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桓玄敢于对荆州刺史殷仲堪做各种挑衅性的举动而殷仲堪却无可奈何?-细品《资治通鉴》之五胡乱华

东晋的桓温去世后，虽然陈郡谢家的谢安主导了朝政，但司马曜和同胞弟弟司马道子结成联盟，对抗门阀士族，而太原王氏的王国宝投靠司马道子，谢安采取了退让的态度，逐渐退出了权力中枢，最终导致司马道子的权力做大。

而当司马道子权力做大之后，晋孝武帝司马曜又担心司马道子威胁到自己，又开始尝试制衡司马道子。桓冲死后，东晋让王国宝的弟弟王忱接手了荆州，恰巧王国宝病死，于是司马曜任命自己信任的殷仲堪接手荆州。

荆州曾经是桓家的地盘，殷仲堪到了荆州之后，作为地方主政者，竟然面对桓玄的挑衅一再退让，这背后又是什么道理呢？

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读《资治通鉴》里面的相关记载，来聊一聊当时为什么主政荆州的殷仲堪会听从桓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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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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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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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与反思

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桓玄在荆州能如此有影响力。

桓玄是桓温的最小的儿子，从小就得到了桓温的宠爱。当年桓温死的时候，桓玄仅仅五岁。

但桓温还是很聪明的，没有将手里的权力交给桓玄，因为桓玄太小了，根本无法掌控局面，而是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桓冲。但是将自己的南郡公的爵位传给了桓玄。而桓冲也以退为进，退出了青州兖州等地方，回到荆州经营自己的大本营，这样也跟谢安等人达成了一些平衡和默契。

作为桓温的儿子，桓玄的仕途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桓温的逼宫，废皇帝，甚至逼皇帝禅让的行为让后来的统治者都非常忌惮。所以朝廷对桓玄也非常忌惮，虽然桓玄逐渐长大，但并没有得到如其它世家大族一样的仕途机会，在桓玄二十三岁的时候，才被任命为太子洗马，担任太子身边的侍从官，还是远离朝堂的。过了几年之后被外放到义兴（今江苏宜兴）当太守。这让桓玄十分不满，感叹：“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而在义兴，桓玄也是处处受制于人，干得很不爽，于是桓玄干脆辞职回到自己的封地南郡（现在湖北江陵）。

当时桓玄辞官回乡的事后，路过建康，曾经去拜访了当时位高权重的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当时喝多了，当着众人的面对他说：“父亲桓温晚年想当贼，你怎么看？”这是直接揭桓玄的伤疤，说你父亲当年想谋反，当时没有治罪，现在如果治罪还是要杀头的。这番话让桓玄汗流浃背，跪在地上不敢起来。直到王府长史谢重出来打圆场，才结束了这尴尬场面。

路上桓玄忿忿不平，就给皇帝司马曜上了一本奏疏，说自己的父亲当年平定叛乱，是立了大功的。朝廷不给赏赐也就罢了，但是司马曜应该想想你这个皇帝是如何当上的。我们之前讲过，当时桓温带兵进京，威逼褚太后废除司马奕的帝位，才让司马昱登基。否则司马昱根本没有机会当皇帝，更不要说他儿子司马曜能继承父位了。所以桓玄这番话实际上是点司马曜和司马道子，现在想说自己的父亲想谋反，也得考虑一下你们的位子来的是不是正当。当然桓玄的这篇奏疏根本没有到司马曜手上，中间就被压下了。

但回到南郡的桓玄依然不爽，因为当时担任荆州刺史的是太原王氏王国宝的弟弟王忱。王国宝是投靠了司马道子，成为了司马道子手中的势力，所以司马道子才要抓荆州的军权，因为北府和荆州的兵权是决定着东晋权力的最重要的部分。谁控制这两个地方，谁才会对朝堂有影响力。之后桓冲去世，388年的时候桓石虔也去世，桓家开始式微，这时司马道子就让王国宝的弟弟王忱来了荆州，控制了荆州兵。而王忱来到荆州，压制桓家的势力也成为王忱一定要做的事情，所以这时桓玄和王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是很激烈的。

而事情发生转机是在公元392年，王忱在荆州去世，荆州刺史的职位空缺，这引发了朝堂内部新一轮的博弈。当时司马道子还是想控制荆州，当时想要让王国宝担任荆州刺史。而当时司马曜跟司马道子之间的关系已经搞得很僵，司马曜想要制衡司马道子的权力，所以拿回荆州不让司马道子控制成为司马曜必须要做的事情。当时司马曜身边信任的人一个是王恭，一个是殷仲堪。而当时桓玄也不愿意让王国宝或者王恭来荆州，否则自己更难受，所以就暗中买通了司马曜宠爱的尼姑妙音，让她推荐这里面相对家族弱势的殷仲堪。所以当司马曜问妙音谁去荆州合适的时候，妙音跟司马曜说：“外内谈者，并云无过殷仲堪，以其意虑深远，荆楚所须。”所以司马曜才决定让殷仲堪为荆州刺史。

当时司马道子为丞相，正在运作吏部让王国宝为荆州刺史，没想到皇帝司马曜直接绕过吏部，直接下诏书就任命了殷仲堪当荆州刺史，这番举动也出乎了所有人意料。但也显示了司马曜夺回权力的决心。

殷仲堪其实也算是一个明白人，他知道司马曜让自己来荆州的真正目的其实是要控制荆州，制衡司马道子。而且他应该知道自己来荆州是桓玄运作的。所以他一改之前王忱对待桓玄的压制的态度，反而采取了退让的态势，实际上还是希望跟桓玄合作，共同对付司马道子和太原王氏。所以我们看到桓玄甚至公开凌辱殷仲堪，殷仲堪都采取退让的态势就是如此。

而殷仲堪对桓玄采取退让的态势另外的原因就是荆州是桓玄的地盘。桓家在荆州经营多年，桓温是南郡公，是朝廷册封的，南郡是桓温的封地，一个郡的百姓都是桓家的，甚至桓玄的私人武装的力量都要超过殷仲堪，殷仲堪拿什么跟桓玄都呢?所以殷仲堪也只能对桓玄的挑衅采取退让的态势。

其实这也是魏晋时期的常态，当时的豪门士族实际上在地方上比当地的官员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很多豪门士族实际上是控制了当地的政治，军事，经济，任何一任官员来了都是要跟当地的士族合作的。否则分分钟就被赶跑了。这种政治形态才让当时的政治变得非常复杂，才会有异族入侵了大家同仇敌忾，而异族赶跑了大家关起门来斗来斗去的生态。根本不会有什么国家的大局观，就是散装状态，这样的国家在强大的外地面前有多少战斗力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中国古代南方的政权总是打不过北方的游牧民族很正常。在既得利益者眼中都是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关起门来斗得你死我活，彼此消耗内斗，一个国家能强大到哪里去呢？外地打来了，很多地方既得利益者就选择做汉奸，投降，反正异族过来也是要靠这些人统治，顶多多交点税，但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太大的损失，国家可以不要，但自己的土皇帝只要能做就行。但看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也感慨这些人也是非常短视，看重的短期利益，出卖自己的长期利益，但这些后来的征服者，当然也不愿意这些人继续当他们的土皇帝，于是移民，杀戮，这些异族统治者可不惯你们的毛病，最终很多北方士族衣冠南渡，抛家舍业，这时后悔也晚矣。

其实不仅魏晋如此，后来的封建社会很多政权也是通过跟地方势力的妥协而来，所以虽然后来士族的影响力下降，但皇权不下乡仍然是中国政治的常态，地方的权力实际上是交给当地的地方势力的，甚至到了民国，农业税赋的主体仍然是这些地方地主势力拿大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一个国家税收不好，哪里有钱养兵打仗，最终国力孱弱，国家被异族屠戮。而为什么教员靠一个土改，减租减息就能让军队战斗力成倍增长？去掉地方上的食利的吸血鬼，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老百姓负担减轻了，国家反而更强大了，道理就在于此。

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殷仲堪代表国家到地方管理又如何？他撼动不了地头蛇的利益和权力，他只能选择和桓玄妥协。而桓玄没有官职又如何？照样可以让国家派来的干部听自己的，荆州这块地方还是姓桓的，这块地方自己想杀什么人就杀什么人，国家又能如何呢？在这样的国家，老百姓又能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