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嘲笑罗炳辉：你怎好意思当军团长，我换成你，干脆当个营长

1946年6月21日，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罗炳辉将军去世，年仅49岁。

得知消息，王树声泪如雨下，对身边人说，老罗走的太突然，我还欠他一个道歉呢。

在我军将领中，王树声绝对是一员过关斩将的勇将，要不然也不会成为开国大将。

王树声脾气大，在我军是出了名的，俗话说“慈不掌兵”，战将脾气好的不多。

他的性格跟王近山、钟伟有的一拼，甚至比他俩性格还火爆。

王树声爱憎分明，曾经为了革命，亲手杀掉自己的舅公。

对待同志和战友，他有时候也比较情绪化，很容易动怒，甚至拔枪相向。

在鄂豫皖苏区的时候王树声提拔一个叫秦忠的同志，让担任排长的他当营长。

对方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予以拒绝，王树声恨铁不成钢，怒拍了桌子，还摔了手枪。

但是要说王树声嘲笑罗炳辉，很多人会有“关公占秦琼”的感觉，觉得二人似乎没有什么交集。

王树声是湖北麻城人，罗炳辉是云南彝良人。

年龄上，罗炳辉出生于1897年，比后者大了8岁。

罗炳辉家境贫寒，因此没有条件读书，给别人打工，当过木匠，也当过伙夫和马夫，受尽恶人欺负。

18岁那年，他看不惯世道不公，跋涉几百里便参加滇军。

而王树声小时候家境不错，父亲有很多土地，也算个小地主，因此他得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上了高小。

这样的文化程度，在当时的农村，简直是百里挑一。

罗炳辉跋涉百里去当兵扛枪的时候，18岁的王树声毕业后站在讲台上，拿着教鞭，在家乡麻城小学当校长。

罗炳辉将军

罗炳辉参军后，在唐继尧手下当兵。

由于吃苦耐劳，作战勇敢，他很快就脱颖而出，受到上司赏识，成为唐继尧的亲兵，后来晋升为副官。

1921年，唐继尧在跟滇军顾品珍、叶荃的争斗中落败，逃到香港，罗炳辉也一同前往。

乍一到了花花世界，唐继尧过的是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生活，让罗炳辉恍然梦醒。

之前的唐继尧也唱高调，说打仗是为了解放穷苦人，现在他们露出丑恶嘴脸，原来那些话都是骗人的。

罗炳辉对上司大失所望，毅然离开了香港。

1927年，罗炳辉在南昌遇到了曾为滇军高级将领,现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朱德，受到了启发，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29年7月，罗炳辉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赣西举行武装起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五团团长。从那之后，罗炳辉才成为我军一员战将，为赣西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以说，罗炳辉参加革命的过程充满坎坷，也充满传奇色彩。

相比之下，王树声参加革命的道路比较顺利。

他在教书的时候接触到了马列主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春天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王树声在同年6月就指挥农民武装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

同年11月，王树声又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正式成为人民军队中一员，任工农革命军第7军第1队党代表，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最终成为一颗闪耀的将星。

二人都是红军将领，但是战斗区域不同，王树声在鄂豫皖根据地，在张国焘、徐向前领导下进行战斗，隶属于红四方面军。

罗炳辉在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隶属于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朱老总领导下反击国民党的“围剿”。

长征的时候，两个方面军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线。

后来，王树声成为西路军将领，跟马家军血战天山走廊。

这时候，罗炳辉在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炳辉跟着叶挺到了皖南，成为新四军一名将领，担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

王树声的西路军兵败祁连山，他化装乞讨回到延安，在抗大第三期学习。

1938年4月，王树声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成为刘伯承、邓小平手下一员战将。

解放战争开始后，王树声率部南下桐柏山，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5师会合，一道组成了中原军区。

他被任命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中原地区跟国民党军队进行生死较量。

解放战争爆发，罗炳辉到了齐鲁地区，担任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兼新四军第二副军长。1946年的6月21 日，罗炳辉将军就因操劳过度，患脑出血而离开人世。

综上所述，二人虽然都是我军杰出的将领，但是经历不同，没有在一个部队待过，没有什么交集，也不会有什么恩怨。

既然如此，王树声怎么有机会嘲笑王树声？

这一切，还要从两大方面军懋功会师说起。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实现了历史性的会师。

两大方面军经过敌人的围追堵截后，损失严重，处境艰难，在此情况下两军会师，力量得到加强，是一件大喜事，值得庆贺。

可是在此之后发生的事，却出乎意料。

会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有8万余人，精神状态极佳。

红一方面军9万人马只剩不到两万，而且一无粮食，二缺枪支弹药，战士也个个面带菜色，军装上都是补丁。

但是红一方面的领导人毛泽东，却是党中央主席，是张国焘的上级。

见此情形，张国焘心理不平衡，觉得自己才华盖世，应该成为我党领导人。

他野心膨胀，产生非分之想。

张国焘的错误想法，自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红四的一些将领，他们在被蒙蔽之下，也有一些不理智之举。

这些将领比较典型的当属何畏，他曾经在张国焘的怂恿下，在两军会师之后，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拔枪威胁。

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军长的王树声，倒是没有做出过激举动，但是也受到了负面影响。

王树声虽然是一员猛将，政治上的敏感度却比较低，不明是非，做出了错误举动。

两军会师之后，毛主席的韶山老乡彭绍辉被派到红四方面军第30军担任参谋长。

他在那里听说了张国焘的错误言行之后，给党中央写信汇报，表达对张的不满。

张国焘不知道怎么听说了，召彭绍辉到总部怒道：“你竟敢打我的小报告？”

彭绍辉解释说：“我这是光明正大的，不是打小报告。”

当时王树声也在旁边，看到彭绍辉说话口气强硬，认为他有失下级身份，就非常不满，上去掏枪顶住了彭绍辉。

在场的朱德一见，急忙上前劝阻，避免一场危机。

对红一方面军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王树声同样不客气。

他见到之后，嘲笑对方说：“你手下没有几个兵，怎么好意思称军团长，要是我，干脆就说自己是营长！”

后来，张国焘分裂中央，违令南下，王树声也被蒙蔽，紧紧跟随。

起初，四方面军南下打得很顺，可以说是所向披靡，把杨森和刘湘的川军打得满地找牙。

在此情况下，张国焘等红四领导人有些忘乎所以，提出了一个霸气的口号：“打到成都吃大米，打下成都过新年”。

可是他忘了，之前川军是在四川之外作战，打红军是为了应付蒋介石，并没有真拼。

红军真要进川，四川军阀就没有了退路，因为这是他们的地盘，丢掉之后就无家可归，被蒋介石全部收拾了。

这种局面下，四川军阀肯定要全力以赴，进行生死搏斗。

因此，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入川的关口百丈关，遇到了川军的拼命阻击。

听名字不难得知，百丈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这属于攻坚战，只有占绝对优势的兵力还不行，没有重武器的话，再多的兵也只能成为伤亡数字。

张国焘被胜利冲昏头脑，连起码的军事常识都不顾，硬攻百丈关，结果遭遇川军的顽强抵抗。

更要命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军也投入战斗，以飞机大炮助战。

最终，此战成为绞肉机式的战役。

经过七昼夜的较量，无数红军官兵倒在战场上，红军歼敌四万，自己损失四万。

百丈关，成为张国焘的滑铁卢，也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噩梦。

经此一战，红四损兵折将，元气大伤，士气低落。

残酷的现实印证了毛主席之前说过的一句话——“南下，是一条绝路”。

很多人意识到，毛主席是英明的，跟着党中央才能战无不胜，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这些人，包括总指挥徐向前，也包括副总指挥王树声。

军心难违，张国焘此刻也后悔不迭，不得不改变方向，指挥红四方面军向北，去寻找红一方面军。

经过艰难的三过草地，两大方面军终于再次会师。

西路军兵败祁连，王树声死里逃生到了延安，被安排到抗大学习。

王树声经过一系列挫折，已经成熟了许多，不再年少轻狂。

由于西征失败，王树声前程也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很少担任过正职（一次是鄂豫军区司令员，一次是中原军区司令员，但都是过渡式的，时间很短）。

比如，在1938年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1940年，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

1945年中原军区任副司令员；1949年5月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

王树声脾气大不假，但是高冷的外表下面，却有一副柔肠。

1947年春，王树声身患重病，不得不去山东解放区治疗，临走之前，再三叮嘱刘昌毅、罗厚福、张才千等几位副司令员：“一定要把兄弟们带好。”

刘昌毅连连点头道：“司令员安心养病，我牢记您的话。”

忽然，王树声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拉住刘昌毅的手深情地说：“我对不住同志们。”

由此可见，他发脾气，大都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属于白璧微瑕，组织上对此是清楚的。

而对罗炳辉将军的无礼，也是一时糊涂。

1955年，他能成为开国大将，就是党中央对他所作贡献的最好肯定。

参考文献：

《王树声纪念文集》（精装）军事科学院 编 / 军事科学出版社

《王树声传》编写组 编 / 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