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生产队瞒产私分，毛主席：谁叫公社是半路插进的干老子？

老覃在昨天写了《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失意，将希望寄于陈云身上，陈云却作起了检讨》一文，讲的是毛主席从武昌回到了北京之后，仍在做最大的努力，想把当前的生产指标调降下来。他在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主持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但是，事与愿违，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原先支持他的观点的陈云，在最后作总结性发言的时候，也作起了检讨。

毛主席大失所望。

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毛主席正为1959年的高指标感到愁眉不展的时候，他从新华社内参了解到广东一些地方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了出勤率、劳动效率普遍下降的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

毛主席陡然间又添新愁。

不过，他很快就收到了广东省委转来的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谈到，雷南县在1958年的晚稻原本有很大跃进，但因为生产队瞒产私分，以至于年底出现了粮食紧张现象。

毛主席豁然开朗，以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但这是不是一个普通的现象呢？

还得深入到地方进行调查。

毛主席坐不住了。

2月23日，毛主席轻车简从，前往华东视察。

途经天津，他在专列上与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李耕涛等人展开了座谈。

当他从刘子厚的口中得知河北也存在瞒产私分的问题时，有些兴奋地说：“瞒产是一条客观规律，是个什么样的规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研究掌握它，利用它。”

看着刘子厚等人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他于是耐心解释说：“我们过分地强调统一吓住了农民了，一句话，农民还是怕共产。富社怕穷社吃‘洋落’嘛，所以刚秋收后，就来了个瞒产私分。要我说，公社不能什么都统，至少，生产费就不能统。我们要在有差别的基础上来搞统一，没有差别就要造反的！”

刘子厚赶紧表示，说：“我们1月初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提出了要一大二公，准备一切统一，一切统死。但到了2月初，就觉察到不对头了，在2月13日开了次电话会议，下决心改变党代表会议时强调的统一。”

毛主席颔首称赞说：“你们转变得对！你们之前在党代表会议时还没有摸底，过分地强调统一，哈，现在你们被农民说服了。”

毛主席紧接着，还给刘子厚等人指出了瞒产私分的深层原因——所有制的不健全。

他说：“现在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公社集体所有一小部分，生产队集体所有大部分，也就是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

因此，他斩钉截铁地说：“必须调整那种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大规模公社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2月24日晚上，毛主席的专列抵达济南西郊机场专用线。

他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秘书长吴建谈了“公社集体所有制”的问题。

次日，他在山东省委交际处会议室面对山东省和济南市的负责人，也谈论了相同内容。

毛主席于25日晚上离开济南前往郑州。

当时，河南省委正在召开全省省、地、县、社四级干部会。

毛主席于26日抵达郑州后，吴芝圃代表省委汇报了四级干部会的会议情况。

吴芝圃认为农民的瞒产私分是一种本位主义思想在作祟。

毛主席不以为然。

他说：“什么叫本位主义？你去拿走了他的劳动果实，你去无偿占有他的劳动果实，他实施保卫，这叫本位主义？我倒觉得他保卫他的产品是合法的，他反对你是合理的呢。”

27日，毛主席与洛阳、新乡、许昌、信阳等四个地委书记展开座谈，吴芝圃、史向生也位列其中。

毛主席再次谈到了本位主义的问题。

他说：“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是掠夺，是抢窃。他们保卫他们的劳动的结果是合法合理的，你把这叫本位主义，名词安得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什么事要有个过程，现在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公社集体所有一小部分，生产队集体所有大部分，公社是半路插进来的干老子。粮食生产队有个差等，工资也要有个差等。我们采取这样的办法，按劳取酬。”

从2月27日开始，到3月5日，毛主席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

毛主席在会上坦承：“我没有离京之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这一路走来，走了三个省，就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他们这个可不是本位主义，他们这是在维护他们的劳动果实，是正当权利。他没有办法，只能用瞒产私分的方式来跟你对抗。谢谢他们这么做，他们这么做，提醒了我们，事情还有转圜，否则，祸越酿越深，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