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叶挺出走后，项英多次提出辞职，主席很生气：不想干就算了

1940年5月29日，延安窑洞里，毛主席对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发火了。

主席将袁国平递给自己的一封信“啪”地一下摔到了桌子上，板着脸说道：“辞职，又是辞职！要干嘛就认真干，不想干就算了！”

袁国平印象中，毛主席是非常和蔼的，从来没有见过伟人发这么大的火，他站在那里一声不吭，手足无措。

主席余怒未消，不再说话，只是大口大口抽烟，窑洞里很快便烟雾缭绕。

末了，主席又说：“你可以走了，给我带个信，没有他项英，地球照样转，新四军垮不了！”

袁国平

项英名义上是新四军副军长，但事实上是政治委员（新四军行政序列属于国军，而国军不能设立政委一职）。

在当时的新四军，政委的权力高于军长，拥有军政大事最后决断权，这说明党对他无比信任的态度。

既然如此，项英为何要几次三番提出要辞职？

表面上看，是项英和叶挺存在的矛盾，深层次看，是新四军领导人在任命的时候就出了问题。

叶挺认为，我是新四军的军长，就该对军内大事有决定权。

项英认为，你叶挺不是党员，属于党外人士，我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大事应该我说了算。

而项英的想法，不能不说，的确也是中央的初衷。

叶挺心里不太接受，既然我军长说话不管用，是个傀儡，还要我干嘛，走人得了。

于是，叶挺几次提出辞呈，撂挑子不干。

为什么不能像八路军那样，安排党员担任军长，非要让叶挺担任？

直说了，如果能那样，我党是不会让叶挺担任军长的，那是无奈之举。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国共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叶挺

共产党领导的北方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编制三个师。

南方红军，则改编成一个军。

蒋介石虽然答应抗日，内心仍然把共产党当作心腹之患。

说实话，把南方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他是不甘心的，觉得自己吃亏了。

在周恩来的不懈斗争下，蒋介石才被迫答应。

但是，在任命新编军领导人的时候，蒋介石就想扳回一局。

他百般阻挠，不想让我党将领担任军长。

蒋介石对周恩来说：“新组建的这个军，我建议薛岳担任军长，黄维担任参谋长，康泽担任政治部主任，贵党的指战员则只能担任副职。”

蒋的话，周恩来自然不可能接受。但是他没有发作，不软不硬地来了句：“既然你说我党人士只能担任副职，那可不可以在国防部也这样实行？”

蒋介石听了，无言以对。

周恩来说：“我认为，军长应该由彭德怀担任，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担任政治部主任。”

蒋介石一听，气的差点跳起来，但是他又不好当面发作，板着脸一言不发。

这一来，会谈再度陷入僵局。

这时候，蒋介石亲信张冲冷不丁来了一句：“既然我们争执不下，那就找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当军长如何？”

一句话说让周恩来和蒋介石都若有所思，他们都觉得这是个折中的好办法。

但是找一个让两党都能认可，且懂军事的人，又谈何容易？

想来想去，也没有合适人选。

因此，这事被搁置起来。

会谈告一段落，周恩来从庐山乘火车去上海，在那里遇到了叶挺，他眼前一亮：叶挺不正是无党派人士吗？

叶挺，字希夷，广东人，1896年生于惠阳水楼村，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

1924年，叶挺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时候，加入共产党。

一年后，他回到广州，在周恩来安排下，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兼独立团团长。

在此后的北伐战争中，他显露出惊人的军事才华，率领独立团过关斩将，锐不可当。

在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独立团横扫千军如卷席，将吴佩孚主力击溃。

在攻打武昌的战斗中，独立团再接再厉，高奏凯歌，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美誉。

北伐军占领武昌，在武汉召开庆功大会时，总司令蒋介石亲自给叶挺授勋，提升他为第四军二十五师副师长。

1927 年春，叶挺又被任命为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昌卫戍司令。

不久，四一二政变发生，蒋介石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

8月1日，南昌，共产党人打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作为共产党员，叶挺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后来的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来到莫斯科，恰逢中共六大召开。

会议期间，叶挺受到王明等人的批评，说他应该为广州起义的失败负责。

叶挺听了表示不服，当时全国形势是敌强我弱，很多起义都失败了，并非只是广州起义。

再说了，失败往往是革命事业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没有挫折，哪能成熟？能够举行起义，本身就值得肯定，怎么反倒成为过错了？

叶挺一气之下脱离组织，离开莫斯科，远走德国。

后来，他辗转来到澳门，在岳父家住下。

叶挺虽然脱党，但是初心不改，依旧把自己当成一个共产党员。

得知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消息之后，他热血沸腾，决定走上战场，为国效力。

他随即告别妻儿，踏上了归国之路。

可是叶挺已经不是党员，根本无法找到党组织，他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在大街上徘徊。

无巧不成书，周恩来刚好从他身边走过，两位战友不期而遇。

得知叶挺的想法，周恩来非常兴奋，就对他说了在庐山跟蒋介石的争执。

然后，他对叶挺说：“蒋介石不让共产党人当军长，非要党外人士担任，你出面不是正好吗？”

叶挺一听，连连点头，他正是为抗日而来，求之不得。

叶挺、周恩来、项英（左起）

商定之后，叶挺随即与周恩来道别，来到苏州淞沪警备司令部，见到自己保定军校的学长张治中，说自己想参加抗战。

张治中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红得发紫，随即向老蒋传递了叶挺的想法。

蒋介石一听拍案叫好，叶挺是北伐名将，军事上很有一套；这时候他主动要求上战场，是天大的好事。

叶挺虽然曾经是共产党员，但是后来受到排挤，脱党十年之久，自己正好收买，为己所用。

想到此，蒋介石立即召见叶挺，谈了自己的想法，并建议他担任红军南方游击队改编后的长官。

叶挺顺水推舟，痛快答应，并且建议用自己北伐时所在军的番号第四军。

最终，南方游击队的番号确定——“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1939年9月28日，蒋介石发布命令，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

新四军就此成立，并成为华东抗日战场上的中坚力量。

叶挺在11月到了延安，跟毛主席进行了促膝长谈，得到了毛主席的信任。

但是脱党十年留下的鸿沟是不可能凭着一席话就能填平的，在党指挥枪的原则问题上，我党是不会掉以轻心的。

因此，叶挺虽然是军长，但新四军指挥权始终掌握在项英手里；这不是他自己主动要独揽大权，是党中央的初衷。

我党这样做，是不得已的，如果彭德怀或者项英能当军长，就不会选无党派的叶挺。

但是叶挺不这样想，他认为，我是军长，我是担责的，担责就要有权。

而项英一来是肩负党中央的使命，不敢不行使自己的权力；二来项英也确实对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有资格领导新四军。

项英1898年出生于湖北武昌，1926年就当选中央委员，延安时期的中共领导人只有周恩来和刘少奇是中央委员，毛主席只是候补委员。

由此可见，项英的资格有多老。

虽然他一直从事工人运动，在军事上项英也不是门外汉。

土地革命时期，项英担任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红军主力长征之后，项英留下率领南方红军游击队，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那时候，陈毅、粟裕、叶飞都是他的部下。

自己懂军事，又是老资格革命家，还有党中央的“尚方宝剑”，为何要听命叶挺呢？

项英性格刚毅，不巧的是，叶挺也是个直性子。

二人一个是我党元老，一个是北伐名将；一个是蒋介石任命的军事长官，一个是我党钦定的军事主官。

制度设计先天不足，二人性格差异大，冲突就难以避免。

相比之下，前者才是主要原因。

假设叶挺不是党外人士，即使项英跟叶挺因为性格不合分手冲突，不能愉快合作的话，中央可以出手，将二人中的一人调走，就这么简单。

比如，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政治委员邓华跟司令员杨成武就是这样。

他们的军事能力都很强，都很强势，一山不容二虎，二人冲突不断。

后来，邓华干脆单干，到平西进行抗日，成立了邓华支队。

但是新四军就不行了，军长是两党商定的，将叶挺免职或者调走，蒋介石是不答应的，也不符合我党利益。

再调来一个军长，届时很可能还不如叶挺。

调走项英则更不行，项的资格以及在新四军中的威望，在当时无人能比，不是谁都能代替的。

对我党来说，保证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比什么都重要。

因此，有人把叶挺在新四军待不住，归咎于项英的强势性格，说项英不尊重叶挺，不让他看中央来的电报和文件，重要会议不让他参加，不给他决策权等等。

试想，如果党中央把叶挺定为新四军第一领导人，电报员肯定会把电报交给叶挺，知道核心机密的就不是项英了。

自然，决策权也一定是在叶挺那里。

两位新四军领导人在后来的相处中，总是伴随着磕磕碰碰，最后闹得不可收拾。以至于叶挺两次出走，四次递交辞呈。

这边的项英也觉得很委屈，曾向党中央三请辞职。

叶挺与项英除了性格不合，二人的军事思想也大相径庭。

叶挺在北伐军的时候，装备先进，战士军事素养高，面对的对手孙传芳和吴佩孚都很弱，属于明日黄花，根本不堪一击。

在他看来，跟日伪军作战，就该以进攻为主。

至于游击战，叶挺从来没有经历过，也不会主张那样干。

而项英跟国民党打了多年，进行了三年游击战争，堪称是游击专家。

新四军组建之初，只有一万余人，跟国军战斗力根本无法相比，不能跟日军硬干，只有采取游击战模式。

在治军方法上，项英跟叶挺也有很大差异。

项英爱兵如子，甚至太过仁慈。

1939年党的生日那天，他到文化队跟学员一起唱《新四军军歌》。

突然，日军十多架飞机窜到云岭，一阵狂轰滥炸。

在危急时刻，项英沉着镇定，坚持最后一个撤退。

而叶挺是标准的军人，主张从严治军，军令如山，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取胜之道。

因为治军理念不同，在处理违纪官兵的方法上二人产生矛盾，发展成激烈冲突。

1938年7月31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副团长叶道志不想在新四军工作，以看地形为名与徐长胜(后被追兵击毙)、陈康带枪出走，被追回拘禁。

同年8月30日，叶道志被处决。

当时项英在延安开会，回来得知后勃然大怒，认为这只是违纪，罪不至死。

事实上，陈康出走之后，并没有被严惩，反而在八路军129师受到重用 ，换个地方照样发光发热，在1955年授中将衔。

而总政在1983年对叶道志问题下了结论，性质是“违纪”，比较轻微，属于错杀。

叶道志问题余波未了，高敬亭事件又发生了。

高敬亭是新四军4支队司令员，作战勇敢，屡立战功。

但是他对军部东进命令迟迟不执行，4支队又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叛逃事件，一个团长和政委投敌，登报脱党。

当时延安的处理办法是，将高免职送往延安学习。

叶挺认为，情况危急，如果不除掉高敬亭，很可能会造成大规模叛逃事件。

因此，在项英不知情的情况下，叶挺电告蒋介石和延安，请示枪毙高敬亭。

结果延安的回复还未到，叶挺便根据蒋介石的回复处决了高敬亭。

毛主席曾经几次对身边人说：“高敬亭不杀是可以的。”

这说明，枪毙高敬亭，延安事前是不知情的。

对此，项英耿耿于怀。

他一定会想，当年你叶挺在莫斯科不辞而别，离开组织，不是比叶道志出走的问题性质还严重吗？

无论你受到多么不公的待遇，脱党都是难以原谅的。

不然的话，大家都以这为借口离开，那我党还有凝聚力吗？

既然我党原谅了你叶挺，你就不能原谅叶道志吗？

还有高敬亭，三年游击战时期，各根据地都兵力大减，唯有高敬亭将兵力发展了数倍，顶住了卫立煌10万大军围剿。

他让国民党闻风丧胆，悬赏十万取他人头。

新四军四个支队1万人，他的兵力就有3000多人，高敬亭对革命作出的贡献极大。

这样一名对党无比忠诚的同志，一名优秀的指挥官，为何非杀不可？

而总政在70年代也为高敬亭平反，说明确实属于错杀。

因此，项英对叶挺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

新四军大部是项英带出来的，他对叶挺的态度也影响了大批新四军将领，让叶挺这个空降的军长没有实权，逐渐成为摆设。

1938年上半年，党中央要新四军挺进皖东，叶挺表示支持。

可是，项英却对离开熟悉根据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自信。

而且，项英还认为这样会激怒蒋介石，会给国民党口实，对新四军不利。因此，新四军迟迟没有行动。

1938年10月，叶挺忍无可忍，在辞职申请没有得到中央批准的情况下，不辞而别，到了广东。

这次比十年前脱党性质更严重，叶挺跟国民党广东军阀余汉谋合作，组建起一支部队。

蒋介石以此大造舆论，说共产党容不下自己认可的新四军军长，逼走了叶挺，是破坏抗战。

对此，我党自然要亡羊补牢，极力挽回影响。

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叶挺在1939年2月回到新四军。

这一次，我党强调要“尊重叶挺的地位与职权”。但是我党在1月份同时指出，“党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

谁在新四军中代表党？自然是项英。

事实上，这还是一个难解的局。

叶挺第二次辞职，是1939年11月，跟6月份高敬亭被杀事件有关。

他一气之下，到了澳门。

得知叶挺出走，党中央非常震惊，对项英提出严肃批评。

这时候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叶挺的出走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批评项英是自然的。

随后项英也闹起情绪，提出辞职。

在此情况下，毛主席能不震怒吗？

叶挺出走，已经够乱了；你项英此时也提出辞职，要挟党中央，这不是添乱吗？哪还有共产党员的样子？

主席也罕见的发了火，生气的给项英回复：“要干就应该好好干，不想干就算了！没有你项英的话，新四军也垮不了！”

毛主席发火，项英也受到震动，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一直到1940年夏天，叶挺才回归新四军。

从那之后，项和叶挺关系变得融洽了。

可是，几个月之后，皖南事变发生，两位战友生离死别。

说到叶项之争，网上的文章几乎一边倒指责项英，这是欠妥的。

二人不和，原因多多。

首先蒋介石刁难，让非党人士叶挺担任军长，就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我党不能把指挥权交给叶挺，那样有违党指挥枪的原则，是万万不可的。

再加上叶挺的火爆性格，项英的强势作风，才是二人冲突不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