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郑州会议拟出了共产主义建设规划纲要，毛主席：太吓人了

老覃在昨天写了《1958年，毛主席听了吴冷西的报告，怒道：他们这是在帮国民党的忙》一文，文中讲到：1958年11月2日凌晨1时左右，毛主席乘坐专列来到了郑州，准备在郑州召开一个为八届六中全会做准备的小会，这，就是后来历史上有名的“郑州会议”。

原来，这是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与会人员为山西的陶鲁笳、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河南的吴芝圃这四个省委第一书记。

老覃在前天发布的《1958年，毛主席听耿起昌说“群众情绪高涨，干劲很大”，暗暗叫苦》一文中写：毛主席于1958年10月31日下午登上专列南下郑州，途经保定时，召集了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省长刘子厚、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第二书记陈子瑞、保定地委书记处书记李寿山、保定市委书记杨志昌、地委秘书长张荣、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上专列进行座谈。

座谈会结束后，张承先陪同毛主席南下。

张承先因此参加了会议，这样，“四省书记会议”变为了“五省书记会议”。

老覃在大前天写的《1958年，毛主席听说河北徐水可进入共产主义，大急，连写了四封信》一文中也说了，早在1958年10月18日，毛主席命令陈伯达前往河南省遂平县调查嵖岈山卫星公社。

这时候的陈伯达也在郑州等着向毛主席汇报调查结果，那么，陈伯达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首先发言，详细地汇报了对嵖岈山卫星公社的调查情况，并且眉飞色舞地提出了自己的一项主张：废除商品、以劳动券代替人民币。

毛主席听了陈伯达的汇报，感到事态的发展有点超出他的预料了，他必须着手做纠“左”的工作。

他后来也说：

“陈伯达已经变成了‘左’派了，我成了右派，但我情愿当这个右派。”

在郑州会议上，他一方面提出了不同于陈伯达的观点，主张“多搞商品生产，扩大商品交换”；另一方面电令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这四省的领导人来郑州开会，准备扩大调查面。

3日，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都赶到了郑州。

“五省书记会议”扩大为了“九省书记会议”。

毛主席在“九省书记会议”上发言定调：目前的工作需要“降温”。

老覃在四天前发布的《1958年，徐水县委书记称本县已可以实行共产主义，毛主席置之一笑》一文中说了，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提出了年内生产1070万吨钢铁的任务。

毛主席因此在“九省书记会议”上感慨说：“现在的钢铁产量为720万吨，还差400万吨，开的支票太大，工作就要被动了。大家的脑袋里想的都是钢铁，农业没人抓，以后，吃饭就会成为大问题。”

毛主席随后批评了陈伯达提出的“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语重心长地说：“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商品，包括农业品、工业品。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行不长，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既然谈到了农业生产，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都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形势发展的需要了，建议搞个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

毛主席首肯他们的提议，痛痛快快地说：“那我们就在这里起草，吴芝圃负总责，陈伯达当秘书，明天上午一同动议。”

九省领导人于是从4日起开始讨论，到了7日拟出了初稿，共有两个题目：《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

毛主席在4日下午听取了九省领导人的汇报。

他一看到《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就摇头说：

“这个题目太吓人了，一开口就是共产主义，而且是十年！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当然，社会主义里头有共产主义因素。”

吴芝圃赶紧解释说：“我们的意思是十年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主席还是摇头，说：

“你说十年向共产主义过渡就能过了？客观事实和人的想象可不是一回事。想象要符合客观规律，才能发展成事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