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摘要：为源头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夯实基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平台从业人员数量不断增长。据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据市人社局相关数据显示，本市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也已超过300万人。
“但由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因组织方式平台化、工作机会互联网化、工作时间碎片化、就业契约去劳动关系化及流动性强等原因，其建会入会和权益维护、服务保障等都面临不少困境和挑战。”市人大代表、快乐集团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朱雪芹领衔提交了一份关于“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协调机制建设立法”的议案。
“本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朱雪芹说，这具体表现为“四个难”，由于依附于平台企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用工方式呈现扁平化、网络化、跨区化的特征，普遍存在“去劳动关系化”倾向，劳动关系“认定难”；在数据、算法、云储存等多重资源和先进技术的加持下，在冰冷的规则面前劳动者诉求“表达难”；国家及本市有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政策文件，尤其是其中社会保险覆盖与劳动安全举措“落地难”；矛盾纠纷数量上升且类型多样，矛盾纠纷“化解难”等问题。特别是平台企业内部在制定规则、确定算法时，普遍缺乏意见征求与协商协调机制，劳动者被普遍困在客观“算法”中，算法和导航路线指挥劳动者直接“飞越”栅栏和围墙，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也相对滞后于平台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定额、收入报酬、劳动保护、职业发展等权益亟需通过民主协商途径予以保障。
在代表们看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庞大、构成多元，普遍存在着劳动关系非标准化、组织程度偏低、社会保障欠缺、维权服务缺位、权利救济困难等问题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特别是平台企业内部普遍缺乏协商协调机制，亟需让外卖骑手等基层劳动者的“看法”来优化系统的“算法”，让一线劳动者参与平台决策，更有利于企业和行业的健康发展，更有利于劳动者的权益维护。
2022年以来，市总工会坚探索建立了以协商恳谈、职代会（联合）会议和全网协商协调为代表的协商协调“上海模式”，推动饿了么、叮咚、盒马（中国）、圆通、中通、申通、韵达、极兔、德邦等9家总部在沪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全部建立了全网协商协调机制，推动美团（上海）等网约送餐平台企业建立了地区总部民主协商制度，其中，“饿了么”平台全网协商协调共覆盖全国超过300万一线外卖送餐员和站点服务人员，“三通一达”、极兔、德邦协商成果已覆盖全国行业内近25万个直营和加盟网点超过220万名劳动者。
“为此，亟需在固化提升典型成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协商协调机制向各种类型、业态平台企业全面覆盖，为源头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夯实基础。”朱雪芹建议，上海应该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进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协调机制建设立法”。在立法内容上，可以根据不同类型、业态，以货运、网约车、网约配送等行业头部企业为重点，通过分类推进平台企业建立劳动者权益协商协调机制、有效发挥区域性行业性民主协商的托底作用、明确协商协调的主要程序及内容、明确协商协调成果的法律效力等，为后续国家或本市层面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全面立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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