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龙的“政治掠夺”：克劳琛，是怎么被赶走的

二零零五年七月，国青在世青赛上输给德国后，陈涛回到国内看望恩师高丰文。

师徒相谈许久，高老爷子似乎一直有话想说，几次迟疑后终于开口：“陈涛，你个人怎么看克劳琛，他的水平到底怎么样。”

陈涛回答得很实在：“我觉得克劳琛这个教练是有一定水平的，他在理论上非常强。但我觉得足协应该给他配一个带队能力强的好助手，他带队的时候有点跟不上。”

听了陈涛的说法，高丰文长吁一口气：“世青赛前，媒体上全都是说克劳琛不行的。这次世青赛你们打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我想这里面不可能没有克劳琛的作用。”

当时国内的舆论对克劳琛近乎于苛刻，二零零五年初，有记者问到他对足协掌门人换届的看法，克劳琛表态得很明白。

“我们只谈足球，只谈这次选秀，任何有关政治的事情都不要问我，这是中国足协的事。”

《体坛周报》对此做出解读，“面对足协领导的更迭，俱乐部的种种不合作，老克选择了回避，同时也把一切推给了中国人。”

随后克劳琛带领中青队在八强战中憾负德国，在舆论的加持下，离开已经成为定局。

彼时的陈涛正筹备着出国留洋，他未曾想过自己会被沈阳金德折腾到职业生涯报废。

克莱枫丹

“和德国小镇巴特基辛根相比，克莱枫丹如何。”

“不好比，一个小镇怎么能和法国的国家训练中心相比呢。”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一段足以定下克劳琛命运的对话。

国家体育总局任命“龙王”为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时，他对媒体诉苦，说自己是在上任前几十个小时才知道要到中国足协去上班的，是一个外行。

不过陈培德却透露，其实当年是其主动向体育总局请缨前往中国足协“组阁”的。“龙王”为什么要说谎，现在无法去追究，但他似乎并不像人们看到的那样“敢说真话”。

二零零五年六月，这支刚刚组建的足协班子跟随国青队出征世青赛，在国家队一片乱象的前提下，人们宁愿相信他们前往荷兰是为了挽救国青队。

不过也有坊间传闻称，这次欧洲行除了征战世青赛还有另一个目标，就是和法国接洽，用法国小镇克莱枫丹取代德国的巴特基辛根，成就“谢时代”的北京奥运大业。

这是又一个关乎政绩的行动，相比阎世铎，他们有更充分的时间规划。

阎世铎时代，“零八之星”计划仓促上马，而德国促进旅游的小算盘正好契合当时国内足球的氛围。于是在巴特基辛根，国内媒体能够获取的信息概括起来就是，“中青队吃住很不理想，当地的旅游业却迅猛发展。”

七月底，克劳琛与中国足协进行了一天的会晤，但他的请求最终被婉言拒绝，以私人名义来华的他彻底绝望。这也宣示着，阎世铎时代的“中德计划”流产。

对于中国体育界来说，尽全力备战好北京奥运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为了赌赢这一局，中国足协的海外集训计划应运而生，不过这个“海外”的选择从德国改成法国。

无论克莱枫丹是否成行，克劳琛都不会出现在足协的考虑范围内。对于新的足协领导班子来说，沿用老迈的德国人呈现出来的就不是革新的意味。

大国家队

二零零五年对于“龙王”来说是充满美好回忆的一年，国青队在荷兰世青赛小组赛中打出中国足球的骨气。东亚四强锦标赛上，朱广沪率领着中国队以不败的战绩夺得冠军。

九月二十六日，国少队在世少赛中排名第七。十月六日，国足在澳门举行的东亚运动会上夺得冠军。纵观整年，唯一的遗憾就是乱点鸳鸯谱让裴恩才出任女足主教练。

二零零六年，喜欢调研的谢主席在年初的足协研讨会上，第一次向足球开炮。

“如果我们自己业内自律能力很差，足协管理水平很低，我们联赛还是像那么混乱，这个联赛是不是暂时停下来，咱们把它整顿好再上马。”

这是变革的前兆，至于到底怎么改，历史已经给出答案，大国家队。

在几大洋帅先后出局后，外界预测一段时间内，外籍主帅将不会出现在足协管辖的任何一支国字号球队中，但这个传言在二零零六年底就被“龙王”自己打破，这源自于足协在这一年所经历的一切。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传统赛事土伦杯中，中国国奥队不敌东道主法国队无缘决赛，当时这支球队的主教练是贾秀全，这是北京奥运队的第一次竖旗。

七月，重新执掌教鞭的马良行在女足亚洲杯决赛中击败澳大利亚，时隔七年再次夺冠。九月三日，在第三届女足世青赛决赛中，朝鲜五球大胜中国。

十月二十一日，足协做出最重要的一次任命，塞尔维亚人杜伊成为国奥队主教练。

二零零七年新年刚刚开头，中国国奥队在欧洲的惊天一架，开始了麻烦的一年。

七月亚洲杯，在打平即可出线的情况下，中国队被淘汰，这是自一九八零年以来中国队首次无缘亚洲杯复赛，随后朱广沪请辞。

二零零七年，中国足球全线告负，矛盾与纷争不断。在经过蜜月期后，新一届足协班子终于品尝了中国足球的苦味。

克劳琛

杜伊上任后，经过四十余天的欧洲拉练，克劳琛当初所留下的国青底子，已经有很多人淡出主力阵容，他正在打造一支全新的“杜家军”。

二零零六年多哈亚运会时，还有人说杜伊完全是在吃克劳琛的老本。从之后的国奥大海选开始，杜伊开始逐渐发掘和培养具有鲜明“杜氏风格”的球员。

原来在克劳琛体系里举足轻重的队员开始淡出主力阵容，如蒿俊闵、苑维玮等人。

在贺岁杯的首发阵容中，曾诚、赵铭、戴琳、吕建军、于海、沈龙元、李微、姜晨悉数出场，他们均属于“非克劳琛系”。

一些克劳琛时代的主力，虽然还在阵中，但分量已不可同日而语。

在克劳琛的战术体系中，陈涛可以不参与防守，但到了杜伊手下，陈涛也必须回防。

郜林、赵旭日、王大雷、冯潇霆等人的位置也或多或少有变化，在打架事件后郜林立即被遣送回国，可见他在杜伊的战术体系中并非不可动摇。

杜伊，正在努力擦去国奥队的克劳琛痕迹。

如果说这些操作尚且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到二零零八年，中国国家队的情况开始让人费解。这个当初容不下一个德国人的地方，有两个塞尔维亚人是主教练。

这场双主帅的闹剧，最后演变成一场杜伊的公开炮轰，“我和你们球员都是棋子，很多事情不是由我来决定的。你们有一些人能够留在这个队伍，并不是我的意思。有些人离开了，也不是我决定的。其中有一个人是最应该离开，但他依然在这里，我没有权力让他离开。”

这未尝不是一个当初换掉克劳琛的理由，这个德国人的存在让暗箱操作成为困难。

克劳琛曾经搞国青大海选，足协塞不了人。在世青赛期间甚至多次无视足协官员，不让领队进更衣室。

杜伊也许以为自己可以搞定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但他最终以国奥在奥运会的惨败收尾。

从最初的世青赛开始，人们都以为这支队伍是政绩的最佳献祭，但一场无情的掠夺后，人们只看到了又一批人的锒铛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