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他几乎一生都在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伟大光荣的革命事业，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
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前进而欢欣鼓舞，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而沮丧焦虑。
他数十年如一日地热爱中国，哪怕因此在本国遭到麦卡锡主义者的迫害排挤也矢志不渝。
他的遗言是：我生前一部分身心常在中国，希望死后也能够将部分骨灰留在中国。
他就是美国作家、世界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当年陕北的红军战士们口中的斯诺同志。
众所周知，1936年6月，当时作为记者的斯诺在陕甘宁边区一连访问了92天，期间与红军的指战员，上到中央领导人，下到普通战士进行了多次长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斯诺从陕甘宁边区回去后，写下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结合自己在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向全世界介绍了当时尚且还孱弱而神秘的党和红军，为党和红军在海外树立了正面形象。
该书先是用英文在英国和美国出版，而后又先后被译成俄、法、日本、瑞典、德、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希伯来、哈萨克等多种语言，行销以数百万计，传遍全球。
1943年，斯诺赴欧洲战场，在苏联战地采访反德国法西斯侵略的三位女战士时，问她们是怎样学会同敌人打仗的，她们答道：“我们从一部叫做《红星照耀中国》的书里找到了一些主意。”
这三位女战士却并不知道站在她们面前的这位记者就是《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
而鲜为人知的是，斯诺在进入陕甘宁边区后，结识的第一个人正是周恩来。
当时周恩来由安塞到谭家营去布置东线红军工作，途经百家坪歇息。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也正好到了百家坪。
斯诺进入百家坪，便看见有一个穿着旧布军装，戴着一顶褪色的红星军帽，长着中国人少有的浓密大胡子的瘦削的红军军官，领着一个戴眼镜的红军军官迎了上来，举手碰了碰帽檐，潇洒地行了个标准军礼，并用流利的英语招呼说：“哈喽，你们想找什么人吗？我是这儿的负责人周恩来。”
斯诺心中不由一阵欢喜，想不到刚进入“红色世界”便遇到了红军的一位重要领袖，而且，这个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领袖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他那一脸的大胡子也盖不住那种文质彬彬的君子气息。
这是斯诺与周恩来的第一次相见，周恩来在百忙之中仍然抽空接见了他，为他为期92天的旅途做了详细的规划，甚至就连沿途护送的士兵和各地接待的人都亲自选定，安排的极为细致妥帖。
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就给斯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令他终生难忘。
1938年，正式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在武汉又和斯诺不期而遇，两人虽然此前只见过一次面，却感觉就像故友重逢。
这次见面过后，斯诺回到北平，于1941年回国。他当时绝对不会想到，此次一别竟是近二十年。
直到1960年，斯诺由一个当年的青年小伙变成了一个斑斑白发的花甲老人，周恩来也由当年的“书生造反者”早已成为共和国的总理了。
这一年，斯诺第三次来到中国，仍然是周恩来携夫人邓颖超负责接待。
当邓颖超与斯诺握手时，斯诺笑着用中文叫了一句：“你好，李知凡太太”。
这个称呼仿佛是暗号一般，让邓大姐更加喜笑颜开，打趣地回复道：“你好，恩公”。
那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入北平，斯诺在中共地下工作者徐冰的夫人家中见到了戴着一副深色太阳镜、化名“李知凡太太”的邓颖超。
当时，邓颖超因病在北平西山疗养院治疗。
日本侵略者进入北平后，华北地下党组织正准备把邓颖超送回苏区去。但由于日伪和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盘查和封锁，地下党组织希望得到斯诺的帮助。
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没爆发，日本人对在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对西方人还不敢太放肆。
因此邓颖超问斯诺：“你能同我搭火车去天津吗？”
“当然可以。”斯诺毫不犹豫地说，半年多以前，斯诺在保安见过邓颖超。
“我陪你去天津，你装扮成我家的女仆，也许可以安全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