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和毛泽东的冲突 (黄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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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一生深爱自己的祖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的各个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几个阶段。抗战时期,他奔走国内当时政治对立的各方,呼吁共同抗日。胜利后,他又为和谈奔波,向各方陈述自己的主张。建国以后,他又以党外人士、共产党诤友的身份,为新中国的建立献计献策。可就是这样一位以拳拳之心爱国报国的老人却在建国初期的一次会议上,与他相交数十年,被尊之为人民领袖的也是梁漱溟本人十分尊敬的人毛泽东发生了激烈冲突,乃至毛泽东严厉批评他是“拿笔杆子杀人”,“野心家,伪君子”。这次冲突虽已载入历史,但重提此事,仍有借鉴于后人的意义。本文拟就这次冲突的伏笔,冲突的过程,冲突的内容做一分析,以求专家指正。

一、冲突的伏笔

梁漱溟和毛泽东相识在1918年,那时梁已受蔡元培、陈独秀之聘担任北大文科学院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毛泽东从湖南来找自己的恩师也就是后来的岳父杨昌济老先生,寄住于杨家,为了糊口在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据载,他也经常去听梁漱溟的课。杨昌济是著名的伦理学家,特别是崇尚阳明哲学。梁漱溟为了了解阳明哲学,经常去拜访杨,向之求教。杨把毛介绍给梁,但梁当时并未在意这个高大长瘦和自己同岁的湖南青年。后来杨昌济去世,毛泽东回到湖南开始了革命生涯,梁也离开北大为乡村建设理想而奔波,二十余年二人再未谋面。直到抗战爆发,梁初访延安,才和毛重新见面。毛重提旧事,梁这才记起原来眼前的毛泽东就是当年那个毛润之。梁漱溟这次访问延安,其主要目的是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交流,倾听中共对抗战的看法,主题是抗战,但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交换关于治国建国的想法,这方面也想听听中共领导人的意见。他在延安总共和毛交谈有六次,但主要是刚到时的两次彻夜交谈。

  第一晚主要交谈抗战问题,两人相识甚欢。梁本人是主战派,但当时国内主和派、悲观论腔调很盛,梁也有些惶惑。在来延安之前,梁漱溟曾拜访过当时的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第一次从蒋百里那里听到了抗战必胜,抗战必然是持久战的观点,梁感到观点很新颖,也很受启发和鼓舞。在和毛泽东交谈后,没想到毛也是这个观点,而且讲得更系统,更全面,包括战争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等(这些毛在后来的《论持久战》中都有详细论述)。梁听了十分赞同。谈话一直到天明,临走时,梁送毛一本他自己写的《乡村建设理论》,并点明明晚的谈话将围绕这本书。对于这本书,毛泽东在一天时间内,应该说还是认真看了。因为据梁自己回忆,第二次见面时,毛的桌上放了一沓纸,纸上记着梁书中的话,有些还用红蓝笔划了圈。但是第二晚的谈话却没有像第一晚那样投机,两人观点出现严重分歧,虽然谈话的气氛尚可,但分歧毕竟给二人以后的共事产生了影响。谈话一开始,毛就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来说是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性需要彻底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来确定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这一作用。梁马上争辩:“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梁在此基础上讲了一大通中国“伦理本位”的重要性,而否认阶级斗争的作用。毛听了后认为:“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毛认为梁漱溟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梁随即反驳,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我以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两人你来我往,谁也没让谁,谁也没说服谁,这就埋下了两人冲突的第一支伏笔。

  抗战胜利后,国共开始和谈。梁漱溟第二次赴延安。这时他渴望国共和谈能谈出成果。这时他的身份已是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他的观点代表着民盟的主张。延安热情地欢迎了他。他发表演讲,希望国共双方都互相让一让,不要打仗,在一个统一政府下搞经济建设。这实际上是让共产党放下武器,让出自己的控制地区,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诚然,后来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打碎了他这一梦想。梁漱溟的劝和也给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留下了印象,这可以说是第二支伏笔。

  国共和谈后期,实际上蒋介石在东北和中原的枪声已表明了他的心迹。但和谈这一形式还在继续。美国特使本负有调停国共冲突的使命,担当和谈的第三方调停人,但受美国国内政策的影响过于偏袒蒋方,引起共产党人的不满,只好退出调停人的角色,由国内的第三方面即民盟来充当。梁作为当时民盟的实际负责人即接任了这个角色。在这之前,共产党谈判首席代表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政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这时的讲话,还未点出梁漱溟的名字,但梁已听出是在说他,这时他的倔强脾气上来了,他既感意外,也不服气。自己明明是拥护总路线的,只是讲了几句心里话,怎么会变成有损总路线,有损工农联盟呢?他立即在会场就写了一封信,当场交给毛泽东,毛约他当晚谈话,谁知晚上是看京剧,只是在开演前20分钟两人碰了一下头,梁无法讲完自己的观点,只是要求毛消除误会,而毛坚持说梁反对总路线,两人语言激烈,冲突频频,不欢而散。后几天的大会,梁要求发言,在得到毛的允许之后,梁上台发言,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在接下来9月17日的大会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用过去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国共和谈的那件事,说明梁漱溟一贯反动。在周讲话中间,毛泽东作了若干后来收集在毛选五卷中的插话,言辞非常激烈。主要观点是:(一)在国共和谈的紧要关头,梁漱溟的立场是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二)梁要多知道些计划内容,我不赞成;(三)梁提出“九天九地”是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四)台湾的香港的电台称“梁漱溟是有骨气的人”,被敌人所称赞,那就只能把梁划入反动一类;(五)梁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乡村建设”,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六)梁讲我们忘了农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拔;(七)对梁不能搞自我批评,而只能是批评。毛插话时,席间一片谴责梁漱溟的声音。对毛这样的批评,梁是更不能接受的,他决心破釜沉舟,视一切而不顾。要求当场发言,得到主席的允许,明天大会发言。大会的最后一天,梁登台发言。他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主席的口气很重,肯定我是恶意。”他认为这证据不足:说我一贯反动,我就要交代历史。接着他就解释了和谈的过程,并要求给他充裕的时间发言,这时场下一些人打断他的讲话,不让他再往下讲。梁就把手伸向毛泽东,说,我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让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毛讲,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又接着说,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如果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接着说,有一点“雅量”,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梁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毛听了非常生气:你如果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梁又接着说,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要考验一下领导党。两人你来我往,一句接一句,会开不下去了。毛要梁再讲十分钟,梁说:“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会场的人反对,最后只好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让梁是否讲下去。投票结果虽然毛也投了赞成票,但反对者终归多数,梁漱溟被轰下台,冲突结束。梁漱溟与毛泽东几十年的私人关系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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