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绽放，根是海派文化，果是城市品格

2024年1月9日晚，一部“现象级”的电视剧作品《繁花》迎来大结局。这是知名电影导演王家卫首次执导电视剧集。影视艺术圈里，王家卫的大名如雷贯耳，但这也只能保证《繁花》开播时的噱头十足。真正引发全城民众街谈巷议，全国观众一道追看，从剧情到人物命运的持续讨论，以及其所散发的绵长魅力，一定已超越了王家卫一人之名，而有着精品力作必不可少的宏阔情怀与大历史观。《繁花》剧集中的人物刻画，无疑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其成功之道在于以一人反映一代人，以众生相共同烘托出一个时代的精气神。笔者撇开都市男女与复杂剧情不谈，仅撷取爷叔、宝总和小小顾三人，自认他们可以代表上海的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之末，以及21世纪的发展可能，剧集拟人化地表现出上海“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一种代际不断的血脉在流淌。

无所不能的爷叔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繁花》剧集超越小说之处，第一笔在于引入了爷叔这一角色。电视剧中的主角阿宝蜕变成宝总的过程中，爷叔的指引是不可或缺的。从炒股到外贸，从黄河路到南京路，宝总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初期取得成功，与爷叔经历过的这些过往，他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密不可分。这样两个主要人物的命运纠缠，又与1949年前、1978年后的上海互相呼应。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中国主动开放，尤其是在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融入世界，参与全球竞赛过程中，激活历史记忆变作一种文化自觉，也是这座城市得以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成因。

在《繁花》中，爷叔代表海派文化的活水源头。这一文化形态始自何时，源自何处，学界至今言人人殊。最为普遍的处理办法，是暂且将“文化”与“海派”分开，仅谈论后者的词源。对海派文化最为常见的定义，是将“海派”之名作为逻辑起点，认为1917年“海派”一词首次出现在大众视野后，很快就成为一个广为流行的名词。

词源回溯这种方法，只是文化形态不好定义的一种折中选择。笔者认为，一种文化的新生，首先在异质性，其次在稳定性，最终要有“自认”与“他认”的历史进程。海派文化独立，是具备明显差异性的。今日我们习惯将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并列，那么就说明一般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必然大于同一性，断裂似是超过传承。上海本是江南一隅，虽被称为“壮县”，也仅限于规模。从物质到精神层面，上海一地文化样貌不同于他处，大略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发生。有人赞美上海是东方巴黎，有人贬称上海是黑色染缸；内地人觉得是上海代表世界，来访者则认为上海代表中国。一座城市总是有多重面相，但异质融合如此之强，形象差异如此之大，内涵要素如此繁杂，概非上海莫属；海派文化生成，还应有空间上的确认。开埠之后，外国租界有界限可言，但长期以来上海华界则时时处于变动之中。直至1925年，身处江浙战争中的上海因祸得福，得以建市，脱离江苏，直属中央，成为与省平行的行政区划，这座城市的空间才大致确定了下来。上海成为中国第一个与省平行、直辖中央的市级政区，这一由县到市的巨大转变，一以贯之，迄至今日，成为海派文化孵化的基本条件；海派文化定型，最终需要自认与他认。自认易于理解，海派一词的广泛社会应用体现出的就是一种自我认同。某先生动作潇洒、出手大方，可称“海派”，生意人摆噱头、夸海口又称“海派”，文章家的纵笔驰骋也被称“海派”；上海的饭店、服装店也在广告上标榜自己的某种风格为“海派”。他者主要是通过20世纪上半叶的三次争论，他者是北京。“京派”“海派”之争从绘画、京剧、文学等文艺领域延伸开去。熊月之认为，海派文化在1949年前就完成了从得名、污名，再到去污、正名的历史进程。

急剧蜕变的宝总

《繁花》主体讲述的是改革开放之后，一位身无分文的上海青年阿宝变身名声大噪的宝总的故事。剧集中的阿宝从街道工厂选择下海经商，几乎每一步都与时代同步，从最初的财富积累来自炒股，到在外贸大楼争取来第一张海外订单成为宝总，再到帮助范总成就国人自己的服饰品牌，协助服装公司上市后历经金融市场的风雨，最终回到浦东一块农田中，迎接新世纪的春风与阳景……我们不能将宝总看作是一个人，他是那一代人的精神总汇，所映射的也是上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起伏嬗变。

一如剧中的阿宝，人生低潮时无法获得雪芝的青睐，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并非一帆风顺。在1990年之前，上海作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国有企业的集中之地，实际上充当了全国改革的“后卫”而非“前锋”的角色：改革滞后，开放不足。随着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的开放、全国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各地经济都开始迅速发展，广州、深圳等南方省市迅速崛起，上海的国民收入和工农业产值，不仅从冠军的宝座跌落下来，而且下滑势头非常快。陷入危机的上海开始不断反省自身。《解放日报》打响头炮，头版刊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峻坡的《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一文，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引发了“上海向何处去，建设什么样的上海”大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伊始，“海派”一词被上海的文化界重新发掘并为其赋义，最终产生了“海派文化”一词。

思想上的活力，最终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求新求变。整个20世纪90年代是上海改革开放力度很大、经济发展很快的十年。带动这十年上海发展的主要引擎，是浦东开发开放。上海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要求，坚持“振兴上海、开发浦东、服务全国、面向世界”、“以东带西，以西促东，东西联动”和四个“率先”（即率先与国际接轨、率先实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实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率先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的战略，扎扎实实，埋头苦干，很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一座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再度崛起于东海之滨。这一时期，海派文化的学术研究起点也很高，学人们对海派文化的起源、流变、内涵、定义、评价，以及与近代上海社会关系等诸多问题的讨论已经相当细致深入。陈旭麓、熊月之等人对海派文化的研究，成果丰硕且不受海派盛名的负累，致力于海派文化实质的挖掘与研讨，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日。对于海派文化的前途，在这一阶段的结论也比较客观，即更加注重重振上海文化的声威，认为需要“继承和发扬‘海派’文化的优良传统，吸取‘京派’以及其他各派之所长，克服自己的弊端……创造出具有‘海派’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无限可能的小小顾

《繁花》可以只讲阿宝变成宝总的传奇。令人惊喜的是，在剧集末段，导演别具匠心地安排了和平饭店电梯管理员顾师傅退休，取而代之是小小顾的登场。小小顾深信宝总是个会变“戏法”的人，“一块变十块，十块变一万块”，想向宝总好好学习“戏法”。而宝总却教小小顾先学会26国语言服务客人、赚到小费，激励他多学会一种语言，“加一块”；当小小顾掌握了多国语言，宝总又希望他学习更多的国内方言。终了，当宝总回归阿宝，也是小小顾将其送离了象征意味浓厚的和平饭店。

小小顾只是《繁花》中的小角色，但这一别出心裁的伏笔安置却异常重要，使整部剧集的意义再度升华。小小顾不仅是顾师傅的接班人，甚至可视作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后继有人，未来可期。

事实也是如此。进入21世纪，三件大事直接带动与推动了上海城市的发展与转型：一是新一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制订与批准，二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三是上海获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上海在新世纪进入了改革迈大步、建设大飞跃、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城市形象大放异彩的快速发展阶段。而“海派文化”的探讨也超越知识分子，在政策层面主要是围绕“城市精神”展开。2003年，上海总结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八字城市精神。四年之后，又添上了“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八字。此时，海派文化研究机构与平台开始涌现，伴随着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成功举办，上海文化的声量再次提升，海派文化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2015年底开始，“海派文化”正式见诸官方文件。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上海提出要“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弘扬海派文化品格，着力提升核心价值观感召力、理论成果说服力、宣传舆论影响力、文化产业竞争力，基本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2017年12月，上海提出“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并指出“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上海的宝贵资源，要用好用足”，将海派文化作为“上海文化”品牌的内涵之一，与红色文化、江南文化并列。2021年“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大力传播和弘扬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同年推出的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中，提出“在海派文化传播提升中彰显‘上海文化’品牌建设聚力汇智作用”，并规划了一系列有助于传播海派文化的专项行动。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22年底，与“海派文化”直接相关的图书640种，理论文章1537篇。 从时间趋势上来看，研究规模呈现阶段性上升的态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海派文化研究成果数量呈爆发式增长。特别是2018年，上海城市的品格被归纳为“开放、创新、包容”，海派文化的阐释与演绎迎来了新一波高潮。

结语

《繁花》电视剧中呈现出是极为别致的似锦画面，表面上讲饮食男女，所欲勾画却是山河岁月、城市变迁。《繁花》绽放，是艺术创作者对于“海派文化”一次准确到位又浓墨重彩的描摹，起承转合间，内蕴是上海百余年间大开大合式的城市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的上海故事起起伏伏，没有哪一步成功来得容易。而不畏艰难，只为一口气，勇于创造属于自己的码头，不仅是宝总一人的精神，也是剧集中汪小姐、玲子等一众人的共同品格。剧集中这些人物勾画，各美其美，是王家卫心中新一代上海人的形象。而如此深描，也获得全国民众的高度认可，共同营造出一款“现象级”的文化产品。在此意义上，《繁花》的成功，意味着它已成为新时代海派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