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刻书是我国古代官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轫于五代,消止于清廷,绵延千余年,对于保存和传播历代文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代是国子监刻书发展的鼎盛阶段,刻书种类和数量都远超前代,经、史、子、集一应俱全,尤以史书监本为特色,在历代国子监刻书史上颇具代表性。明代国子监刻书的大发展得益于朱明王朝对教育的重视。早在朱元璋初定天下之际,“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
至正二十五年(1365)九月,朱元璋将元集庆路(今南京地区)儒学改为国子学,并保留了原有的版片。明朝建立后,于洪武八年(1375)在安徽凤阳建中都国子监,后因故停办。洪武十四年(1381),在南京鸡鸣山南麓将原国子学改建为国子监(史称南监)。明成祖朱棣取得政权后,迁都北京,于永乐元年(1403)在北京又建立了一个国子监(史称北监)。这样,明代就出现了南、北二监并立的局面。明代国子监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于刻书事业亦是孜孜以求。
1 补版及新刻图书
洪武元年(1368)八月,大将军徐达破元都,将所藏宋元旧版尽入南京国子学。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又下令把江南各地的书版都集中到南京,包括杭州西湖书院的宋元旧版也都归入南监。因此,南监刻书以嘉靖为界,前期多为递修宋元版片,之后新雕版的书籍才多了起来。
1.1 补版
据《南雍志》载,明代南京国子监非常重视版片的修补工作,有案可查的修补活动就有七次
:第一次于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太祖命礼部修补国子监旧藏书版,谕曰:“今国子监所藏旧书板多残缺,其令诸儒考补,命工部督匠修治之。”
第二次于永乐二年(1404)三月,成祖“命工部修补国子监经籍版。”
以上两次补版收效甚微,加上管理不善,书版大量丢失。至成化初,诸书亡数已逾两万片。第三次于正统六年(1441),依祭酒陈敬宗言:“《文献通考》等书乃朝廷备用之书籍,今既捐阙,宜令礼部委官盘点见数,转行工部委官带匠计料修补。上皆从之。”
[5]
第四次于成化初年,“时巡视京畿、南京、河南诸御道史上海董纶,以赃犯赎金送充修补之费,《文献通考》补完者几二千页焉。”
[6]
成化十八年(1482)还修补了《新唐书》。第五次是嘉靖七年(1528)冬,锦衣卫闲住千户沈麟“请校刻历代史书,乞差官购求善本。上以差官未便,只就南监所存旧版翻阅修补,以广流布。”
[7]
这次重点修补了十七史旧版,其中宋“眉山七史”七种、元各路儒学本十种。第六次于万历年间,如万历四年(1576)修补《晋书》《新唐书》《辽史》;万历六年(1578)修补《宋史》;万历十年(1582)修补《汉书》《后汉书》《晋书》;万历十六年(1588)修补《金史》等。第七次于天启二年(1622)秋,“祭酒黄儒炳受事珍护是书,爰有修辑之役,司业叶灿继至同心协赞,正其讹谬,修其残蚀,次其错落,原无版者购求善本修补,以成全璧。”
[8]
在黄儒炳的主持下,先后修补了《后汉书》《元史》《辽史》《金史》《宋史》等。以上所举,只是规模稍大而已。其实,修补版片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随坏随补,从未间断。如《新唐书》有成化十八年,弘治三年,嘉靖八年、九年、十年补版,还有万历五年、十年、十六年、十七年、二十六年、三十七年、三十九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补版等;《宋史》有万历六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补版;《元史》有万历二十六年、三十七年、三十九年、四十四年,天启三年,崇祯元年、二年、三年、七年、八年、十年、十一年补版。
▲宋刻元明递修本“眉山七史”之一的《魏书》
南监还对经书版片进行了修补。明初,南监所藏《十三经注疏》皆为宋元旧版,“至明正德后递有修补之页”,“其初本缺《仪礼》,以杨复《仪礼图》补之,亦宋、元旧板。嘉靖五年(1426),陈凤梧刻《仪礼注疏》于山东,以板送监。”[9]只是到了后来,由于年代久远和管理不善,《周礼》《礼记》《孟子》三经版尽失无存。但在嘉靖中,闽中御史李元阳用旧十行本,刊为《十三经注疏》,神宗万历中北监才依闽版刊刻了北监《十三经注疏》。
1.2 新刻图书
南监新刻图书规模稍大的有三次:第一次为洪武三年(1370),新刻《元史》,共雕版片4475面。此后刻书很少。直至弘治五年(1492),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丘浚奏请访求遗书:
敕两京内外守备大臣合同南京司礼监、礼部翰林院官查盘永乐中原留南京内府书籍有无多寡全欠,具数奏知,量为起取存留,分派辏补。其止有一本无副余者,将本书发下国子监,敕祭酒司业行取监生抄录,字不必工,惟取端楷,录毕散各堂教官校对,不许差错。每卷末识以誊写监生、校对教官衔名。其师生只照常例俸廪,别无支给,挨次差拨如常。合用刊字、折背、刷印匠作及纸笔之费,行合于衡门量为拨办,不限年月。书成装订,陆续付两监典籍掌管,如此则一书而有数本,藏贮而又有异所,永无疏失之虞矣
[10]
南监刻书数量才有所增加。第二次为嘉靖七年(1528)至十四年(1535),重新刻印了二十一史中的《史记》《汉书》《后汉书》《辽史》《金史》,其余都是略事修补,如《陈书》《新唐书》有嘉靖八至十年补版;《晋书》有嘉靖九年、十年及三十七年补版;《宋史》有嘉靖三十九年、四十年补版;《元史》有嘉靖九年、十年补版等。参与校刻的官员有祭酒张邦奇、林文俊,司业江汝璧、张星等人。第三次为万历二年(1574)至二十四年(1596),新刻《史记》《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五代史》十二史,其余随时补刻。参与校勘的官员有祭酒余有丁、高启愚、陆可教、冯梦祯、赵用贤、邓以广,司业周子仪、刘瑊、余孟麟、张一桂、季道统、刘应秋等人。
南监除了大量刊刻史书、经书外,还刻印了不少制书、子书、诗文集、杂书、韵书等。笔者据黄佐《南雍志》、黄儒炳《续南雍志》、周弘祖《古今书刻》《钦定国子监志》卷五十二附《明太学志载书籍板片名目》、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王重民《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等资料不完全统计,明代南监刻书共计443种,各类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明代南监刻书种类及数量
北监的刻书规模相对南监来讲小了很多,但若单以新雕版片数量而言,却堪与南监匹敌。这主要是因为南监修补旧版较多,而北监本大多重新镂板而成。据清《钦定国子监志》所附《明太学志载书籍版片名目》著录,北监刻书147种,其中经部39种、史部59种、子部37种、集部12种,而实际上这并非北监刻书的全部,如《古今书刻》著录的明北监本《忠经》《西林诗集》《大都志》等就未包括进去,二十一史中的《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等也不见著录。北监两次大规模的刻书活动以《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的刊刻最为著名。据万历十二年(1584)祭酒张位上疏:
辟雍乃图书之府,故自昔辨谬证讹,必以秘书及监为征。今监有《十七史》,而《十三经注疏》久无善本,请命工部给资镂板。又乞凡内府有板者,各赐一部。在京衙门条例等书尽,各刷送在外郡邑。刊刻诸书,责令人观进表官,以便赍投,此特自北雍言也
[11]
北监自万历十四至二十一年(1586-1593)刻印《十三经注疏》335卷。据文献可考的有万历十四年刻《周易正义》《周易兼义》《尔雅注疏》《论语注疏解经》;十五年刻《尚书注疏》《毛诗注疏》;十六年刻《礼记注疏》;十八年刻《孟子注疏解经》;二十一年刻《仪礼注疏》《周礼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等。北监本《十三经注疏》是以嘉靖福建闽本为底本的,而福建李元阳刻本又是出自南监十行本,故两者仍是有渊源的。
北监自万历二十二至三十四年(1594-1606)刻印《二十一史》。万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刻《新唐书》;二十二至二十四年刻《后汉书》;二十三至三十四年刻《北齐书》;二十四年刻《晋书》;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刻《魏书》《汉书》;二十四至二十七年刻《宋书》;二十六年刻《史记》《隋书》;二十七年刻《宋史》;二十八年刻《五代史》《三国志》;二十六至二十九年刻《北史》;二十九至三十年刻《元史》;三十至三十一年刻《南史》;三十一至三十三年刻《周书》;三十三年刻《南齐书》《梁书》《陈书》;三十三至三十四年刻《金史》;三十四年刻《辽史》。参与校刊的人员有刘应秋、李廷机、敖文祯、方从哲、萧云举、李腾芳、杨道宾、萧良有、黄汝良、叶向高、周如砥、沈榷等。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北京国子监刻本《北史》
2 底本及校勘
2.1 底本
南京国子监印书的版片,有相当一部分是宋、元遗留下来的旧版。嘉靖以前南监曾有三次大规模搜集旧版的行动。
第一次在洪武间,据《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一《经籍考》载:“太祖洪武元年(1368)八月,大将军徐达入元都收图籍。”所藏宋元旧版尽入南监,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宋刻“眉山七史”。据《书林清话》卷六《宋蜀刻七史》载:“(眉山七史)元时版印模糊,遂称之为九行邋遢本,盖其书半叶九行,每行十八字也。元以来递有修板。明洪武时,取天下书板实之南京,此板遂入国子监,也遂称为南监本。”据《南雍志·经籍考》,当时南监收集到《宋书》版片2716片,《梁书》970片,《南齐书》1061片,《陈书》556片,《魏书》3385片,《北齐书》716片,《周书》877片。洪武十四年(1381)在鸡鸣山正式建国子监时,还将元集庆路儒学的书版移交到了这里。
第二次在弘治四年(1491),祭酒谢铎奏称:“本监所有书版,虽旧多藏贮,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遗。虽旋加修补,而切于日用者犹或未备,乞敕各布政司将所有如《程朱大全集》与《宋史》等书,尽行起送到监,而改东西书库屋为楼,上以为庋置之所,下以为印造之局,则不敢污坏散漫,而教化之助,亦永有赖矣。”[12]自是,南监再次大规模搜罗版片,据《南雍志》著录,当时搜罗的版片有宋乾道间刻《桂林志》397片,宋景定间刻《临川志》866片,宋咸淳间刻《续文章正宗》569片,元延祐间池州刻《读书工程》145片,元至治间刻《文献通考》741片(双面),元至正间朱天爵刻《朱子行状》67片,元至正间浙东宪使张士和刻《历代十八史稿》548片,后至元二年(1336)刻《元文类》1600片,元丁饶介刻《桧亭诗稿》97片,元刻《通志略》13724片,元江浙行省刻《六书统》803片,等等。
第三次是嘉靖七年(1528),南监大规模补刻《二十一史》,当时南监没有宋、辽、金三史,便差人将广东布政司原刻《宋史》版片进呈南监,并于吴下购得辽、金二史,亦行刊刻,补成全史。据顾炎武《日知录》载:“嘉靖初,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请校刻史书,欲差官购索民间古本,部议恐滋烦扰,上命将监中十七史旧版考对修补。仍取广东《宋史》版附监,《辽》《金》二史无板者,购求善本翻刻。”
[13]
南监除了继承宋元版片之外,还陆续收集了不少明代各地所刻的版片,如有洪武间蜀藩刻《蜀汉本末》173片,洪武四至六年永丰尹蔡玘刻《欧阳居士文集》533片,成化浙江副使张和命刻《文鉴》2200片,嘉靖五年(1526)山东巡抚都御史陈凤梧刻《新刊仪礼注疏》860片和《诸史会编》6000片等。
这样,经过几次大规模的版片收集,加上后来陆续送入南监的版片,南京国子监的版片已经相当丰富了。以嘉靖间南监印行的《二十一史》为例,其版片系统由宋刻元明递修本、元刻明修本和明新刻本组成(见表2)。正因如此,柳诒徵在《南监史谈》中说:“明南京国子监二十一史,世称为南监本。其中故有宋版者七,元版者十,惟《辽》《金》二史翻刻元版,《宋》《元》二史为明版……故南监二十一史,实合江南、四川、广东、北平各地版本。”
[14]
表2 南监嘉靖间刻印《二十一史》的版本系统
[15]
由于宋元旧版大部分集中在南监,北监刻书多以南监本为底本。以万历间刻印的二十一史为例,《史记》《汉书》《后汉书》《辽史》《金史》用的就是南监本的嘉靖版;《晋书》《新唐书》则用的是元刊明南监万历间递修版。经过南监对宋元旧版的整理后,北监用南监本作为底本刻印图书是很自然的事情。
2.2 校勘
明国子监刻书的校勘工作一般由祭酒、司业担纲领衔,其他监官如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簿、典籍也参与校对,甚至监生也有保管版片、印行书籍、随时校订刊补之责。
嘉靖七年(1528),锦衣卫闲住千户沈麟“奏准校勘史书,礼部以祭酒张邦奇、司业江汝璧博学有闻,才猷亦裕,行文使逐一考对修补,以备传布。”
[16]
从嘉靖八年至十年(1531),先后参与修补刻印《二十一史》的监官有程煌、黄良弼、刘世龙、聂曼、王昆、许尧、邹鲁、张杰等人。总督其事的先后有张邦奇、江汝璧和林文俊、张星。据林文俊《方斋存稿》卷二载:
自嘉靖八年四月十二日开局,分委博士臣程煌、学正臣黄良弼校刊《元史》;助教臣刘世龙校刊《史记》《前汉书》《辽史》《金史》;臣聂曼校刊《五代史》《陈书》《南齐书》;臣王昆校刊《三国志》;臣许尧校刊《后汉书》《晋书》《宋书》;学正臣邹鲁校刊《隋书》《唐书》《魏书》;学录臣张杰校刊《北齐书》《梁书》《周书》《南史》《北史》;臣邦奇、臣汝璧实总其事,督率诸臣昼夜雠校,功未及成而二臣以升迁、丁忧相继去任。臣文俊与丁忧司业臣张星接管以来,照旧校理,严督匠作,用心刊刻,期在速成,以仰副德意
[17]
万历年间,南监第二次大规模修补刻印史书,参与校勘的监官更多。可考的有:万历二至五年余有丁、周子义校《史记》《梁书》《五代史》;十年高启愚、刘瑊校补《汉书》《后汉书》《晋书》;十六年赵用贤、余孟麟校《陈书》《周书》;十六至十八年赵用贤、张一桂校《北齐书》《南齐书》;十七至十九年赵用贤、张一桂校《南史》;十六至二十一年邓以赞、刘应秋、陆可教、冯梦祯校《北史》;二十至二十一年陆可教、冯梦祯校《三国志》;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季道统校《隋书》;二十四年冯梦祯、黄汝良校《史记》《三国志》;二十二至二十五年冯梦祯、季道统校《宋书》;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冯梦祯、黄汝良校《魏书》。
▲明万历十六年(1588)南京国子监刻本《陈书》
稍后,北监也刻印《二十一史》,参与校勘的官员有刘应秋、李廷机、敖文祯、方从哲、萧云举、李腾芳、杨道宾、萧良有、黄汝良、叶向高、周如砥、沈榷等人(见表3)。天启二年(1622),南监又一次修补版片,参与校勘的官员有祭酒黄儒炳、侯恪、胡尚英、王锡衮,司业叶灿、谢德浦、周凤翔等。崇祯六年(1633),祭酒吴士元等又重新校勘修补了北监《二十一史》的版片。
表3 北监《二十一史》校勘人员及校勘时间
除了监官外,监生也有参与版片的修补和校勘工作的,据《三国志》冯梦祯序文称,辅佐校勘的监生有刘世教、袁之熊。如《三国志》卷二十四、二十五题“丙申(万历二十四年)三月监生刘世教校”;卷二十八、二十九题“监生刘世教校”;卷三十末题“万历丙申四月监生刘世教校”。参与校对《宋书》的监生有邓希稷、叶宪祖、张汝霖、汪有功、刘世教、秦延默等26人;参与校对《北史》的监生更多,有陈延策、张金砺、王教行、吴应钟、夏之时、姚宗宸、蒋应谨、汤之衡、姜永德、荆懋贤、张拱昌等48人。
国子监以外人员,与校刊有关系的,亦可考见。如冯梦祯序《三国志》称:“借本资校者,余同年进士四川参议张君后甲、监生吴养泽。”《宋史》冯跋又称:“休文《宋书》毕工三年矣,余初阅数篇,犹有错误。会友人布衣姚叔祥,自檇李见访。叔祥故博雅,即以委之。乃手对旧本,参以《南》《北史》《通典》《通志》诸书,牯牯二三月,始得竣事。”
姚君名士粦,字叔祥,海盐人,与胡震亨同学。当时以布衣身份参与校勘监本诸史者,姚士粦之外,还有陆景成,事亦见南监本《三国志》冯梦祯序。
(未完等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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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褚欣桐
作者简介
李明杰,江西丰城人,管理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索引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智能开发与利用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图书馆学卷“文献学与文献保护”分支副主编、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研究员、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心研究员。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著有《宋代版本学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中国出版史·古代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简明古籍整理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镜头下的民国教育(1917-1932)》(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等,发表论文近百篇。主要研究领域:文献整理与保护、中国图书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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