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为“美”落泪的人

大约在一九七三年，为了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我第一次去了意大利。从巴黎出发，一路搭便车，经过阿尔卑斯山，第一站就到了米兰。

身上只有两件换洗的T恤，一条牛仔裤，投宿在青年民宿，有时候青年民宿也客满，就睡教堂或火车站。

随身比较重要的东西是一个笔记本。

在巴黎翻了很多书，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史料的了解有一个基础。因此，我刻意不带书，搭便车，四处为家的流浪，也不适合带太多书。

我因此有机会完全直接面对一件作品，没有史料，没有评论，没有考证。作品直接在你面前，“美”那么具体，那么真实。

载我到米兰的意大利人住威尼斯，邀我一同去威尼斯，我坚持要到米兰。到米兰已经是夜里十点，他把我放在高速公路边，指着一大片灯火辉煌的城市说：“那就是米兰。”

我背起背包，走下高速公路，一路吹着口哨。

遇到一个南斯拉夫的工人，也在找青年流浪之家，就相约一起找路。他问我：“为什么来米兰?”

我说：“看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他看着我，好像我说的是神话。

第二天早晨我就站在《最后的晚餐》的壁画前面。教堂很暗，看不太清楚，又有很多鹰架，有人攀爬在架子上，用一些仪器测试，有时候照明的灯亮起来，一块墙壁忽然色彩夺目起来，好像五百年前的魂魄忽然复活了。

一个鹰架上的中年女人走下来，坐在鹰架最下一层，倒了咖啡，缓缓品尝。安静的教堂里没有人，她看到我，我正做笔记。

她问：“这是中文?”

我说：“是!”

“很美丽的文字!”她说。

她是挪威人，从大学退休了，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请，参与《最后的晚餐》的修复工作。

“我只负责一小部分。”她指着鹰架上端的一块墙壁，是刚才照明灯照着，忽然灿烂起来的那一米见方的区域。

“真美，不是吗?”她好像在独白，回头看着那笼罩在灰暗中其实看不清楚的一大片墙壁。

我的笔记上写的常常是这些故事，严肃的艺术史家大概不屑一顾的。

米兰的史佛萨古堡有米开朗基罗最后一件《哀悼基督》，他在临终前几日还在雕刻的作品。两个人体紧紧依靠在一起，好像受了很多苦，忽然解脱了，依靠着一起飞去。

古堡里没有人，我独自坐在《哀悼基督》前，想到米开朗基罗一些美丽的诗句，歌颂死亡，觉得死亡这么安静，像辽阔的大海。

我好像听到声音，铁的凿刀敲打在岩石上的声音，石片碎裂的声音，一个男人喘息的声音。作品像在呼吸，你不站在它面前，不知道它是会呼吸的。

史料与考证不会告诉我们“美”是一种呼吸。

我一直记得那么真实的作品呼吸的声音。

三十年后，那呼吸的声音还在，更清晰，也更具体。

“美”不是知识，“美”是一种存在的真实。

我到了佛罗伦萨，在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每一日擦肩而过的窄小街道，仿佛听到他们孤独的脚步渐行渐远。

我去了美术学院，看到许多游客拥挤在俊美非凡的《大卫》四周，我想避开人潮，就独自坐在一角，凝视米开朗基罗中年以后四件命名为《囚》的作品。那呼吸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粗重的、压抑的，努力存活在剧痛与狂喜中的呼吸的声音。

看过多少次图片都没有的感觉，刹那之间，那呼吸的声音使你震动起来。

我流泪了吗?

一个老年人，忽然递过手帕，拍拍我的肩膀，微笑着跟我说：“我二十五岁的时候，也在这里哭过。”

我的笔记里也许记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事，像一个陌生老人回忆起二十五岁的泪痕。三十多年后动手写米开朗基罗，有许多笔记里的片段浮现出来。

我害怕自己衰老了，老到不会为“美”落泪。

一再重复去意大利，觉得好多角落都有自己年轻时遗落在那里的记忆，特别是关于米开朗基罗的记忆。

只是我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我会把笔记里的点点滴滴一一书写下来。

要谢谢怡蓁，不是她的鼓励，也许这本书不会这么快出现。也谢谢大哥蒋震、大姐蒋安，以及我的弟弟、妹妹一家人，他们使我在温哥华有安静的环境整理这本书。

作者：蒋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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