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诞辰987年 | 苏东坡的多声部

苏轼出生于北宋仁宗景祐三年腊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今天是农历的腊月十九日，是苏东坡诞辰987年的日子，今天，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张炜先生走进苏东坡的多声部——

苏东坡的文字和其人生一样，实在有难以概括的芜杂与繁复，仿佛雄浑的和声，复调的鸣奏，是多声部。我们从中可以听到的实在太多，豪放、婉约、深沉、低回、慷慨、灵趣、诙谐、冷幽、火热、险峻，等等。如同人生之多幕和多面，终是诠释不尽的。他所拥有的传奇性、通俗性、深幽和雅致，同时兼具。他审美上给我们的快感不可抗拒，他的起伏与新异，如同诗人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样，生死之险、荣辱之期，各种各样的华彩与悲凄乐段相继奏响。他是一个繁杂而单纯的合成体，一个矛盾而和谐的整体。这个生命自然而然地生长，没有刻意装扮，不抹油彩，但走上时光的街区，却有最高的回头率。他在人丛中是如此地光彩夺目。古今来实在少有文人诗人，其不同的人生段落会呈现出这样的复杂斑驳。

人人羡其才华，却没有谁真的敢于接受他的全部、尝试走过与他一样的人生里程。“我少即多难，邅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满，寸寸弯强弓。老矣复何言，荣辱今两空。”（《次前韵寄子由》）他对自己的概括是这样地直白而晦涩。稍不理解的是“少即多难”一句，这与诗人给人的印象多少有点不符。何时为少？眉山？科举之路？为仕之初？都不准确。人生的弓弦太重，寸寸难弯，可见他正奋力不屈。在他写诗的时刻，视为不必敷衍的老迈，那么此刻的少时是指走过的一段坎坷不平、生死之路？大荣大辱、所有的一切，终将因为人生之路的尽头而变得从零开始。“生还粗胜虞，早退不如疏。垂死初闻道，平生误信书。”（《广倅萧大夫借前韵见赠，复和答之二首·一》）这里的“初闻道”和“误信书”，不可看得过于具体。智者总是感叹和悔悟自己醒来太晚，实际上这是醉而复醒、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而已。

回顾自己的一生，诗人也许会觉得在朝廷之上的英武激辩、大词无碍的时刻足见险峻与豪放，而作为流放的谪臣，则算是入林的飞鸟。其实以前的鸣啭只是悬挂在笼子里的歌唱，而后被驱赶到莽野之中，从此就将转遍无数角落，在各色各样的环境里漂泊逗留、啄食和逃离：或独自鸣叫，或追随群声。他将置身于草木昆虫之间，他留恋之处、蜷卧之处，他的忆想和新旧行迹，都被记录下来。于是很少有一个古人像他一样，留下了那么多可循之迹。它们重叠、交织，有时趋向模糊，有时又极为清晰。先是一个深深的义无反顾的方向，后来又是紊乱的脚步，耽搁、疾走，再后来又是长途跋涉。他的行迹淹没在丛林里。在山和水的那一边看，人生渡船还在，可是无桨无篙，空空如也。有时在天幕之外传来一声回响，似乎是熟悉的声音，又好像完全陌生。那是呼喊的声音，是他的弟子、他的同僚、他的乡亲。他在簇拥中出现，不，他孤苦伶仃，一个人走在阡陌小路上。当我们迎向他的时候，他却走向另一个方向，奔向了自己的故友，那就是陶渊明。

两位相隔六百多年的诗人坐在篱笆两边，开始长达十几年的唱和。当他展开自己的行囊，那一卷卷气势磅礴的策论和代拟的诏告散落出来，篱笆的另一边闪烁着怜悯的目光。苏东坡羞愧地收拾起这些泛黄的纸页，开始谈黄州、惠州和儋州，说到亲手烹调出的美味、羹饭、鲜笋和野味。当他提到自己酿造的蜜酒时，篱笆那边的诗友快活地笑起来。他们都是两个老人了，满脸慈祥。可惜这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梦境，苏东坡还不能在此久留。催命一般的宣诏又来到身边，他稍稍犹豫，但很快急急启程。这一次还是北上，他的人生仿佛刚刚谢幕，却又再次开始，真有点不可思议。

一幕又一幕，这种命运组合远超虚构，也只有上苍的巨笔才能绘就。纵观那些真正的生命奇观，他们不止一次地升至高潮、峰巅，又突兀地垂落；或者划一道漫长的弧线，或戛然而止，或留下长长的余音，在天宇里回荡。

面对一个极其特异、自然而又单纯的天才，今天的人不能用套语、用定制和僵固的言辞去解说。那些千人一面的概括似乎没有全错，也许全都错了。不可以简单而自信地汇合他人成说，于无限重复中将一个活泼跃动的生命固化成某一种形态。苏东坡的本真或本质的部分，会在不断重复中一点点流失。这种貌似准确、取其大端、相互补充和印证，实际上只是一种不过脑的解读，是另一种概念化。正因为苏东坡作为一个文学家，其个人特征太过显著，脍炙人口之处比比皆是，出于自己或他人的记载太多，所以后来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汇编一些细节、连缀一些故事，容易且很快可以达成某种共识；类似的见解一再集中，一个标准化的苏东坡也就形成了。人们注意的是他那些万口能诵的所谓佳句，对诗文之外的文字却多有冷落，它们就此被打入另册。对它们如果深入而不是肤浅、周密而不是一掠而过，可能会极有意义。这既是关键的，也是最基本的。对于苏东坡这样一位仁者、官人、诗文家，人们常常会按照心中的模式去塑造，不知不觉间就远离了真人。他一生追求自由，我们却一定要将其按入一个僵固的套路中，只有这样才更放心一些。他在一种现代的拘束中，因为有数字缠绕的藩篱，而且格外强韧繁密，所以也就更加无可逃脱。我们将把今天的苏东坡数字化和网络化，任何一个机智甚至是强悍的历史人物，都难以逃匿天外。

有人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和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个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上专唱反调的人”，还说他是“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同时又指出：“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这位诗人“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又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同于耶稣所谓的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林语堂《苏东坡传》）这样的描述未失其真，也具备了应有的复杂性，但似乎仍旧是单向度的。这些评说以至于成为一时难以超越的天才洞见，笼罩了许多和许久，剩下的也只有这笼罩之下的各种各样的注释了。

钱穆有些话说得更好，他认为苏东坡在艰难的环境中更加显出了人格的伟大，比如在所谓的“三州”功业时期，他的诗都好，可是一旦安逸下来，诗境就时而落入俗套。同时钱穆又指出他的豪情、逸趣，以及比起某些古代诗人的不足，特别让我们注意的有这样一句：“其忠恳不如杜工部”。实际上钱穆这里说的仍然是质朴和心力，这在文学来讲是要命的事情。苏东坡即便在最痛苦的时候，在着力反省和自我追究的时候，也没有达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类人物的状态，没有那样震撼人心的追问和探求，特别是强大的罪感。当年他的政敌王安石等人所指斥的苏文近似于古代纵横家的文风，当是一种实际。就是这样雄辩的言辞、覆盖一切的盛词，这样铿锵的节奏，这样一唱三叹的语言的行进，多少抵消和折损了他的中肯。他从小所习惯的那种文章气息，不自觉地变成了一种习气，而任何时候，习气都是应该丢弃的。

人们也许过分看重了机智、技能和不可思议的灵气和才具，倘若一个人万事无不能为，那么许多时候也就浅浅地划过。它们只是在腠理之间游走，而不是深达骨髓的欣快和痛楚。我们只有叹服和惊喜，而少有心灵的颤栗。仅限于色泽和风格还不够，而要紧的是生命。连死亡之域都不能阻挡的风趣、机智和幽默，那么世上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终止它们了。它们是伴随诗人一生的闪亮徽章，是他手中的艺术法宝，更是他人生里程中起到强大作用的一台辅助发动机。它们隆隆旋转，动力十足，支持他延续自己的旅途。这样说不是一种苛求，而是一种辨析，是一种认知和比较。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另一端、做另一些寻觅的时候，又会时而记起这个可爱的神奇的天才。在他手下，似乎一切都可以做到最佳处。他在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绘画、艺术，甚至在美食、在其他诸多领域，都是不可复现的卓越。除了满足与自豪，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似乎不需要把更宽大的袍子套在他的身上，不需要在一切方面都满足自己的期待。也许更多的发现还在未来，在他的世界中，结论、印象，仍然散落在未知的漫长时间里。

（摘自《苏东坡七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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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东坡七讲》中，我们仿佛跟着苏东坡一同呼吸，在一个“阴浊小世界”里，看到了明媚的阳光，嗅得了充沛的氧气……

张炜的解读文字，每一篇都是笔酣墨饱的美文，诗意沛然，文采斐然，以诗情对仗诗情，以美文碰撞美文，以生命品读生命，在一位位顶级诗人身上开掘出丰盈，堪称当代读者走进中国古典诗学宝库、领略汉语之美的第一课。

初审：潘舒婷

复审：方 也

终审：赵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