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元之死：一个天才的夭折

沈元

沈元：一个被枪决的高考状元
一个生不逢时的江南才子

每年高考发榜的时候，

便是状元群星闪耀的时候。

但，你是否知道：

1955年的全国文科状元，

却在1970年被枪决了！

这位史学精英，1938年生于上海，名叫沈元。

沈元原籍浙江义乌，是世家子弟。其父沈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科毕业，南京政府成立后，曾任镇江县县长（当时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

父亲沈昌

沈元曾在中国的历史学界掀起过不小的风浪，郭沫若称其为“神童”，翦伯赞、黎澍誉之为“北大五十年才出一个的人才”。

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

这一年：沈元 17岁
来到了命运开始的燕园

1956年，沈元从美国《工人日报》读到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长篇“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原先在他心目中老大哥的光辉形象瞬间被粉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暴虐无情、杀人如麻的恶魔。在震惊之余，他摘译了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而这些是北大的同学们在《联共（布）党史教程》里看不到的。

当时，沈元就“秘密报告”发表了许多问题和看法，其中最深刻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为何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那样的历史是信史?

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却为什么不能写信史?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当然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

二是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

赫鲁晓夫仅归结为个人崇拜，而沈元却直言——“根本上还是制度问题。”

这一年：沈元 18岁
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

1957年，中央和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北大历史系的才子沈元也自是得风气之先，除了和同学创写“鸣放”的宣传报外，也发起创办了《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

然而在北大“五一九”事件以后，他虽同意“左派先锋”林希翎（人大）、谭天荣（北大）的观点，但却反对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却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之后，在北大按百分比划右派时，潜心做学问、深钻故纸堆的沈元，因为平时不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与某些激进党员进行辩论，被打为“右派”， 上级更认为“他早就是右派”，认定他的《准风月谈》是向党进攻，甚至追溯到他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私下的评论，指控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年代”，如此更进一步——将其定性为“极右”。

这一年：沈元 19岁
是其短暂一生的转折点

1958年，“右派”沈元被北大开除学籍，送北京西郊农场劳动改造3年，据他同学雷光汉著文回忆：被打成右派后，雷光汉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门头沟的斋堂背石头，修水库，很苦很累。当时沈元和他的一个姨表妹谈恋爱，人很漂亮，曾到斋堂看过沈元，但表示要和他这个右派断绝恋爱关系，沈元因此大受刺激，痛不欲生，说：政治上没希望了，爱情上也没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他甚至想轻生，跳水了断此生，为此雷光汉在北海桥上劝了沈元两小时。

1961年，沈元摘“右派”帽，被允许返回北京在街道上劳动。虽已摘帽，但由于被取消了学籍，已不能再回北大继续学业。于是他一头钻进北京图书馆自学，苦心孤诣，埋头研究，写出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当时，恰巧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正在寻觅一位称职的助手，当他读到由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推荐的沈元写的九篇文章后，十分欣赏沈元的才华，认定沈元就是自己要找的助手，遂录用沈元为近代史所实习研究员。

1962年，兼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的黎澍，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挑选出《急就篇研究》在杂志上发表。《急就篇》原是汉代的蒙学课本，沈元对《急就篇》的考订超越了大学问家王国维（仅为考订，不指学术水平）。

而从《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更是前无古人，凭借在史学、文学、音韵学上的深厚功底和独特视角，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郭沫若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另一位史学大家范文澜读后也说：“至少比我写得好。”

这一年24岁: 曾经的北大才子
已逐渐成为历史学者

1963年，沈元完成文章《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全文五万多字，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从中摘录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发了整整一版（整版摘录极其罕见）。沈元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

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有人控告，有人赞叹，闹得沸沸扬扬，这就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有一个准确说法，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调查。在当时情况下为保护沈元，息事宁人，不再发表其文章是唯一办法。

但之后沈元又写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副主编丁守和在看后认为文章颇佳，便用署假名“张玉楼”的方法把它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正好这时《人民日报》让他们推荐文章，丁守和便将沈元的这篇文章和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的《关于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起送往《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编辑不知“张玉楼”系何人何背景，只以文章质量取胜，最终采用了沈元的文章。但有人知晓内情，知道“张玉楼”为何人，便把揭发“沈元事件”的材料寄到了毛那里，虽被秘书田家英暂时压下，但接着又有人到中宣部告发“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再次派人来调查，结论是没有违反原则的地方，但建议以后少发他的文章。

这一年25岁: 功底深厚文采出众
是史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1964年，沈元利用故宫的材料，写了《中国历代尺度概述》。这次丁守和说不发了，但经不住沈元恳求，而丁守和也看出他在此文中功夫下得很深，再说是一篇关于科技史方面的，有很大实用价值，无关政治，不忍心埋没这样的优秀文章，还是发表了，这回用的是“曾武秀”的假名。

结果还是有人发觉了，研究所党委书记找丁谈话，下了最后通牒：“中宣部刚发通知，你们怎么又发沈元的文章了？以后不要再发了，免得给你们也给我们都带来麻烦。”这篇文章遂成了沈元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这一年26岁: 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就此被彻底封杀

文人遇上时代，政治便永远是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中国，知识分子相继被打倒，年仅28岁的沈元被列为要打倒的“历史界十大权威之一”，除他之外，其他9人都是历史界大师级人物。可见此时沈元史学造诣之深。沈元这个“右派明星”在文革开始即遭受到非人的迫害和摧残，被斗得死去活来。

沈元在文革中曾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一来，便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治学惹祸的沈元，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有这么一天：夫妻两人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曾经接纳他的研究所，也根本不可能再度接纳他，两个年轻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期间，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但姐姐早已自顾不暇，不可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

1968年，实在忍受不了批斗和躲藏的沈元选择用油彩乔装成黑人闯入马里驻华大使馆（郭罗基《哀沈元》中说他进入苏联驻华使馆），寻求zz避难，结果大使不敢收留，通报中国政府逮捕了他。

这一年：沈元 30岁
从历史学者沦为阶下囚

1970年，为了给中央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树立“样板”，北京市当局从1月底至4月中旬共开了三次全市性有数万至十万人参加的公审公判大会，判刑和处决所谓“反革命”罪犯。

2月11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通知》，开列了以顾文选为代表的55名罪犯，交群众讨论。沈元名列其中的第19位。

遇罗克

3月5日北京当局召开全市公判大会，对这份《通知》所附等55人予以判决。其中顾文选等18人加上前份《通知》名单上因故留下的遇罗克等共19人被处决。名单上的其他人，如闻佳、张朗朗、周七月等也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然而，只有沈元一人是没杀也没判。

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3月5日那批当局预定的被处决人数已满，而且超出。

北京市公法军管会”或北京市革委高层，对沈元是判“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存在某种分歧，所以暂被“刀下留人”。

但是沈元这次脱逃处决的侥幸并没维持多久，其校友也是“北大才子”的顾文选与遇罗克等被处决后仅过了19天，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又发出了当年的第三份此类通知。沈元在《通知》中又“榜上有名”。他已是在劫难逃。

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通知》上，关于沈元的“罪行简介”全文如下：

十七、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其母系右派分子。

沈犯书写大量反动文章，积极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投靠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份文本上，在沈元的简介文字之后，批注有“死。张死缓”字样，表明曾有位张姓人士，认为对沈元可以“刀下留人”，处以“死缓”判决。可惜的是，这个意见最终未被采纳。最终，沈元于4月18日惨遭处决。

那一年 32岁：他想逃离变态时代
最终因此而丧命

文革过去，许多人获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八十岁的老母上访北京，追究事件始末。

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内容为：

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O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在沈元被杀十年后，迟到的平反通知终于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这一声撕心裂肺的恸哭，应该永留在历史当中，却也只能留在历史当中。

沈元的一包文稿，在文革中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幸亏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

之后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对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

引用朱学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中的一段话：

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与历史学其它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文字，而且是变成铅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聋又瞎，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

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尽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

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一位试图改变历史书写方法的陨落者，他纵身一跃跳进历史的长河，惨痛的灭顶之灾，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泪湿衣襟，今日中国，我们该用什么来缅怀你？

来源：苏杭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