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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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张作霖死后是杨宇霆接手东北，“九一八”的历史会不会改变？
这个假设问题很不错，不过可惜没有用。
原因很简单，大部分人对于杨宇霆本人的能力和他在奉军中的地位高估了，当然，这种高估本身也是国人固有的“成败论英雄”的思维方式使然：
张作霖死了，所以“假如他活着”就不会有“九一八”；杨宇霆死了，所以“假如他活着”就不会有“九一八”。
本文不谈这些，就说杨宇霆的“假设”，实际上涉及到三个问题：
杨宇霆有什么才能？杨宇霆有什么外援？杨宇霆有什么内援？
第一个问题，也是误解最多的问题，就是杨宇霆的“足智多谋”，很多人从评书和电视剧里了解的杨宇霆是一个“摇羽毛扇子”的“小诸葛”形象，再结合他长期担任奉军参谋长，就想当然地以为他的长处在于“谋略”，甚至认为他是张作霖的“谋主”。
其实，张作霖为首的奉军集团，自始至终是以“兵为将有”的大势力山头联盟统带诸多小势力山头构成的“松散组织”，张作霖得以成为“盟主”的倚仗，一是他与更大势力（如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周旋能力以及带领团体获利后的威望；二是他手中掌握着奉军体系中最强大的奉天省陆军主力，足以压倒任一“大山头”（如鲍贵卿、张作相、孙烈臣、吴俊升、汤玉麟等人）。
这两者互为表里，张作霖才能兵不血刃地坐稳“东北王”的宝座，而他也并不能剥夺其他“股东”的权益，而只能通过削弱、调动，甚至借刀杀人（如借冯德麟参与张勋复辟斗垮之）等手段，才能完成内部的清理、集权。
也就是说，张作霖从来没有拥有过对奉军集团的“绝对权力”，他的手段，就是平衡、再平衡，借用电视剧《少帅》中台词，“江湖就是人情世故”，而杨宇霆其实就是他“人情世故”中的一部分。
杨宇霆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炮科，1916年即任奉天督军署参谋长，如果只看这5年的身份变化，当然会对杨宇霆训练的兵工厂卫队军容严整，所以被张作霖青睐的故事当真，尤其是这个故事还出自杨宇霆之子杨茂元之口，刊载于《辽宁文史资料》1985年版的《回忆先父杨宇霆将军》一文中。
但是，这个“鲤鱼跃龙门”的故事却忽略了一些细节。
杨宇霆1911年回国后，先被派往长春的陆军第三镇炮队任队官，不久调东北讲武堂任教官，这段时间，他的经历并不出奇，奇的是民国建立后的1913年到北京陆军部任一等科员，当年即被派回奉天，任东三省军械厂兵器科长，不久改任弹药队长，第二年即升副厂长、厂长。
上述升迁，都是在1913年—1915年间完成的，靠的可不是张作霖，此时的张作霖还只是27师师长，手伸不到北京，帮助杨宇霆完成几级跳的，正是他的学长徐树铮。
而徐树铮在1912年清帝退位之后，即以陆军总长段祺瑞心腹的身份，先后担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军马司司长，1914年升任陆军部次长，在此期间，段祺瑞长期不上班，徐树铮实际上代行了陆军部长职权，而他1880年出生，此时不过34、5岁。
有趣的是，在1916年张作霖挤走段芝贵接任奉天督军后，即委任杨宇霆为督军署参谋长，而徐树铮此时已荣升国务院秘书长，实际控制着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印把子”，而段祺瑞又已经架空了总统，稳居“民国第一人”的宝座。
七拐八拐，可以看出，杨宇霆的“参谋长”，与其说是“参谋”出来的，不如说是高层关系换来的，要知道，这时候的张作霖刚刚登上一省督军的位置，部下和省内竞争者都虎视眈眈，北京政府的权力加持，是他站稳脚跟的重要凭借。
更何况此时直系、皖系并未分裂，相对于奉军的破铜烂铁而言，“老北洋”的威慑力犹在，无论是“名”还是“力”，张作霖都只有服的份儿。
一直到1918年，杨宇霆和徐树铮合谋完成了秦皇岛劫械，将价值4000万元的日本军火夺到手中，奉军以此扩编了7个旅，实力暴增数倍。
同年秋，意图掺和关内政局的张作霖成立了“援湘军”，自任总司令，杨宇霆和徐树铮任副司令，当然不是真的增援，这是民国时军阀跨防区作战的一个“体面”说法，打哪儿，就说“援”哪儿，至于到底需不需要你“援”，无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