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明初，在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的推动之下，理学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官方的全面认可，理学的地位也达到了顶峰，由此明初掀起了理学的思潮。在明初理学观念的影响下，人们的行为与思想全都唯“理”是从。书学理论被理学内化吸收，在这种作用下书学理论也成为了理学文化产物的一部分。明初书学思想以“理”为尚，以“理”为核心便成了明初数学思想的重要特征。
以“理”为尚：明初书学思想探赜
一 书学思想的理学化
理学家所探究的“格物致知”的义理之学，主张“文以载道”强调对“道”的感悟。而在他们陶然翰墨之时，便以书法的形式体悟理学之“道”，通过艺术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与学术理论，这便使得书论与理学之间形成了巧妙的融合。
1.以“理”为根基：天理论与书学思想
明初在皇权的引导之下为书法注入了浓重的“理学”色彩。明成祖永乐十二年，朱棣主持湖广、杨荣等人纂修三部理学著作，其中一部为《性理大全》，后钟人杰又辑录增订成《性理会通》，其中一节为《字学》，内容为二程、朱熹、张载等理学家的书论，从性理之学来论书，书法理论也因此受到了理学化的改造。
汉字的演变也是由“理”使然，只是样子笔画有“多寡之异”。汉字是“理”的衍生物，书法依托于汉字存在，那么书法便也成为了“理”的衍生物。由此可以厘清，无论是文字的产生、演变还是书法的起源与发展都是“理”的衍生物。
所以只有掌握“理”才能掌握书法的真谛，“理”便成了认识和掌握学习书法的第一要义，也就是“即物穷理”。而如何“穷理”呢？便是要强调一个“敬”字。
2以“法”为标准：文道观与书学思想
在理学家的引导之下，书法走上了以实用为主的道路，注重法度便成为了理学家提倡的学术标准。
以唐代草书名家张旭为例，也是要告诫学生不要玩物丧志、痴心翰墨，不能被书法之“小用”所困，要利用书法达到“以技进道”的目的，进一步升华了学习书法的目的，而这一思想的存在与理学家所持的文道观是密不可分的。
朱熹是理学“立派”的宗师，他主持“文道统一”的文道观，不过朱熹认为“文”与“道”之间的关系是“文”要服务于“道”，不能舍本逐末，所以“道”要高于“文”，“文”必须从“道”中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
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②虽然理学家主持“文道统一”的文道观，但是实际上“文”还是轻于“道”存在的。明代的理学继承于程、朱理学，所以明初世人所持的文道观也皆是如此，这样的文道观体现在书论中就是“重道轻书”的思想。由于对书法实用性的重视，所以理学家对草书的态度基本上就是否。
二明初书家的书学观
在数学思想理学化的影响下，明初书法导向以“法”为标准，处处强调“法”的重要性，并由对“法”的强调使得明初书法走向了“复古”的途径，因此明初书家的书学观都是以如何“复古”
1强调“师承”：“非口传心授，不得其门”
明初书家对于书法的研习，十分强调“师承”的重要性。解缙在《春雨杂述》中多次表明了他的师承观：“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精”，在解缙看来学书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老师“口传心授”，其次学书一定要追随正统。
在解缙看来，对于书法的学习“口传心授”的方法能让未入门的学书之人快速入门并得其精髓。以智永为例，讲述智永便是因为得到“二王”家法，所以其书风才能在唐代兴盛，流传后世；宋代的苏轼、米芾还有元代的赵孟为何能在本朝之中从同辈中脱颖而出呢？
也是因为“皆师资”的关系，由此可见学书过程中“师承”的重要性。这种“口传心授”的师承观直至明代中晚期时，在焦竑《焦氏笔乘》中还有延续。随后，解缙又在《春雨杂述·书学传说》中详细记录了历代以来书学的传承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