周策纵——对上述这些小故事的真实性，都要“不疑处有疑”地认为有重行考证的必要。但是从社会史学、文学、美学、生理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来看，我敢断定没有哪个学者能否认“小脚”这一制度（institution），对我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如家庭、文娱、两性生活……所发生的重大影响。至于它对我们“撑半边天”的女人的心理、生理、生产、劳动等方面所发生的直接关系，那就更不必提了——小至夫妇情感，大至军国大事，小脚有时都会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在明朝末年，当努尔哈赤提七大恨伐明、明廷文武主战主和莫衷一是之时，一位名士瞿九思便提出一篇精彩的小脚国防论。他认为满虏入侵，无非是贪慕上国的子女玉帛，尤其是边外的蛮夷妇女都是大脚，丑不可耐，所以才想入寇中原。如今和戎的正本清源之道，莫过于教授蛮夷裹脚，一旦他们的女子亦学会裹脚之后，美女如云，他们自然不会再对中原美女想入非非了。

这位谋臣的奇谈怪论说来是可笑了。但是用现代行为科学的学理来分析他，他也不过只是一位比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早生三百年的弗洛伊德主义者罢了。他的错，不是错在“性感救国论”；他的错，是错在“性感标准化”。因为用人为的加工办法来增加性感，标准是非常主观的——包括个人的主观、时代的主观、地域的主观和民族的主观。张三喜欢蓝眼眶配假睫毛，李四说不定就感觉恶心。美国人喜欢“无上装”再加个“血盆大口”；中国人则喜欢红裳绿袄上面配着个“樱桃小口”。汉族的臭男人都把老婆的三寸金莲看成命根子，顺治皇帝入关后便要“下诏放脚”，但是我们那批爱美重于爱国的祖先，则认为国可亡而脚不可放。终清朝之世，除极少数的“贰臣”，上书交心说“臣妻先放大脚”之外，其他市井小民，却阿Q般地誓死抗命到底，说我们是“男降女不降”！

这种由于主观成分而影响到审美的客观标准，不但困扰了我们在异族压迫下的祖宗，它也困扰了那些在海外谋生的侨领和与侨领们一起杂居的华裔海外留学生，包括我自己。

1956年秋季，笔者曾应聘在纽约华埠做了短期的报人。那时正值全美华侨社会在竞选华埠小姐。我们那批腰缠万贯、入境从俗的侨领们，也订下了美人标准，认为华埠小姐应以美国小姐的三围标准为标准。因而他们把我们的华裔美女也排列起来，脱光衣服，一一丈量一番。可是我这位小报人那时却冒犯同行的行规，大声疾呼，反对“用皮尺量美人”（文载1956年10月16日，纽约《生活半月刊》第一二五期）。我认为我们中华美女一向是“樊素口”、“小蛮腰”和“三寸金莲”。把洋人那样一围三十六英寸的两块大肥肉用来作我们华裔美女的“标准”，太煞风景、太不调和、也太不公平了！

经济起飞了，农业社会逐渐转移成工商业社会，工商业的社会中一切讲求“标准化”（standardization）。这一来把我们美女的“性感”也标准化了，真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文化污染”！

笔者一下写了这许多，无非是想说明，在人身上加工的形体美和性感美，是因时空和体形而异，它是“标准化”不得的。这项主观的审美观念不特困扰了一些大腹便便的侨领和瘦骨嶙峋的留学生，它也困扰了我国传统文坛上的第一位大作家曹雪芹先生。
笔者当年在防空洞读《金玉缘》时，便觉得作者在描写美人衣着时出了漏洞，构思不够完备。曹雪芹笔下的三十六钗个个都衣饰华丽，但个个都是半截美人——这些漂亮的姑娘们、奶奶们，究竟穿的是什么样的高跟皮鞋呢？

大学生消夏纳福跑警报，笔头勤、工夫闲，我那时曾无聊而不惮烦地把警幻仙子档案室中正副三册所载的美人儿的衣着，通统摘录一遍，并写了一篇《〈红楼梦〉和脚艺术》的长文。可惜那时既无原子笔又无复写纸，因此这篇拙抄原著，未及“艺增”一番去讨好副刊编辑们，便被墙报读者在半夜揭去了。其后三十多年的流浪便再也没有这闲情逸致来关心黛玉、湘云们穿什么衣服了。但是今日就记忆所及，在书架上的新版《红楼梦》里，我仍可随手抄出若干条来。

本文选自唐德刚著《史学与红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