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关“智库”的理念与实践 -陈忠海|国家（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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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代定义，智库一般指专门从事开发性研究的咨询机构，它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聚集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为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狭义地看，现代智库从诞生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时间，但从广义角度看，它其实有着更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有关“智库”的理念与实践就十分丰富。

智谋天下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运用智力去解决问题比单纯使用武勇力效率更高、结果更好，《曾子》总结说“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这里的“师者”指的就是比自己智力水平高的人，依靠他们才能成就最高的事业。

齐桓公在春秋时代第一个称霸，司马迁在《史记》中总结了其原因，认为这全是“管仲之谋也”。《史记》还指出，吴国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原因是他们有“伍子胥、孙武之谋”。汉高祖刘邦取天下后问群臣“吾何以得天下”，群臣所答皆非要领，刘邦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视张良为谋士之首，视萧何为行政人才之首，视韩信为军事人才之首，在所有人才中把谋士放在了最前面。

像张良那样专门负责“运筹策帷帐”的人，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有着各种叫法，如门客、纵横士、智囊、策士、谋士、军师、幕僚等。他们或许“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们智慧超群，怀抱“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入世思想，一旦有了施展的舞台就会发挥出令人惊叹的能量。

孟子的弟子景春曾感叹：“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孙子兵法》强调“上兵伐谋”，把谋略运用看得比直接的军事斗争还重要。汉末时司马徽对刘备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把谋士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极致，而事实确实也如此，刘备得到诸葛亮的辅佐后立即一改颓势，虽未能全取天下，却也实现了“草根逆袭”，建立了蜀汉政权。

智库雏形

把有智慧的人集中起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这其实就是智库建设。在文明初创时期，人们对老人的智慧更加看重和依赖，《荀子》说“养老长幼，持之而后存”，意思是能否将老人的智慧应用于治理国家很重要，它事关国家存亡。

《礼记》记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有虞氏是传说中黄帝的曾孙，郑玄认为“上庠”和“下庠”分别指大学和小学，孔颖达认为“国老”指的是“卿大夫致仕者”，“庶老”指的就是士。在三皇五帝时代，为部族治理的需要就设立了学校，让那些有学问的年长者和从各种管理岗位上退休的老人们利用自己丰富的知识和阅历，一边教育培养年轻人，一边为部族治理出谋献策。

到先秦时期，“三老五更”制度逐渐确定下来。《礼记》记载：“食三老、五更于大学”，郑玄注释：“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这项制度战国时就有了，秦朝建立后予以定型，一般在乡一级就设有三老和五更；

他们与亭长不同，不负责具体行政管理，通常由50岁以上的年长者担任，通过自身智慧和影响力教化百姓，“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是统治者的重要辅助力量。《孝经》说“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当皇帝向三老五更表示敬意时，不仅要跪拜，还要亲自执爵。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建立了养士制度。年年都在争霸征战，使各国都更加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都在拼命地招揽人才，“士”于是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他们是知识分子，也被看作卿大夫的家臣，根据特长分为学士、武士、方士等。

其中也有以出谋划策为专长的策士。诸侯和卿大夫把他们供养起来，有的给予俸禄，有的给予食田，所以他们又被称为“食客”，战国时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等各有3000名食客，其中就包括由策士们组成的“智库”。

这一时期最富盛名的智库类机构当数稷下学宫，它创建于齐威王初年，是官办机构，因位于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而得名。稷下学宫有教学的职能，但更强调“招致贤人”，先后汇集了天下贤士上千人，包括孟子、荀子、淳于髡、邹衍、申不害、季真、尹文子、鲁仲连等，其中荀子3次担任学宫之长。

大家在一起争鸣、论辩，提出治国方略。齐国对这些知识分子很尊重，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使该学宫具备了教育和智库的双重职能，不少知识分子享受着“上大夫之禄”。

秦朝建立了博士制度，汉朝沿袭其制而加以完善。根据《汉书》记载，成为博士的主要条件是“通古今”，其职责是“国有疑事，掌承问对”，其品秩为六百石，与县令相当。一般情况下朝廷设有博士数十人，由他们组成的“智库”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了。

谏议制度

在中国封建制度建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统治者对智力支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相关制度安排更加成熟，谏议制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谏议就是对皇帝的决策提出意见、建议或批评，该制度的源流也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代。《史记》记载黄帝曾设“左右大监”，让他们“监于万国”，对天下治理发表自己的意见。《管子》说黄帝还“立明台之议”，所谓“明台”就是专门听取民众意见的地方，承担的职能类似于“民间智库”。之后相关制度一直存在，如《吕氏春秋》记载尧在位时设有“欲谏之鼓”，舜在位时设有“诽谤之木”，这些都是用来听取意见和建议的。

到西周时期，国王之下设有“司谏”一职，职责是“掌纠万民之德而劝之”，还设有“保氏”一职，职责是“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孔子说“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这里的“争臣”即“诤臣”，是那些有智慧又敢于进谏的人，孔子认为没有他们或者君主不肯听取他们的意见，国家就无法走向强盛。

秦朝建立后设置了谏议大夫一职，专门负责进谏，人数多的时候也有数十人。西汉设御史大夫，类似于谏议大夫，地位更高。东汉虽不再设御史大夫，但设有御史台这样的机构，专门“掌纠劾、进谏”。

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体系确立后，谏议的职能往往分属于门下省和中书省，通常门下省设左谏议大夫、左拾遗、左补阙、左散骑常待等，中书省设右谏议大夫、右拾遗、右补阙、右散骑常待等，除可以更广泛地听取意见建议外，还可以使这些谏议机构互相监督。

唐朝对谏议制最为重视，涌现出魏征等谏议官出身的名臣，杜甫、白居易、王维、陈子昂等都先后担任过谏议官。当时谏议官的权力很大，皇帝的诏令即使已经下达，谏议官认为不妥也可以驳回，称“封驳”。有人对《唐会要》的记载进行抽样统计，其中54至56卷中关于皇帝诏令遭谏议官封驳的就有16次，竟然11次封驳有效。

宋代谏议制有了新发展，成立了谏院，又普遍设置言事御史，强调了各机构之间的互相制衡。明代成立了都察院，负责全国的监察事务，又在各部设立六科给事，同样承担监察、纠举的职能，机构虽然更加严密，但已越来越偏向于“谏”而非“议”。清代相关制度大体如明代，只是将六科给事中并入了都察院，谏议官与监察系统合并，劝谏、议论的职能进一步弱化。

翰林学士

从秦汉到唐宋，智库一类的职能通常与监察职能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古代谏议制的特色。从唐朝开始，在重视谏议官的同时又新设立一个翰林院，使智库的职能更为专业化。

翰林最早指文士荟萃之所，“翰林”一词在汉代扬雄的《长杨赋》里首次出现，作为官署的翰林院最早则出现在唐朝。唐太宗还是秦王的时候，奉旨设立“弘文馆”，收聘贤才，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虞世南、许敬宗等18人入其中，被称为“十八学士”。虽名为“弘文馆”，他们却不是在那里吟诗作赋，而是为李世民奔走筹划，相当于李世民身边一个“半公半私”的智库。李世民登基后，“十八学士”中的很多人担任了朝廷的要职。

唐玄宗时正式成立了翰林学士院，俗称“翰林院”，选了一些擅长文词的朝臣在该院起草诏书，入选的人被称为翰林学士，其中资历最深的一人称为翰林院学士承旨。唐代翰林院设在大明宫内，院内设有各房，房内四壁除张挂着拟诏制命的条例外还设响铃，铃声一响即赴应召；

翰林学士直接为皇帝服务，参与重大决策的酝酿筹划，既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又是智囊，其重要性日益突出，甚至分担了一部分宰相的权力，唐宪宗时干脆将翰林学士承旨直接晋升为宰相。

宋代延续了唐朝设置翰林院的制度，翰林学士承旨和翰林学士不再兼任其他职务，品级确定为三品，与六曹尚书相当，成为名符其实的皇帝“专职高级顾问”。由于他们随时帮助皇帝运筹机要，所以更容易为皇帝所熟知和信赖，宋朝有不少宰相就出自他们中间。

随着官制的演变，明清以后翰林院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有所降低，但机构却越来越庞大，智库的角色更加突出。翰林院的负责人一般称掌院学士，副职称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等，下面的翰林有侍讲、侍读、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不同的等级和专业分工；

有的类似于皇帝的文学侍从，有的负责草拟礼仪典章，有的负责编写皇帝起居注和国史，当时各地乡试、会试的考官一般都由翰林选任，各省的学政是负责本省教育和科考的长官，一般也都从翰林中选派。

清代的翰林院还负责皇家教育，为皇帝和其他皇室子弟讲课，这又是一份重要而特殊的工作，一些翰林学士就是利用侍讲、侍读的机会让皇帝接受自己的见解，取得皇帝的信任。康熙在位时，为了与翰林学士们更方便地讨论和切磋，就在乾清宫西南角特辟一处房舍，称“南书房”，在翰林学士等官员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这就是著名的“南书房行走”。

“南书房”虽然算不上是一个正式的官署，“南门房行走”也不在官员的正式品级序列中，但这个“临时机构”兼具了智库、机要、决策等多项重要职能，逐渐成为权力的中枢，不是“上所亲信者”不得选入，使这一时期的翰林院又回到了之前的显赫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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