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铭刻在公民内心里的法律是什么？

最重要的法律，刻在哪里？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给出的答案是：“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如何能让法律铭刻在公民心中？观看《第二十条》时，雷佳音扮演的检察官韩明在听证会上的话语甫落，电影院观众席上就爆发出如潮般的掌声，似乎从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司法结论回应和实现公众的朴素正义感时，法律自然就会被铭记。

影片中的主线案例极具有挑战和争议——当事人王永强在村霸强奸结束后，冲出院落刺死村霸，不法侵害是否属于“正在进行”？当然，影片中最后查明的事实是，村霸的强奸行为虽结束，但对王永强的欺凌却在升级，试图持刀继续伤害王永强时遭遇反击致死。看完影片后，我脑海中久久盘旋的是，如果未发现村霸准备持刀的情节，面对欺男霸女、称霸一方的村霸不间断威胁，王永强该如何选择呢？

如果孤立地看影片中村霸这一强奸行为，似乎已经结束，不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但如用“如我在诉”的理念，从王永强角度就会发现，他对暴力威胁的恐惧持续存在。村霸每次强奸、寻衅滋事等行为只是一个“时间点”，长期的恶名、持续的暴力行为及准备经常来强奸的扬言，让“点”串成了一根线。每次具体的违法、犯罪，成为村霸持续、完整暴力的一部分，让王永强一家时刻处于高度危险的状态。人格羞辱贯穿始终，暴力威胁无时不在，侵害危险无法消除，可认定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如果我们再把视角转化到村霸视角就能看到，村霸全家插手经济活动，实施的多起违法犯罪行为对不特定行为人形成心理压力、威慑、强制，以致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过程中，不仅王永强不敢反抗，甚至所有证人都不敢作证，闻名变色，避之不及。由此可看出，村霸家族属于在一定区域形成非法控制，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对于此类重大影响或者非法控制的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在其控制的区域内针对特定人员的持续威胁，特别是随时准备强奸的扬言，可认定为持续进行的不法侵害。当然，如没有村霸试图持刀继续伤害王永强的情节，王永强的防卫行为致对方死亡是否超过必要限度，则是另外争议问题。

一个很像“事后防卫”的案件和一个让所有观众都同情的犯罪嫌疑人王永强，二者形成了强烈的价值冲突。最终，韩明检察官在听证会上的发言回应了观众最朴素的情感期待时，自然赢得公众的热烈回应，让刑法的第二十条被铭记。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公民内心铭刻的最重要法律是什么？是具体的条文吗？尽管电影的片名是《第二十条》，但对大多数公民而言，显然不可能也没必要记住过多具体的法律条文。

以刑法为例，尽管关系人的生杀自由，但大多数普通人不熟悉条文也不会有牢狱之灾。这主要是因为“法不外乎人情”——一方面，法律无非是社会情理的总结和升华，也是通过法定方式形成最大公约数的情理，另一方面，社会情理就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法律作为基本的、底线的道德标准，无法脱离人情和社情，更不会脱离一般的情理而走向极端。一般情况下，只有严重突破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才可能踏入刑法规制的领域。所以，只要群众遵守社会达成共识的公序良俗，就不会走上犯罪之路。

所以，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的法律，就是俗语中老百姓“心中有杆秤”，也就是电影中说的“什么是法律？是天理是国法是人情。我不相信没有天理的国法；我也不相信没有人情的天理”。天理、国法、人情，不是截然区分、泾渭分明的三种判断要素，更不是简单拼图、各占三分之一，而是微观个案与宏观大局的统一，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统一。人情和天理本身是案件事实的组成部分，无一不是判断犯罪构成的要件事实及量刑情节需考虑的因素，都是刑法评价的对象。司法人员在办理案件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时，应全面考量，特别要考虑常理、常识、常情等经验法则。循天理、遵法律、顺人情，“这是中华传统司法长期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司法智慧，也是中国传统司法长期奉行的多元价值观，甚至可以说是中华司法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在中国的社会建构中，天与人、情与理、德与法是互相包容、逐渐推延的关系。因此，人情大不过国法，国法压不住天理，天理不外乎人情，三者是内在逻辑一脉相承的关系。办案人只有树立这样的价值观，才能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近年来，不少所谓的热点案件，正如《第二十条》电影中所呈现的反面案例，就是因为让公众大吃一惊的结论而成为热点。究其原因无非是就案办案、机械办案，脱离人情、天理而走向极端，背离了群众的内心法。

原因易寻，对策难觅。“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一直是司法办案孜孜以求的目标。新一届最高检党组也强调，检察人员要“善于统筹法理情的有机统一，防止就案办案、机械办案”。上述的目标和要求，几乎所有的司法人员都耳熟能详，甚至多次引用在自己的总结等材料中。

只是遇到具体的案件时，有的人就如同电影中的韩明检察官一样，会忘了曾经说过、写过甚至给年轻人讲过的这些话语。公交司机张贵生的女儿质问韩明：“如果你在公交车上，你会怎么办？”这是让韩明最哑口无言的一句话，也是最简单最朴素的办案思路——“如我在诉”。

具体而言，一线司法人员面对大多数的刑事案件，应该有两个判断步骤：第一步，应该用“如我在诉”理念，把自己代入不同当事人之中，根据常识常理常情判断，大多数人通常会做什么选择？自己会如何选择？选择是否符合公序良俗原则？第二步再运用具体的法律规则验证、修正自己的结论。如果二者结论一致，则案件一般情况下不会偏离人之常情，背离老百姓“心中这杆秤”。如果二者结论不一致，就要高度警惕：既要坚持专业判断，杜绝忽视法律规则的“法律虚无主义”，也要坚持情理法融合，将个案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

很多案件之所以出现偏离老百姓“心中这杆秤”，就是司法人员省略第一步，直接适用具体的法律规则寻找结论。时间日久，缺乏指引，就容易忽视情理判断，只考虑既有的规则、特定的程序和职业技巧解决案件，容易出现机械办案、就案办案，从而出现影片中“法律没错，那谁有错？”的灵魂追问。

韩明检察官可以事后用手机视频一段段播放，给公交司机张贵生分析，何时是见义勇为、何时是互殴、何时是伤害。但是，他却无法回答张贵生女儿的质问 ：“我爸有罪吗？对他的判决公平吗？”视频可以回放，人生不能重来。如果韩明检察官能把自己代入张贵生现场的角色就会发现，在面对人数占优的流氓骚扰女性时，张贵生装聋作哑、胆小怕事就能平安无事，见义勇为就难逃囹圄——在时间连续、空间一体的情况下，张贵生只要选择了挺身而出，除非对方彻底离开现场，否则无法放弃攻击；在敌众我寡的冲突中，也不可能如外科微创手术一般精准打击，让对方恰好丧失攻击能力而伤情不重。

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但是司法结论会影响社会的公序良俗，甚至可能重新塑造社会的价值导向，张贵生的案件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到底是弘扬见义勇为、事不避难的价值观还是鼓励贪生怕死、有难不助价值观？影片中，韩明检察官在医院被张贵生女儿逼问的场面，全场死寂。听证会上韩明检察官的发言，现场观众的掌声雷动。人心向背，跃然银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全社会的道德水准来自每位成员正义感、是非观的最大公约数。但是正义感和是非观并非生而有之，而是社会文化的教化之功，更是司法结论指引之功。司法机关的案件处理结论如果大多数都符合老百姓“心中这杆秤”，就能塑造、打造善的公序良俗，使之更符合社会公众内心的愿景。因此，用司法办案引领社会公正，体现核心价值观，这是办案更大的价值。

《第二十条》在提醒我们，司法人员不要忘了自己也是公民的一员，内心铭刻的法律与纸面上的法律都应成为工作指引，案件要循天理、遵法律、顺人情。《第二十条》还提醒我们，法律人更重要的价值，是通过解释与适用法律的技艺，回应和实现大多数公民的正义感，让司法结论与公民内心铭刻的法律同频共振，从而指引社会的价值取向。

司法人员应铭记，“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来自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