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标题:《官不扰民民自富》,似乎这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观有点道理。但是如何界定“扰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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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清朝晚期面对西方列强的咄咄逼迫,清政府被迫转向积极财政政策,大搞变法新政。而推广新政需要的海量的钱,只能向基层民众摊牌,以至于造成积累的怨恨。古代中国的政权仅到县一级,再下面就依靠士绅自治。朝廷根本不需要收取太多的赋税,也不需要调动太多的民众去办大事。
但是近代遇见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被迫加入全球经济圈,这使得中国几千年赓续的“小政府”模式,不得不向“大政府”转变。而“大政府”,肯定是存在一定程度“扰民”的。
但是,如果不迅速转变为“大政府”,又肯定无法与西方列强竞争,结果就是亡国灭种。这是当年清朝政府面临的一个无解困境。
如今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特别优越,整体上我们在国际经济军事格局中还处于一定的弱势,所以还不能放弃“大政府”的模式。但是又不能“大到无边”,在内部制造矛盾。比如,农管、城管的一部分越权问题。如何取平衡之道,需要一定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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