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书润民 | 不婚主义、必婚主义、还是幸福主义？

万书润民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春节回家，大家围绕着这一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很快，舆论场就产生了分化，大多数中年人普遍坚持认为事业有成是福、成家立业是福、多子多孙是福、平安健康是福。但年轻人却不赞同，认为这种想法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年轻人觉得，现在吃穿不愁的生活就是福，赚多多的钱是福，而像是结婚成家和生小孩都不能衡量一个人的福气。并且让人吃惊的是，一些老年人也开始站在年轻人的一边，认为“儿孙自有儿孙福”。最终，大家都只能围绕着“健康是福”达成某种共识，话题便转向了对养生、看病的吐槽。临近过年，一年一度的催婚大戏就要上演，但中年人焦虑，年轻人“躺平”，两代人争论的核心焦点到底是什么？

一、

最近网上流行一种说法“不是不婚主义、也不是必婚主义，而是幸福主义”，其实这句话很好地展现了当下的年轻人所面临三种挣扎。

不婚，代表着时下流行的“独身主义”思潮，“一时单身一时爽，一直单身一直爽”。一个人生活确实非常简单，不需要照顾他人的情绪，也不需要牺牲自己的时间，也避免了委屈自己、空耗心神等等的问题。再加上年轻人在城市这个“陌生人社会”里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也比较容易通过消费娱乐和网络、手机满足，以至于单身经济盛行，一人食、一人居、一人用、一人份的各种商品也被生产出来，销量也非常不错。但是作为一种主义，真正坚定选择不婚的年轻人却不多，不婚往往成为用来和长辈拉扯的一种说辞、一种思想、一种主张，在甜甜的恋爱面前，“拿着我的祝福快滚”也是一种既有羡慕，又有祝福的自嘲。

至于必婚，是一种由“社会时钟”带来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一是来源于内心偶尔泛起的孤独，更多的却是源于周边的社会环境。该到什么年龄，要做什么事情，是人的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和社会身份节点的要求，像是一台“社会时钟”。加之身边的同学、朋友慢慢地都结了婚、有了家庭，自然有一丝丝焦虑，父母一辈则是觉得身边的熟人家里，“别人家的小孩”都慢慢步入了家庭生活，就更加平添了好几倍的心理压力，“愁”、“急”、“急得睡不着”是许多家长的生活状态。

而幸福呢，则是大家、都想要去追求的生活状态，但它明显更为主观，并且存在现实性的困难。若是从幸福来衡量，婚与不婚，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是一种选择，它与婚嫁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就如同“爱”的能力，是内心充盈后对外界的一种自然幅散和随手赠与，幸福自然包含了对自身生活的妥当安排，对当下安足，对未来有好的预期。从大部分中国人温良圆融的性格来看，不婚和必婚都太绝对了，幸福则是一个很符合大家状态的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必婚”处于最具“社会性”的状态，“不婚”则是最具“个体性”的状态，“幸福”就变成了二者的折中，它不像必婚那样有压迫感，也不像不婚那样绝对，并且它能够自由地向其他两种状态，既能够包涵一个“好的自己”，也能够扩容到“更好的我们”。

二、

在中年人身上，我们能够发现“社会性”的部分更加明显，婚姻缔结并非简单的两性关系，也不只是小家庭的事，而是蔓延至双系家庭、诸多亲属，关系到整个村庄和乡土社会的社会性事件。在河南农村调研的时候，很多家里没结婚的阿姨“不敢去跳广场舞”，因为村民会说“你看她儿子都没结婚，还有闲心在这里跳舞”，家里小孩没有结婚的时候，“走在路上都觉得没别人高、没别人胖”，“抬不起头”。婚姻的这种社会性价值在社会竞争很强的村庄中被放大，而这种社会性情感也被年轻人敏锐地捕捉到，因为年轻人对村庄社会的嵌入程度没有那么深，反而是受到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影响更大，所以普遍会觉得，中年人所谓的有福气，实在是“活在别人眼里”的一种想法。

但是除了这一层社会性的情感与价值，婚姻缔结与家庭绵延对于中年人来说，更有一种“本体性的价值”，这种价值是关乎生命意义的深层次情感。源于中国的“家”长久以来作为老百姓的一种信仰和宗教，为此世的生命提供了一种绵延感，子孙后代，是中国人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体现。这在中老年人身上表现得越发明显，一位湖北的老人，70多岁还要种田挣钱，为的就是去城里的时候，能够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玩具，一个娃娃给上一两百，并且会拒接子代再把钱还给他，为子女尽心、给孙子孙女花钱，对于老人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感的事情，它既指向了老人对现世中下辈的疼爱，也指向了未来百年后有子女送终烧纸、怀想惦念的彼世追求。而婚姻，就是这种绵延性的时间得以可能。

“必婚”在这一层面的情感并没有被年轻人理解，因为构筑年轻人本体性价值的基础已然发生了变化。

所谓的“不婚主义”，是一种时代潮流的缩影，可能包含着一种新的生命寄托。而维系着过去传统价值的伦理基础，则经历了经济发展、生活压力、社会转型、社会思潮等多重冲击。“家”被现实撕开，同时又过度承载了压力和转型的冲击，因此暴露在现实和大众舆论面前的往往是许多尴尬和不堪。

在年轻人看来，“必婚”是武断的，其过度彰显的“社会性”构成了一种对于“个体性”的压制，婚姻缔结在过去更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夫妻之间的情感生活也是隐而不彰的。所以费孝通常说，中国伦理大部分都在讨论“男女关系”，而鲜有在“夫妻关系”之间着墨。性和情感中包含的冲动与偶然，构成了对于稳定社会结构的冲击，因此，男女关系是大事，不得不防。另一方面，夫妻关系的过度强化，会危及到兄弟关系，小家庭利益的彰显，会降低大家庭的合力达成。围绕着利益调平，人心秩序，婚姻勾连了错综复杂的生活情境，在熟人社会的催化下变得愈发滞重起来。

三、

因此，幸福主义的呼声，是年轻一代走出乡土、拥抱城镇过程中的自然反应，是社会转型的时代隐喻。

首先是经济的转型。市场的力量最先进入村庄，引起了熟人社会内部的分化，过去影响婚姻缔结的要素也发生了转变：买车、买房，能否在城市安居，是生活的保障；而高额彩礼、豪华婚宴则更是一种社会竞争，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家庭来说，婚姻成本越发高昂，家庭实现再生产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其次是生活方式的转型，裹挟着社会伦理与社会习俗的转型。农村人在城乡之间流动，造成了空间分隔，大家各自奔赴各自的生活，熟人社会开始退缩，婚姻也逐渐从一种更具社会性的仪式和象征，变成了更加私人化的生活选择。在河南，一个婚庆公司的老板告诉我们，十年前，大家结婚都嫌奥迪车队档次不够高，如今，现代车队就很划算；原先结婚需要三台摄影机位，如今一台就刚刚好；原来到处都要贴上喜字，现在大厅贴一个意思一下就行……年轻夫妻都觉得，与其把钱花给别人看，还不如用省下来的钱来添置一台好空调。

小家庭话语权的崛起，其反面是婚姻开始的私人化，原先牢牢钉在社会中的婚姻，逐渐脱离周围环伺的联系，也带来了婚姻的脆弱性，原先的某些要素，如村庄社会舆论、远亲近邻、伦理规范等等，支撑着或是束缚着夫妻俩好好过日子的这些要素，都在慢慢减弱。无论是调研，还是这次春节返乡，我问到许多离婚的案例，都是在亲戚朋友不知道的情况下就离婚了，甚至是双方父母都还不知道，小夫妻俩就去登记离婚。

最后也是最为缓慢的转型，便是心理的转型，或者说生活习惯、个体生命轨迹的转型，在婚姻上，表现为两代人对婚姻完全不同的理解。

中年人的婚姻，虽然受到艰苦生活的挑战，但上一代人共享同一种生活轨迹，局限或者说被固定在一个相对单一的社会中，既是一种束缚型结构，但也是一种保护型结构，婚姻，无论好坏，变成了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个部分。因此，不婚和必婚的问题并没有出现过。

但年轻人所面临的社会结构却是多元的，多元社会提供了多元的生产基础，也自然产生了不同的社群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原本牢牢固定在社会中，作为人生命轨迹中的“婚姻”也被分离了出来。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传统世界中的一切都需要在现代中重新证明其合理性。标志着现代社会肢解传统，而传统重新与现代社会融合的一个漫长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

因此，“必婚”和“不婚”都有合理性，但是将两者放在一起，便是“鸡同鸭讲”，一个是传统社会中的道理，一个是现代社会的潮流。但两者并不因为其所处的时代便必然地与“愚昧”、“落后”和“不好”挂钩。相反，一部分年轻人看到婚姻与家庭生活中的摩擦、矛盾、困难，会是原因论的认为是“婚姻”的问题，认为是两个人不合适。但这些不合适，往往都是社会外部环境的压力、两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具体互动以及一些偶然性要素共同促成的。幸福主义便是这样一种调和论，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智慧，它是实践的、具体的、有情境的，是一个成年人对自身生活的主体安排和选择。

四、

父代主张“必婚”，是他们所理解的好，是他们贯穿生命的理，也是他们的社会意义与价值寄托，作为普通人，他们并不能够厘清究竟是私、爱、下意识，还是一种受到了社会裹挟的情感，但中国人的“家”确实滋养着生命、构成社会的微观基础和个体的坚实托底。

子代主张“不婚”，也是这一代青年，生长于物质极大繁荣、文明极大发展、思想极大自由的时代，比起“活着”，更愿意去想一些超越性的、关乎意义与价值的问题，追求更为卓然的生活境界。

在必婚和不婚的反复讨论之间，“幸福主义”便是时代给出的一种答案，它或许不确切，或许存在现实性的困难，但它是新时代与旧传统化合、扬弃的一种尝试，是当下的中国青年追求自己幸福生活实践的一种自然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