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镇馆之宝，分别是毛公鼎、翠玉白菜、东坡肉形石。就青铜器而言，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与北京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并称为“海内青铜器三宝”，实属“举世国宝”、“国之重器”。
毛公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下有三足鼎立，上有两耳高耸。从高度大小看，毛公鼎算不上一口大鼎，之所以尤为珍贵，在于其腹内铸有一篇现存篇幅最长、字数最多的铭文。
这篇铭文被后世称为《毛公鼎》，全文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七个篆书文字，是一篇完整记载周宣王告诫及赏赐重臣毛公的策名词。铭文说，周宣王为了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名重臣毛公要忠心佐王辅国，不可横征暴敛，壅塞民意，绝不能重蹈先臣违诺王命，官纪不饬，酗酒无度，而遭丧国之祸的覆辙。毛公为了感谢周王的重托以及赏赐的酒食、舆服、奴隶等，特铸鼎纪事，并嘱托子孙永保永享。
对于这篇铭文，历代史学大家皆认为它是绝无仅有的周朝“庙堂文字”，其史料价值，抵得过一篇《尚书》，其书法艺术价值，亦让自晚清以来的书法大家发出了这样的赞誉，“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让世人唏嘘感叹的是，比起另两件青铜国宝，自出土以来，毛公鼎所经历的沧桑辗转都是最具波澜，最为壮阔的，甚至有许多人讲，毛公鼎颠沛流离的坎坷命运，亦如一部晚清至民国的国运沉浮录，这是使人凝视，引人深思的。
关于毛公鼎的出土，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据陕西省岐山周原博物馆研究员贺世明考证，毛公鼎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陕西岐山县庄白村出土，发掘者是董家村的村民陈春生。毛公鼎出土的地方，历史上被称为周原，是周人兴起的地方以及灭商后的都城。据史学家推断，西周灭亡之时，周贵族纷纷逃亡，许多青铜重器来不及带走，仓皇之际便匆匆埋在了地下，毛公鼎想必就是如此。
村民陈春生掘出这一西周宝鼎后，由于不识宝，在家放了一些年头后便将宝鼎当作废铜卖给了一个收旧物的货郎。货郎也不识宝，之后又将宝鼎转卖给了西安北大街的一家旧货站。
旧货站收到这件宝鼎后，亦当成破铜烂铁对待。就在旧货站准备销毁重铸时，一位流连在旧货站寻宝的古董商人，火眼金睛，及时看出了这件“破铜”的不一般。
这位在旧货站寻宝的古董商人名叫苏亿年，是京城琉璃厂古玩铺永和斋的二掌柜，其兄苏兆年则是坐镇永和斋的大掌柜。
苏亿年以二十两白银从西安旧货铺截下宝鼎后，因为吃不准，便给永和斋的老主顾陈介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苏亿年详述了宝鼎的形状、文字、花纹、色泽以及来历。陈其祺看完信，觉得苏亿年所得极有可能是一件宝物，于是立即回信，要苏亿年赶紧运来京城，他有意要买。
陈介祺是当时京城著名的金石大家，此人是道光二十五年的进士，家学深厚。他对金石收藏考释极为钟情，曾不惜耗巨资在家乡潍县造了一栋“万印楼”，楼中藏有他多年收藏的近万枚秦汉古印、万余件古物珍玩。
毛公宝鼎出世前，陈介祺曾多次从苏氏兄弟手中购藏过青铜器，其中就包括出土于陕西岐山的天王簋。因为是老主顾，大主顾，陈介祺与苏氏兄弟有约定，若苏氏兄弟新得青铜器，必先送他过目。只有他无意购藏，方可售卖他人。
那时候的古董铺子是讲规矩的。苏亿年将毛公宝鼎运进京城后，没作多想，立即邀请陈介祺前来鉴赏并商议购藏一事。
陈介祺见到宝鼎，大为惊叹，再一鉴赏宝鼎腹内的铭文，当场断定此鼎乃自宋以来惟一的周器。
当时的陈介祺财力并不雄厚，但最终他还是凑出一千两银子，将宝鼎购藏下来。将毛公宝鼎运回京寓后，陈家老太爷陈官俊见了也是大为惊叹，当晚便派车请亲家翁吴式芬到寓鉴赏。吴式芬赶到后，陈家立即紧闭两道门，而后三人在后堂密室中，先是观摩了半夜，而后又拓了几份墨本。那时，陈家拓出来的都是条子式，不是后来的全幅靴形式。
拓完那几份墨本，陈介祺立即将宝鼎埋藏于寓所地下，就是那几份墨本，见到者也只有寥寥三四好友。
陈家严守着收藏毛公宝鼎的秘密，但永和斋苏氏兄弟还是将消息透露了出去。一时间，京城金石藏家们纷纷翘首，想一睹宝鼎的真容，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便是晚清的名臣，曾救过左宗棠一命，后来获赠大盂宝鼎的潘祖荫。
然而，即便是潘祖荫登门，陈家端出的依旧是闭门羹。
众人见宝鼎真容难觅，转而寄希望于能看到宝鼎拓本，但陈家对此也是吝啬得要命，以至于后来有不少人怀疑毛公宝鼎是否真实存在。
晚清另一大家吴大澂就曾写信给陈介祺：“闻此鼎在贵斋，如是事实，请贻我一拓本。”
对于老友的质疑与请求，陈介祺从来都是“沉默是金”的态度。
几年过去，陈家老太爷在京城去世，陈介祺为了低调收藏毛公宝鼎，干脆辞官回到潍县老家，并将宝鼎深藏在卧室的一个大柜子里。
在毛公宝鼎秘不示人，仅有极少拓本流传在外的那一时期，也有人站出来质疑所谓毛公宝鼎根本就是赝品，其中叫嚷最凶的是晚清另一位名臣，张之洞。
面对质疑，陈介祺还是那样，以沉默炼金。
光绪十年（1884年），陈介祺自知大限将至，给子孙留下遗嘱：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念经信佛。
定此“三不”，陈介祺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平淡安然地做学问，保护好陈氏传家之宝毛公鼎，不使其从陈家散失。
也许是太珍爱毛公宝鼎了，陈介祺出殡时，陈家按照他的遗愿，做了一次破格之举，将毛公宝鼎和后来被日本人夺去的十钟，作了抬供，在潍县游行街市，大摇大摆地外露了一回。
都说国之重器，私藏视为不祥。
陈介祺首藏毛公宝鼎，此种说法尚没有明显的体现，但自从他出殡将宝鼎外露后，此种说法似乎就越来越厉害了。
陈介祺死后，陈家分家，其生前所藏由三个儿子分去，次子陈厚滋分得毛公宝鼎等古物。陈厚滋得到宝鼎后，谨遵父嘱，少言慎行，对家藏毛公宝鼎始终守口如瓶。
可是，得了宝鼎的陈厚滋不长命，大概不到十年的工夫，人就死了。
继陈厚滋之后，得到毛公宝鼎的是陈家的不肖子孙，陈厚滋的次子陈陔。其父陈厚滋死后，陈陔就违背”不经商“的祖训，陆续开设了钱庄和药铺。
陈陔经商时，有一密友叫陈芙珩，为了显露家有厚底，交往时他泄露了家藏毛公宝鼎的秘事。陈芙珩得知后，便将此事告诉了时任左都御史的父亲陈子久。这陈子久乃官场一阿谀奉承之辈，因为知道封疆大吏当时的直隶总督端方爱好金石收藏，后来他不仅将陈家秘事告诉了端方，而且献媚说，他可以设法游说让陈家让出毛公宝鼎。
端方得知此等好事，表示愿出万两白银，求购宝鼎。
陈子久说，据他所知，这陈陔早有谋官之想，如果总督大人在此处做一笔文章，此事必成。
端方听懂陈子久话中意思，当即点头一笑。
此后，陈芙珩遵照”奸父“之命，游说陈陔将毛公宝鼎转让给端方。起初，陈陔对端方开出的万两价码并未动心，但当陈芙珩跟着拿出端方那一纸湖北银元局的委任书后，陈陔激动不已，随即掉入了陷阱之中。
以万两白银加那一纸委任状，将毛公宝鼎转让给端方后，陈陔满心期待地赶到湖北银元局就任。谁曾想，到了湖北后，陈陔久等任命而不得，径直去银元局一查问，这才发现端方所拟的那一纸任命书用的竟是一枚闲章，在官场上根本没有效用。
得知咬饵受骗，又深感违背了祖训，从此陈陔郁郁寡欢，陈氏家业从此也快速地败落了。
端方以不义手段得到毛公宝鼎这一年，是宣统二年（1910年），让世人感到惊愕的是仅仅过了一年，端方就遭遇了泼天大祸。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十八日，端方被清廷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随后，端方因欲与湖广总督瑞澄争功，强行将四川当地民办铁路收归国有，从而激起了川湘鄂保路运动。
同年九月七日，成都发生血案，四川局势濒临失控。为了挽救危局，九月十日，清廷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命端方署理，并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以及三十二标一部，经宜昌入川。
封疆大吏统兵途中被杀，在任何朝代，这都是极少能发生的事。但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了很有一些能力的端方身上，十一月二十七日，端方所率湖北新军行至资州时突然发生哗变，端方弹压不得，当天就被新军斩杀，与端方一同被杀的还有他的亲弟弟端锦。
端方被杀后，身后之事更是悲惨。
民国元年（1912年）元月十日晚七时，端氏兄弟的头颅，被放于装满洋油的铁盒中，由重庆民军代表李某押解上船，运抵武昌。武昌都督黎元洪后来下令，将端氏兄弟头颅游街示众。据说那一日，武汉万人空巷，皆来围观端方人头。
端方被杀后，堪称晚清一豪门的端家随即陷入落魄境地，其后人除了吃喝嫖赌外无一能事，只能靠变卖家当为继。到了民国九、十年间，端家后人迫于生计，以三万两白银作价，将毛公宝鼎典押给了天津俄国人开设的华俄道盛银行。
据说，端家落魄之时，曾以昔日的联姻约定向袁世凯求援，但袁世凯却不敢接受端家相赠的毛公宝鼎。
在时人看来，端家将毛公宝鼎典押给华俄道盛银行，到期是绝无可能赎回的，因此自那一刻起，毛公宝鼎就成了各方势力人物竞购的对象。
英国人辛普森是当时最为跃跃欲试者。典押尚未到期，这个窥视中华国宝的洋人就收买了端方老友、美国人福开森，福开森找到端家后人，表示愿出诚意价收购宝鼎。
端家后人觉得价码太低，一边要求加价，一边表示不肯割让。
此事传开后，舆论哗然，文化界竭力呼吁不能让国宝流失海外，不然将愧对祖先和后人。据北洋时期曾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长的王献唐回忆，奉系狗肉将军张宗昌督鲁时，山东文化界曾发起国宝”还乡“，那时的代价不过是四万银元，但张宗昌一介武夫，根本不把宝鼎放在眼中，最终功亏一篑。
后来，又有人想中间做局，先将宝鼎从华俄道胜银行赎出，然后再高价倒卖给权势正如日中天的张学良。然而，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从人生之巅坠入深渊谷底，此后再无高价收藏古董的闲情逸致。
据石业华在《稀世国宝毛公鼎》中记载：1926年华俄道胜银行歇业清理，将毛公鼎转押给北京大陆银行。1930年北京大陆银行清理该行抵押收藏的毛公鼎，急于处理，收回押款，缘由是自1911年毛公鼎抵押给华俄道胜银行二十年来，本息已逾十万元。被押国宝毛公鼎理应由故宫博物院收购珍藏，可惜该院没有这笔经费。
就在这个时候，为防止国宝流失海外，北洋时期曾出任财政总长、交通总长的叶恭绰，与郑洪年、冯怒联手，以极高的代价，终于购得毛公宝鼎。
三人联手购鼎之后，叶恭绰又变卖其他收藏，购买郑冯两人持有的那一部分，几经周折，终于独自拥有了毛公宝鼎。
叶恭绰生于广东番禺书香门第，祖父叶衍兰(兰台)金石、书、画均闻名于世。其父叶佩含诗、书、文俱佳。清末，叶恭绰入仕任职邮传部，北洋时期历任几届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交通总长，论才干，其人没有酸腐之气，论操守，其人颇有君子古风。
叶恭绰买下毛公宝鼎后，一直将之藏在天津寓所中，其间他曾拓下宝鼎铭文，分送亲友，鉴赏研究。日寇全面侵华后，天津顷刻间沦陷，叶恭绰不愿做汉奸亡国奴，之后携带毛公鼎南县上海，住在懿园寓所。
在上海懿园寓所，叶恭绰只住了四个月，上海便沦陷了。无奈之下，叶恭绰只好避走香港。行前，他将家中所藏七箱文物，寄存在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其中一箱装的就是毛公宝鼎。
自从私藏毛公宝鼎，无形之中，叶恭绰似乎也陷入了动荡不安乃至不祥之中，其中有一事很让他耿耿于怀。避走香港时，他的姨太太潘氏执意不走，叶恭绰起初不解其中缘由，谁知刚避逃到香港，潘氏就朝叶恭绰胸口插了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