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组织叛变后,他做了许多错事。卫立煌是我党统战战线上一位重要盟友,与周总理等人保持良好关系。
1942年,日本朝缅甸发动攻击,眼看我国唯一一条滇缅公路将要被日军切断,英国政府向中国发出请求,希望中国能出兵支援正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英国军队,中国欣然应允。
卫立煌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赶赴重庆报到,出任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员。但未曾料到的是,某人的叛变,给卫立煌的处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那人把卫立煌和八路军的一些友好往来,当作讨好“新上司”的工具,添油加醋全部说了出去。
卫立煌及时听说这些事情,顿时感到手足无措,只能冒着危险,前去拜访周总理。周总理如约在居所等着卫立煌,甫一见到卫立煌,即握住他的双手,道:“你受我们的牵连了啊!”话罢,又拉着卫立煌到屋内详谈。
当日陪伴在卫立煌身侧的秘书后来回忆,说:“卫先生进门前,颇显焦虑;出来后,却面色宽慰,烦恼尽散。”
卫立煌听从周总理的建议,给蒋介石上书一封,道是想回成都陪伴老母亲,可随传随到。蒋介石应允后,卫立煌在成都逗留年余,彻底摆脱了重庆的困境。
与卫立煌同样深受某人其害的还有陈铁。他亦是被某人曝光与中共关系密切,被迫辞职后,在老上司蒋鼎文的指点下,到西安居住一段时间。
期间,多疑的蒋介石特派胡宗南密切监视陈铁的动向。
转年,陈铁的父亲病故,他回遵义奔丧,这才脱离蒋介石的掌控,在乡下侍奉老母亲,过上数年平静闲适的生活。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祸害了卫立煌与陈铁的背叛者究竟是谁?
答案其实显而易见,这人即是原“洛八办”的主任,袁晓轩。
01,中共战线上的小人物:他也曾参与西安事变,也曾得到毛主席的指点
生在东北的袁晓轩为讲武堂出身,有一个外号叫做“袁胖子”。他早年曾到苏联留学,学习收集情报等。后回到东北,投身马占山麾下,跟着马占山征战多年。
上个世纪30年代中,袁晓轩受上级指派,至洛阳出任“洛八办”主任一职。这是统战战线上的工作岗位之一,旧军人的过往为袁晓轩提供不少便利:他对军阀部队的交际应酬十分熟悉,因而特别擅长拉关系;与青帮的关系,亦在他的经营下,保持良好。
只是袁晓轩其人过于世故,显得流里流气,叫人不太喜欢。
与他共事一段时间的赵寿山说,袁晓轩多次想抢他的工作,代替他与八路军前总联系,被耿介的赵寿山严词拒绝。随即,赵寿山深感袁晓轩的不靠谱,主动朝八路军总部建议,希望能另派他人与自己联系。
前总遂派遣薛涛担任此职,薛涛对袁晓轩的印象和赵寿山相同,也认为袁晓轩并不可靠。
当然,虽袁晓轩仅是我党组织中一个小人物,可只要细心翻阅资料,便会发现,在很多事件里,皆能发现他的身影。
西安事变前,梁蔼然遵循上级指令,秘密至天津,接高崇民入陕。当时陪在高崇民身边的正是袁晓轩。梁蔼然和袁晓轩亦算熟识,据他本人所言,袁晓轩为其入党介绍人之一。
在向高崇民道明来意后,梁蔼然敏锐发现高崇民好似对袁晓轩甚是防备,因为当梁蔼然说完自己是来邀请高崇民去西安的话,高崇民不动声色瞥了袁晓轩一眼,继而转移了话题。
次日,梁蔼然受邀再陪高崇民吃饭,袁晓轩仍作陪于侧。再到梁蔼然按照约定,至潼关黄河岸边等待高崇民那天,一路护送高崇民而来的依然是袁晓轩。
他们三人在潼关吃了一顿午饭,随后,高崇民与梁蔼然到三原,袁晓轩则独自返回天津,结束了他在此事中的参与。
同年,马占山派袁晓轩到绥远找寻李上林,联络抗战力量,并在和李上林会面后,再安排邹大鹏和袁晓轩一起招待李上林。
1939年,国民政府发动首次反共高潮,袁晓轩向中央发送电报,言说卫立煌对他仍怀有疑虑,他很担心卫立煌会被别人“牵”回去,同他对立,是以他希望做出部分让步,确保避免进入大决裂阶段。
转年年初,毛主席给袁晓轩回信,道是当下并非什么小决裂到大决裂,要求袁晓轩等人继续保持坚定沉着,静静等待下一步指示。
同时,毛主席耐心嘱咐袁晓轩,让他转告卫立煌一句话:中共中央坚持国共合作不动摇,令卫立煌对国共合作破裂的顾虑完全打消,巩固了中共和卫立煌的合作关系。
02,统战岗位中的叛变者:然而遗憾的是,他未能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当了变节之人。
但遗憾的是,袁晓轩到底未能如毛主席所愿,在中共阵营坚持到最后,而是当了一名非常可耻的变节者。
从袁晓轩叛变后的声明中,可以看到,袁晓轩之所以针对卫立煌,实际上正和他的异心有关。
同样是1939年,袁晓轩2次朝卫立煌袒露改投之心,均被卫立煌拒绝。随后没多长时间,袁晓轩即遭遇了跟随与投毒等事件,他特别怀疑,自己的此番惊险源于卫立煌的告密,他把自己的异心转告给了中共领导,故而无比憎恨卫立煌。
1942年,国共关系愈加恶劣,洛阳的形势日益紧张起来。蒋鼎文接替卫立煌之职后,命令“洛八办”于一个月内撤销,否则将对其进行强行改编。
此外,蒋鼎文还派特务对出入人员跟踪监视,使得其间人心惶惶,局面更加糟糕。
中共上级知晓这件事,当即致电彭德怀等人,让他们命令袁晓轩率“洛八办”工作人员返回总部。
可中共没有想到,在袁晓轩前往一战区司令部领取返回延安护照时,他受到了以毛人凤为首的“策委会”的策反,彻底投向敌方。
同月,暗地里叛变的袁晓轩参加中共相关会议,大肆宣传撤退计划;第二天,白树屏等人在按照袁晓轩指定路线途经海资村口时,遭遇提前埋伏在此处的特务袭击,除一人侥幸逃离外,其余5人均落入敌军手中。
在此后,袁晓轩供出他所知道的中共秘密党员名单及中共军队部署等,让中共组织系统蒙受巨大损失。除却前文所提卫立煌及陈铁外,还有张之朴、侯香山等人惨遭袁晓轩的狠毒迫害。
张之朴参加过北伐、抗日等战争。上个世纪40年代初,他回到豫西,与“洛八办”的刘子久接头建立联络关系。但时间不长,刘子久即调任他职,接替刘子久的,便是袁晓轩。
袁晓轩叛变时,把张之朴的身份供了出去,导致张之朴被捕,于狱中惨遭诸多酷刑。所幸,后来多方积极营救,方令张之朴重见天日。
而相较于张之朴的幸运,侯香山的遭遇就悲惨许多。
他在沈东平的安排下,打入国民政府内部,出任西华县保安队分队长,得到蒋介石的青睐。蒋介石看中侯香山的高超武艺,想把侯香山调入自己的卫队,让他担任武术教官。
但侯香山厌恶蒋介石的反动嘴脸,以父母在,不远游,不想离开妻小为由婉拒蒋介石。
侯香山重返革命队伍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特别痛恨,遂联合袁晓轩,打算陷害侯香山。袁晓轩使用离间计,用“洛八办”的名义,向新四军四师发送“告发”侯香山“叛变”的假消息,四师领导大意中计,错杀侯香山。
不久,中共中央致电四师,告知袁晓轩变节的消息,令四师停止与洛阳联络的电台。四师至此才明白自己上了袁晓轩的当。
然而,为时过晚,侯香山就这样无辜牺牲了。
03,侥幸逃出牢笼的罪人:令人不解的是,明明做了很多坏事的他,却获取了特赦
或正由于袁晓轩这般“出色”的情报能力,戴笠在其叛变后,专门安排袁晓轩从事对中共的策反和对进步人士的监视工作等。
1947年,袁晓轩回到东北,出任新成立的保密局“东北特种技术组”组长一职,负责暗杀中共干部,“策反”解放军,招安地方武装,收集中共党军情报等。
新中国成立前一年,周总理深知袁晓轩的危害,特地下令搜捕袁晓轩。
转年,袁晓轩入狱。
但哪怕如此,袁晓轩仍不改“特务本色”,在监狱内大搞“情报事业”,叫狱卒无奈至极,某次当面点了袁晓轩的名字,质问他:“你究竟是来改造的,还是来做情报的?为什么每天你都要给我打报告说某人某事?可一调查核对,就发现是假的,你还是好好改造你自己吧,别动歪心思了!”
不过,有点儿奇怪的是,明明袁晓轩恶事做尽,理应以死谢罪,却在1979年的特赦中,侥幸获得释放?
此事的答案也许能在梁蔼然的回忆里找到些许真相。
梁蔼然说,他在鹿忠麟身边“工作”时,曾和袁晓轩于洛阳见了一面。席上,袁晓轩言不由衷,仿佛不敢吐露什么。梁蔼然心生疑虑,便没有告诉袁晓轩,自己已随鹿忠麟去重庆工作。
转年,袁晓轩背叛。梁蔼然担心一阵子后,发现自己的“工作”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就渐渐放松了对袁晓轩的警惕,甚至在同年设法以鹿忠麟的关系去营救冯玉祥的副官周茂藩。
综上所述,可能袁晓轩对梁蔼然的“留情”即是我党大度放他一马的原因。但袁晓轩未能享受太长时间这份侥幸,便在特赦当年病故于陕西。也许,这个结局即是上天对袁晓轩的惩戒吧。
参考资料:
《周恩来总理与祖父卫立煌将军交往二三事》
《陈铁将军与蒋介石的恩怨》
《袁晓轩 统战岗位上的变节者》
《高崇民与西安事变》
《毛泽东高瞻远瞩经略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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