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今艺术丛书》上市

隐身的先生或跨媒介大家

——姜今艺术丛书重版代序

文/陈侗

你可能会在一个电影或戏剧美工的书架上发现一本《银幕与舞台画面构思》，也可能会在一个画家的工作室找到你很想读一读的《中国花鸟画发展史》，而你的朋友可能正拿着一本《打散构成》走向讲台……但是，假如你不认识姜今先生，你不敢相信这些书都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当然啦，你不认识他不要紧，但是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如果连“知道”“听说过”都做不到，那就要追问一下是你的问题还是先生的问题。

先说你的问题。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所以知识去了哪里，还是不是它原来的样子，一般人是搞不清也不想去搞清的，于是就安于知识的碎片化，流连于海量的无聊信息了。我不敢说你就是这样，但可以肯定地说，为了让自己最终不要处于虚无境地，你还是会好好地待在自己的“专业”里，守着几本专业书籍，将里面的知识活学活用。你也可能经常说出“修养”这个词，但你对它的理解可能更倾向于一般的文化知识，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可能就是看看电影，听听音乐。当你看电影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可能都在故事情节或演员的表演，不会去想电影美术（更别说从事电影美术的“美工”了），你把你看到的一切画面——包括布景——都当成了自然而然的和真实的。

《画外篇》意为功夫在画外，书中辑录了姜今的散文、理论、书信等多种体裁的文字，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其对国画艺术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付出的心血热情。姜今在画外用功，画内着力，内外交相辉映，力求令作品趋向丰满、整体，更耐人寻味。

你也很想接触你的专业领域的杰出人物，但你对专业的理解可能就是专于一件事情并做出成就。你不相信“万金油”式的学者，甚至你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学者，偶尔碰见几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博学之人，你对他们的怀疑多过信任。

这就是你作为一个求知者的情况。你安于这一情况是因为它很普遍，因而也就是正常且合理的，打破它只会让你陷入不安。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先生就算与你擦肩而过，你也以为遇见的只是另一个穿文化衫的笑容可掬的老头。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再说说先生的问题。从杭州的国立艺专毕业后，先生就没有因为自己也是潘天寿的门徒，一心只想着画画，而是服从了国家的需要，投身于实用美术，在实用美术中又从图案转到了银幕和舞台美术。当然啦，先生是雷圭元的学生，设计图案是本分，但银幕和舞台美术似乎就偏了一点。先生或许本身也喜欢电影戏剧吧，银幕和舞台美术便成了他接近叙事最近的途径。这一干就干了多少年啊？先生自己不说，我们就不清楚。“干一行爱一行”的说法在先生那里不是干完一行爱另一行，他是一直爱着，或者交替地爱着，能证明这种爱的就是先生的研究，就是用心血凝聚出来的这些著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同时爱着几个女孩子，同时给她们写情书，积累起来就成了关于爱情故事的书。当然先生是讲技巧的，所谓的“交替”在时间上是以一生为长度，并不是上午研究银幕或舞台美术，下午研究花鸟画。再说啦，在先生的前半生，花鸟画和山水画相比实用美术，只能是躲起来干的一个门当，先生把它暂时收起来，以便更专心地去填补实用美术研究的不足。但是先生的收起不是完全不去想起，他忍不住还是在《银幕与舞台画面构思》的序言结尾用上了石涛的座右铭，“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

《姜今诗文集》收录了姜今的诗、词、曲等多种体裁文字，其对艺术创作的见解语录，也是珠光灼灼，历久弥新，在片言只语中可窥见老艺术家对传统学养的吸收和追求，以及对艺术创作的深入思考。

按一般的说法，除非时来运转，长期从事实用美术是很难成为“艺术大师”的，更别说从事研究。各行各业的“美工”千千万万，唯独先生就从里面跳脱出来，翻了几个跟斗后又到了美术学院执掌教鞭。你以为先生从此就告别银幕和舞台了吗？错。《银幕与舞台画面构思》就是在广州美术学院定稿的，这个曾经跟音乐学院合为一体的美术学院虽然为银幕和舞台输送了大量美术人才，却从来没有开设过关于电影或戏剧美术的课程，所以先生的研究和写作也就是堂堂正正的不务正业，因为他旧情未了。

先生至今没有完整的艺术年表，除了生年、毕业时间、著作出版时间和作品获奖时间，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若不是从别人的文章里找到蛛丝马迹，我们便无法捋清楚，他好像是隐身到他的著作中了。想想也对，先生不就是交替着一直在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嘛，就算捋清楚了时间地点，也捋不清事情的前后。你能说先生是写好了《画境》之后才写《银幕与舞台画面构思》吗？你能说先写《打散构成》的时候没有构思《中国花鸟画发展史》吗?当你对后者充满阅读期待时，最好先翻到“后记”，上面分明写着“前前后后酝酿了二十年”，按照落款时间的1999年往前推，二十年前就是1979年，那时《画境》应该正写着吧，如果先生不是快手的话。

先生的问题不止是他乐意成为杂家，即放在艺术领域里我们今天所说的“跨媒介艺术家”，还有他虽然懂得出书，却不懂如何炒作自己，友人戏称他什么都会，就是“不会公关艺术”。先生或许并不是真不在乎“名”，真不在乎的人宁肯一事无成，而先生总想到写书，将不同的经验积累起来，形成概念性知识，这在学院里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研究方式，未必会被树为榜样。先生的书或为约稿，或与编辑一拍即合，出版一帆风顺，无须自己操心，出版了又总是那么受欢迎，于是一版再版，这“名”就总是有的，“利”却肯定不多。如果先生出书最多的那些年已实行版税制，流行签名售书，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欣然前往，但以先生豁达的性格，想他一定不会拒绝。不过先生著述最勤的那些年是在广州，要知道广州人是很忌讳“输”的，所以将“书”等同于“输”（这个不是说笑，是真的），更何况这些书要费些脑筋才能读懂，而费脑也不是追星的人愿意选择的生活方式，因此先生靠书出名就不太可能了。好在先生还有画，还有篆刻，还有诗。后两样不说，单说画作，只要对中国画有一定了解，先生的画就不难懂，至少比他写的书容易懂，但这些画也未必能成为书画市场的宠儿，因为它们除了书卷气和用笔有扛鼎之力，除了蕴含先生内在的诗情画意，再也没有负载别的社会功能。

先生从来没有自诩为“跨媒介艺术家”，那时候也还没有这个词，但他在多种媒介和艺术形式之间行走要比别人早很多，甚至也比同龄的跨媒介实践者跨度要大。一般来说，由于社会的需要，从“纯艺术”跨到“工艺美术”是很平常的，但电影和舞台美术就完全属于大美术中的特定专业，甚至只能是由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的美术系专门培养定向人才，所以先生是靠了什么走进这两个领域，心甘情愿不说，还做起了研究，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先生在电影和舞台美术领域的影响力虽一时无从定论，但我们知道光有工作实践写不出《银幕与舞台画面构思》，因为支撑先生从技术角度去谈论“画面构思”的知识和观念不完全来自电影和舞台本身，终究还是先生广泛的艺术修养在起作用。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我的银幕设计，是从舞台调度开始的，而我对舞台设计生命力的理解，又是从电影的运动性中获得启迪的。”如果说电影与戏剧之间的确存在很多相似性，那么历史更悠久的绘画似乎单凭自身的理论就可以解决一切观念的和技术的问题。在早于《银幕与舞台画面构思》出版的《画境》中，先生除了从中国传统画论、诗论的角度去阐述中国画的构图规律和形式，同时也借用银幕与舞台的搭景方法来印证中国画的构图原理，例如异曲同工的近小远大的反透视方法。甚至，先生还按耐不住要在说到中国画的长卷时联想到电影胶卷，若不是他有在电影制片厂工作的经验，无论如何都不会做这种看似无关而实际上很恰当的联想和比喻。十分有趣的一点也是在关于长卷的这一段，先生不光把它比做了电影胶卷，也谈到了诗词句子，谈到了“长卷像小说，团扇像小品”，最后竟将话题引向了电影、戏剧、装潢和壁画:

“从中国画构图的变化、节奏，独立画面与连续画面的选择，它对现代舞台构图和电影画面构图产生了一定影响。它的运动性与连续性，巧妙的衔接转换的方法，值得舞台美术家和电影美术家研究。而且对现代装潢的系列化、群化的艺术处理，对现代壁画的构思，都是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先生的毛病，要说有的话，就是三句不离本行，但这不是负面的批评，是真的觉得他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以至于环境和身份变了，还对自己曾经参与过的工作念念不忘，不光把各种知识和经验进行消化融汇，还能再次提取它们并放回到每一个不同领域。这种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回到实践的研究精神，值得每一个想从事跨媒介实践的艺术家学习。

无独有偶，在《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一书中，先生仍然没有因为花鸟画是自己毕生最擅长的艺术种类，就把自己在其他领域的经验所得封存起来。在讨论花鸟画技巧时，先生小心地使用第一人称“笔者”讲述了自己参与拍摄电影《大浪淘沙》时的经验，用设计古松的有趣过程去说明花鸟画构图中应讲究的比例。在同一章节中，先生还多次提到戏曲和电影，提到“画外有画”要像演员那样“带戏上场”“带戏下场”。又例如接下来谈到“形象转化”时，先生忍不住再次举电影演员和角色为例，就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授业的深入浅出，根子里还是他忘不了自己曾经投身过的事业，不想让自己掌握的经验在运用上只限于单一的门类。

现在，先生几十年丰富的跨媒介实践所获得的研究成果终于可以以全集的形式得以再次出版，这对于我们整体地了解他的学术思想、艺术经验和治学方法，其作用远远大于只是不断重复他的名字，大于给他戴上各种桂冠。从先生在各类著作中的“自我表现”来看，他是想向世人不断证明自己的“在场”，证明“实践出真知”；而从个人名利和荣誉来看，即便他不曾躲避和隐身，也是把它们融入到了一个接一个或相互穿插的研究当中，成为奉献和创造的动力。先生的享乐就是写作带来的快感，这一点对于想了解先生的人来说，相信只要打开书就能感觉到——这可不是一般的享乐。（作者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师）

2023年九月12日至14日于顺德青田

高校收藏证书

姜今简介及作品欣赏

姜今(1923—2007)，笔名龙华、筑翁，湖南醴陵人，擅长中国画。早年毕业于杭州市国立艺专。曾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国画教研室、工艺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导师。1956年作品获文化部一等奖。中国画已在日本、法国、意大利、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约旦等十多个国家展出。出版有《画境》、《中国花鸟画发展史》、《设计 艺术》、《打散构成》、《图案设计与应用》、《姜今诗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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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鸣堂文化

三鸣堂，取自《诗经》“凤鸣鹿鸣鹤鸣”，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艺术，深入国画、书法、篆刻、古乐、诗词等领域，坚定万里挑一的初心，持续发掘代表性杰出人物推广其文化艺术，传播温度韧度兼备的思想。三鸣堂先后策划出版了黄伯荣著《广东阳江方言研究》，曹础基著《庄子旁训》《周易》，姜今著《画境》《姜今篆刻集》，林贤治著《故园》等数十部著作，至今三鸣堂文化已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州美院、广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澳门大学等高校图书馆捐赠图书数十种，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