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0后导演，刚开始当群演，一场戏下来只有20多块钱，生活很苦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3345位真人故事

我是陈磊，从群众演员一直干到导演，一路走来，很艰辛也很幸运。

大学毕业以后，我干起了群众演员。为了能拿到一个角色，我在导演住的酒店房间门口等了3个小时。

可正当我施展拳脚的时候，导演去世了，而我也失去了这次机会，但我并没有灰心，而是来到横店寻找机会。

很快我就遇到了人生的贵人，进入了《新封神榜》的剧组。

2004年入圈到现在已有二十个年头。从艺二十年，很多人看到的都是聚光灯下的我们，但背后的心酸苦楚，只有体味过的人才懂。

（我执导的《傲世神豪》开机仪式）

1984年，我出生在江西上饶，父亲在粮油公司干采购，母亲是林业公司的会计，我是他们的独宠。

母亲喜欢唱歌，父亲喜欢跳舞，虽然他们都不是科班出身，但我感觉自己生活在半个艺术世家。

得益于我的父母，我从小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我有一副好嗓子，虽然不能像母亲那样张口就是歌，但一首歌拿过来听几遍，我就会唱。

父母在学习上对我很严格，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父亲对我是法西斯式的棍棒教育；而母亲温柔贤惠，不赞成棍棒教育但从不反对父亲。

（《我的提拉米苏男孩》开机仪式）

从小学开始，我们家经常上演严父慈母的“斗儿”大戏。通常先是父亲噼里啪啦一顿骂，甚至动粗，父亲走后，母亲来到我的身边，慢声细语地跟我谈心，让我知道什么是爱。

他们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把我唱进了大学。

其实，严父慈母的教育让我感受更多的是爱。我本身是个比较叛逆的孩子，如果没有父母这样的教育，也许我的人生会是另一条路。

高中的时候，我是班里的活跃分子，因为喜欢艺术，爱搞一些唱歌、跳舞之类的小活动，同学和老师都叫我疯子，但我很欢乐。

（演员面试现场）

后来有一次跟高中的班主任聊天，他说：“那时候感觉你疯疯癫癫的，没想到还真走了艺术这条路，了不起。”

虽然平时在班里比较活跃，但我的成绩并没有落下，高考的时候，我们班只有三个考上了江西本地重点大学，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能走上演员的道路，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是指机会，必然是指我个人的努力。

大学期间，有一天我从江南都市报上看到一则新闻，红枫叶剧组招募群众演员，就拉着室友去试试。

但室友用一种很不屑的口气说：“哎呀，想都别想了，我们又没学过表演，怎么可能试得上呢，瞎浪费时间了！”

（跟剧组演员在一起）

可我还是去了。第一轮面试的时候，本身普通话不好，又因为紧张，话都说不利索，面试还没结束，面试官直接叫了下一位。

被筛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我当时一门心思要从艺，回到学校茶不思饭不想，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能钻进这个剧组，哪怕是给他们当苦力也可以。

那个时候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我不能浪费这次宝贵的机会！”

我去图书馆随便拿了本书，站在学校操场上开始大声朗读，非常大声。周围的同学都以为我疯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练普通话，从下午一直练到凌晨，我跟着了魔一样。

（与元彪老师在一起）

天快亮的时候，我直奔酒店，来到了剧组副导演的房间。我在门口站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期间保安上来赶了我好几趟，大概八点左右，导演开门了。

我嗖一下就窜了过去，在导演身边站直了，很勇敢地说出了当时我认为自己说的最标准的一句普通话：“导演，我想再试一次！”

导演先是愣住，上下打量了一下我。我跟导演说了很多，我喜欢表演，为了这次机会我练了一晚上普通话，在这里等了三个小时等等，最后把导演打动了。

他把制片人叫过来，两个人商量了一下。那时候我站在门外，两只手攥得很紧，手心里全是汗。后来导演把我叫过去，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双腿是一步一步挪过去的。

（与范明老师在一起）

导演表示同意我到北京进行终面，但因为我是一面被刷下来的，所以这趟北京的所有费用3000元由我自己承担。

我欣喜若狂，演员梦想的火苗又一次被点燃。回到家我告诉父母，他们为我高兴，毫不犹豫地给我拿了3000块钱。

我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一路上兴奋得像一头小鹿。

北京的面试非常顺利，我凭着自己出色的发挥拿到了男二号的角色，这对我意义非凡。

合同签署后，我回到南昌，一家人为我高兴，我的同学都觉得不可思议。

然而，我的演员生涯并没有这么顺利开启，在南昌准备开机期间，突然新闻报道了《红枫叶》导演去世的消息，给我当头一棒。

（《无双剑尊》杀青）

看到新闻的时候，我脑子嗡的一下：我感慨人生的无常，继而想到自己费尽艰辛拿下的男二号，就此夭折。

但这并没有让我灰心，反而勾起了我当演员的决心。而且这次经历，让我更好地了解了自己的能力，我是没问题的。

毕业以后，我直奔横店，继续寻找演戏的机会。因为没学过表演，父亲先带我去横店影视学校开的一个演技培训班，先在培训班进行专业培训。

当时培训班教我表演的老师是王泽良老师，他是游本昌老师的同班同学。老师对我特别好，因为我并不是科班出身，但我非常用功，老师特别喜欢我，也很照顾我。

（我执导的电影《太空有点烫》）

我的台词老师是刘静老师，她当时对我的台词非常懊恼，因为南方人普通话本身不是特别标准，台词非常难练，但刘静老师对我要求非常严格，这也为我日后能学好普通话打了一注强心剂。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有时间就去横店影视城看剧组拍戏。在一次跟一个电视剧剧组人员聊天中，我遇到了老乡，他是当时剧组的副导演，也是我从艺道路的启蒙人。

他让我帮他找15个群众演员，我把当时培训班的男生都拉过来。我们的戏份拍完后，我跟老乡聊天，他听了我的故事后，非常感动，愿意帮助我。

（《盛夏光年》开机仪式）

但当时他们的剧组在横店就七天的拍摄，拍完之后就转场了。他临走时把我介绍给了《新封神榜》的副导演王文辉，他也是我的贵人。

王导带着我进了剧组，做他的助理，主要负责找人，有时候也会上镜当群演。他教会了我很多从艺的经验，也让我认识了很多老戏骨，还有一些制片人。大家在知道我的故事后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传给了我很多有利的经验。

在《新封神榜》剧组，我终于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人民币。虽然不多，但总算是靠着自己兴趣开始赚钱，当时的我非常兴奋。

（与宋晓峰老师在一起）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幸运，当群演其实非常辛苦的。

有一次拍《大宋提刑官》的时候，冬天拍摄何冰老师去查案，现场人工降雨，大家都冻得不行。我前面的演员因为冷不停发抖，导演就让我去试试，我咬牙坚持住。

除了辛苦，群演的工资也不高。有的群演一天只能赚一两百块钱，我刚入行的时候一场戏下来才20块钱，特约演员也才80块钱起步。

后来，我认识了国内一个非常有名的大牌导演，在他身边做事是我一生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最开始我担任助理，随着经验的增长，老师开始让我做执行导演，负责很多具体的片场工作。

经过多年的磨炼，我成功从一名演员转型成了一位导演。

（与演员甘婷婷在一起）

后来我执导了南派三叔监制的网剧《太空有点烫》，这个戏是在北京门头沟的山里拍摄的，摄影棚里面没有暖气，我们搭了个帐篷，帐篷里放着几个暖风机。

外面零下二三十度，我穿着两件羽绒服都不行，因为又冷又累，我有点暴饮暴食，导致得了胰腺炎。

突然有一天我肚子疼，坚持了几天，后来实在是坚持不了，便去医院检查，医生才告诉我是胰腺炎。

我对胰腺炎并没有概念，以为每天来打针就好了，但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了我，胰腺炎很严重，必须住院。

（与黄一飞老师在一起）

2020年疫情，整个影视行业可以说是跌入寒冬。在此期间，我根据国内影视行业的形势，判断下一个风口将是短剧。

那时候我想，既然拍不了电视剧、电影这类长题材作品，不如试试短剧。不管剧大剧小，都是艺术作品，在我这里都像我的孩子一样。

结果没有想到，我的第一部短剧一上线就获得了观众的好评，在短剧领域的小试牛刀也初见成效。人生就是这样，只要你足够认真，幸运女神就会降临。

（与文松老师在一起）

这些年大家都在谈论“饭圈文化”和影视圈的乱象，作为一个在这个圈里摸爬滚打十多年的新人，我还是想把自己的心里话说给大家。

影视圈的丑闻总是会被无限放大，关于演员与导演之间关系备受诟病，我想这种事大可不必大惊小怪。这种现象并不单单在影视圈有，教育行业、医疗行业等等，都会发生权、钱、色之间的黑暗交易。

之所以大家会把目光聚到影视圈，首先影视圈公众人物多，好多公众人物哪怕掉一根汗毛，都会成为那些新闻记者、狗仔队拿出来晒一晒的话题。

（与王迅老师在一起）

一件事情，关注得多了，也就会被无形的放大，出现几次这样的事情，就会波及整个行业，其实大多数影视圈的从业者都很不容易。

导演为了呈现给观众好的片子，都会没日没夜地做功课、选人；演员为了演好自己的角色，也会废寝忘食地练习，有时候片场为了高难度的动作，还会出现意外。

大多数的影视人都怀有一颗敬畏之心，他们是这个行业最可爱的人。

（荣获中国互联网电影节新锐导演奖）

从艺二十年，我执导了不少电影：《吊瓶法官王勇》、《新木偶奇遇记》、《在北方》、《天山脚下》等，其中我执导的《太空群落》一举拿下“基辅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和“奥地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双项大奖。

我个人也获得了不少国际奖项：金克拉国际电影节百强导演、中国平安电影节最佳剪辑、中国互联网电影节新锐导演、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这些沉甸甸的荣誉是对我的肯定，也是对我的鞭策。

如今我在短剧领域小试牛刀，初见成效。期待未来我能为大家呈现更多传递正能量、弘扬真善美的作品，也期待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喜欢我的作品，我是陈磊，一个从群演干到导演的从艺人。

【口述：陈磊】

【编辑：行者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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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根据当事人口述整理，真实性由口述人负责。本账号友情提醒：请自行辨别相关风险，不要盲目跟风做出冲动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