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为什么以《关雎》这首爱情诗作为开篇第一首？

《诗经》中为什么以《关雎》这首爱情诗作为开篇第一首？

这件事，其实已经讨论了不止两千年。

古代有代表性的说法。

一种是《韩诗外传》的说法。

西汉初年，传授《诗》的学者有四家——鲁国申公、齐国辕固、燕国韩婴和大毛公及小毛公。

申公、辕固的相关著作已经失传，韩婴的《韩诗外传》和《毛诗》还在。

《韩诗外传》载，子夏和孔子，专门讨论过本题目所说的这件事——

子夏问：“《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

孔子答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虽神龙化，斐斐文章！”

孔子又说：“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者之原，不外此矣。”

于是，子夏喟然感叹说:“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

大概这段话过于夸大，以致后人基本不太相信这真的是子夏和孔子的对话。

还一种是《毛诗序》的说法。

关于《毛诗序》，一说是子夏所作，一说是汉代卫宏所作，后一种的说法可能行更大。

《毛诗序》提出了“四始”之说。所谓“四始”，有人认为是指《风》《大雅》《小雅》《颂》这“四体”，但更多的人，认为是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这四首“始篇”之作。

《毛诗序》说，“四始”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这个说法，不像《韩诗外传》那么夸张，但大致意思基本相同——《关雎》之所以作篇首，因为诗里讲的，是“正道”之始，是王之教化的基础。

具体来说，《毛诗》认为，诗中“淑女”，指太姒，“君子”则即文王，圣主配贤妃，是为天下后世之楷模，故列“诗三百” 之首。

再一种是司马迁的说法。

《史记.孔子世家》专门说到了孔子和《诗》的关系，还讲到了《关雎》，其曰——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所谓“《关雎》之乱”，“乱”是音乐术语，即《说文》中的“䜌”字，之音乐结尾时乐声纷扬，《楚辞》中多用。

就是说，司马迁是从音乐的角度解释《关雎》为何放在《诗三百》篇首的。

孔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应该也是从音乐的角度讲的。

朱熹在《诗集传》里说，他理解，“《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仅仅指音乐，还“得其性情之正、声气之和也”，就是说，内容也很好。

司马迁说到了孔子删诗和编诗，这个说法，基本被后世否定了，《诗》由周廷乐官所采所编，春秋前一定有了《诗三百》这个本子，应该确定，《左传》中已有多处诸侯演奏《诗》的记载。

现在，对上博简《诗论》研究有代表性的观点。

1995年，上海博物馆在香港古玩市场收购了1200余枚战国楚简，从35000多字中，整理出多种古籍，其中有一部记录孔子及弟子研究《诗》的著作，学者们将其定名为《诗论》。

《诗论》，共29简，1006字，为《诗》的研究，提供了极重要的先秦资料依据。

据此，关于《关雎》，也有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基于孔子关于《诗》之编辑宗旨为“诗也，文王受命矣”的论述，认为，《关雎》《鹿鸣》《文王》《清庙》这“四始”，讲述的恰好是“夫妇、父子、君臣、天人”这四种西周王室最重视的道德。

乐官史官如此编排《诗》的顺序，是为总宗旨服务的，即通过“夫妇、父子、君臣、天人”这四种道德，宣扬文王受命的合理性以及不可更改性。

这个说法，很类似于《毛诗序》所说的“《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第二种，认为应该还原到西周初至春秋时期的具体环境去考察，这首诗反映了人之初需要认识的爱情观。

食色，性也，是儒家的重要观点，也是西周伊始的最基本社会论伦理观。

这第二种观点，举出《诗论》中孔子说《关雎》“以色喻（渝）于礼”，就是既不否认这首诗的“乐”与“好色”，又强调这“乐”与“好色”能够“喻礼”，或“喻于礼”，这反映了孔子的“爱情观”，也是当时社会的最基本伦理观。

《诗经》里，对爱情的讲述、描写，大胆率真泼辣，是不容回避、抹煞或曲解的。春秋之前的男女交往相对自由。比如，《周礼.地官.媒氏》说，仲春“令会男女，奔者不禁”；《天官.大宰》说，“礼俗”可治都鄙，“以驭其民”。

孔子本人，就为其母野合而生，“孔子并不是禁欲主义者”，承认饮食男女作为人之大欲是客观的存在，“只是通过感叹来表示他的想法：希望人们能像好色一样好德”对于贵族，可以要求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对于民众，则可以宽容；并在《诗》的潜移默化中，使之融解在礼仪和礼法之中。

第三种，认为《诗论》中的“童之偕”三个字很重要，这既是孔子的艺术观，也是史官乐官选诗的评价标准。

“童”指少年；“偕”即和谐。所谓“童之偕”，是说对青少年要有一个教育过程，使之逐渐识仪懂礼。

这种观点认为，《关雎》一诗，“寤寐以求”是其“童”；“钟鼓乐之”是其偕。一首诗，如果只有道德说教，没有“童”之生动与真情，不是好诗；一首诗如果失去节制，在“辗转反侧”的临界点上再往前走一步，也就违背了“礼”的规定，也不是好诗。

这种观点认为，从《关雎》到《燕燕》的七首诗，都遵循了“童而偕”的宗旨，这正好体现了《诗》对于“礼”的循序渐进教育的过程。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是一个整体，又是一个渐进教育的过程。

以上三种观点，都有其道理，实际上，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

关于《诗论》，现在已经有了不少研究专著，可以算是对《诗》的最新研究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