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支投入淞沪会战的国军精锐：孙元良将军的铁血88师

孙元良将军

一、枕戈待旦

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3日的淞沪会战，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斗最为惨烈的一场大会战。

在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双方共投入兵力100万（其中中国军队70余万人，日寇22万人）。中国方面以牺牲25万将士的代价，粉碎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最早投入会战的部队，除了原本驻扎在上海的保安总团（总团长吉章简，下辖两个团）和宋子文私人组建的税警总团（总团长黄杰，下辖五个团）外，便是隶属第九集团军的三个德械师：87师、88师、36师。

30年代初，德国军事顾问冯·塞克特将军向蒋介石提出《陆军改革建议书》，据此，蒋介石计划分批完成60个国防师的调整工作。由于财力等方面的原因，抗战爆发之际，只完成了35个师的调整。

在这35个师中，孙元良将军统帅的第88师堪称翘楚。

88师的前身是1928年11月组建的国民政府警卫团，1930年2月，扩编为警卫旅，同年12月，又与教导第一师合编为国民政府警卫师，1932年改为陆军第88师（师长孙元良）。

88师下辖第262旅（旅长彭筑英）、第264旅（旅长黄梅兴），每个旅下属两个团，加上直属师部的炮兵营、工兵营等，总兵力12000余人。全师共配备捷克式轻机枪324挺，马克沁重机枪87挺，75mm山野炮12门、37mm战车防御炮6门、七五步兵榴弹炮8门，新宁造迫击炮12门、欧力康20mm机炮24门。

作为国民政府的精锐部队，88师的火力配置令其他兄弟部队望尘莫及。例如八路军东征抗日时，每个师仅有迫击炮数门，炮弹十余发。9000人的部队仅有步枪4000支，子弹人均不足5发。

即使与同时期装备精良的日寇比较，88师的火力与甲种师团（挽马师团）的一个主力联队也不相上下。蒋介石不无自信地称：（战争初期）国军三个师可以对抗日军一个师团。就连日寇方面也承认，88师等部“火力强大”。

可惜，淞沪会战之后，损失的武器装备无法补充，这些部队只能改用相对落后的国产装备。

日寇甲级战犯松井石根

日寇方面，以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恶魔松井石根为主将。除了最早驻扎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数千人外，先后投入9个师团。其第三师团（师团长藤田进）和第十一师团（师团长山室宗武）最先抵达上海。这两个师团都是甲种师团，每个师团兵力28500余人，都配有炮兵联队，仅120mm榴弹炮就多达12门，另有75mm火炮36门，70mm步兵炮及各种迫击炮数量若干，此外还有独立的装甲车、坦克部队。这还不算，日寇以第三舰队（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为主的数十艘军舰盘踞在上海附近海域，随时可以给予陆军炮火支援。另外，日寇空军更是占据绝对优势，自始至终掌控着制空权。

尽管在装备上与日寇差距很大，但是我军官兵满怀爱国热情，斗志昂扬，士气高涨。甚至那些生病住院的战士听说部队就要开赴上海打鬼子，也都主动返回部队，带病参战。

二、进驻上海

1932年，中日签订的《上海停战协议》规定：上海停战区内不许中国军队驻扎，上海市区只有维持治安的保安团。这就造成了我军对上海鞭长莫及难以应对突发事件的局面。特别是8月9日下午日寇军曹大山勇夫蓄意制造了“虹桥机场事件”，南京方面深感向上海增兵的迫切性。为了抢占先机，奉命指挥上海方面作战的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下令正在无锡驻守的88师523团（团长吴求剑）化装成保安队分批潜往上海，加强虹口机场等地的防御力量。

在此之前，“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即战前设立在苏州的指挥机构）就曾抽调各师营长以上干部组成几个小组，秘密前往上海侦察地形，摸清日寇在上海的防御工事。

88师派出的一组由参谋长张柏亭带队，组员有524团团附谢晋元、炮兵营长王洁中等人。侦察范围是闸北地区的宝山路、八字桥、江湾路一带，侦察重点是北四川路附近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这几位都是参加过1932年的淞沪抗战的老兵，对当地的情况可谓熟门熟路。但是几个人都剃着光头，穿着临时借来并不合身的西装，多少引起了日寇的怀疑。在侦察期间，他们被一伙日寇便衣队跟踪，幸亏张柏亭急中生智，领着大家从巷子里接连转了几个弯，进入北四川路一位朋友家里暂避，这才甩掉了尾巴。

日寇警戒四川北路

8月11日，88师接到了进军上海的命令。次日夜晚，部队由火车运输到真如集结待命。孙元良师长乘坐第一列车先行抵达。

真如车站距离上海北站还有十几公里，当时这里还是一片旷野。

孙元良与总部联系后，得到了日寇方面的确切情况。驻扎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将近六千人，加上经过军事武装的侨民，共有军人万余，此时已在虹口集结。此外，日寇二十多艘军舰已经迫近上海海面。

孙元良也参加过“一二八”抗战，对上海的形势比较熟悉。他认为如果遵照上级命令在此待命，作战要点必然委于敌手，对我军后续的展开十分不利。而且，这里一马平川，更有利于日寇火力发挥，如果在此作战，我军伤亡必然增加。孙师长当机立断，向先头部队262旅下达命令：快速向闸北地区挺进，抢占火车站、宝山路、八字桥一线，直逼日寇军事据点，建筑临时作战工事，力求进可攻退可守。

从后期作战情况看，孙元良师长做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三、八字桥：打响淞沪会战第一枪

八字桥位于虹口与闸北交界的柳营路、同心路交叉口，因为桥形状呈“八”字，故得名。

八字桥距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上海北火车站都非常近。如我军占领此桥，将有利于进一步展开攻势，若日寇占领此桥，则阻断我军南北联系。正是因为它的特殊地理位置，中日双方在上海的两次较量都是在这里打响的第一枪。

日寇海军陆战队

8月13日下午，262旅在彭筑英旅长的指挥下，523团、524团分为左右两翼迅速向预定地点挺进。吴求剑团长深知八字桥的重要性，遂命令一营长易谨快速向那里搜索前进。

下午3时过后，易谨营长带领战士们抵达八字桥，日寇先头部队海军陆战队第三大队恰巧同时抵达。面对气势汹汹的敌寇，易谨营长毫不犹豫，果断打响了淞沪会战第一枪。

激烈的战斗围绕着八字桥展开，双方你来我往，反复发动数次冲锋，都没能突破对方防线。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八字桥成为了中间地带，双方在这里持续着激烈的战斗。

稍晚时候，接到战报的蒋介石正式宣布，上海战事已经打响，同时，他下令中国军队于14日发动总攻，将日寇赶下黄浦江！

四、进攻日寇海军司令部

日寇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日寇海军陆战队在虹口的防线是以汇山码头为起点，沿着吴淞路、四川北路直至虹口公园，其指挥中心就在虹口公园附近的海军陆战队本部。

孙元良决定打蛇打七寸，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为重点打击目标。

日寇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号称“坚固堡垒”。它完全由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墙体厚度达到0.8米，楼顶设有多处瞭望台，并配备火炮居高临下扼守四方。楼下有2200平米的大型操场，操场上停放着数辆装甲车，随时准备协助步兵作战。

为了攻克这个堡垒，张治中将军在战前就向蒋介石申请调用最好的大炮，蒋介石豁出了老本，将不久前花重金购买的德式150mm野战炮调来，专门对付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日寇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根据战前拟定的作战计划，孙元良师长命令264旅作为主攻，部队沿着江湾路推进，全力拿下敌人重兵把守的持志大学、爱国女校，随后直捣黄龙。262旅从上海北站主动出击，牵制日寇增援部队。

为了更好地指挥一线作战，孙元良命令冯圣法副师长在北站大楼，张柏亭参谋长在水电厂各自建立临时联络点，他本身则往来于两处战场，就近指挥部队。

14日拂晓，随着隆隆炮响，总攻开始了。担任主攻的黄梅兴将军率领527团（团长廖龄奇）、528团（团长朱赤）迎着枪林弹雨向日寇发起梯次进攻。鏖战至午时，在我军持续攻击下，日寇在持志大学、爱国女校外围设立的据点被逐一拔除。

下午6时，264旅完全收复持志大学，战士们又在爱国女校同敌人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爱国女校是日寇司令部外围的最后防线，为了守住这里，日寇动用了一切火力拼命增援。视死如归的527团战士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前发起持续冲锋，战士们一批批倒在了血泊之中……

得知进攻受阻，黄梅兴旅长与旅部参谋主任邓洗立刻冲到战斗一线。黄将军不顾个人安危，屹立在阵地前沿指挥部队迂回侧翼展开进攻。突然间一枚迫击炮弹从黄梅兴身边爆炸，黄旅长当场壮烈牺牲。

黄梅兴将军（战后追授陆军中将）是淞沪会战中我方高级将领阵亡第一人，时年40岁。

黄梅兴将军

由于我军官兵伤亡惨重，张治中将军被迫下令暂停进攻。战后点检，一天之内，264旅自黄旅长以下牺牲一千多人。

稍晚时候，第2师独立第20旅（旅长钟松）赶来增援，88师扩编为第72军，孙元良升任军长。

五、血战闸北

淞沪会战的进攻阶段，国军分为左右两个战斗序列，右翼军是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负责黄浦江以东区域；左翼军是张治中（继任者为朱绍良）的第九集团军，负责苏州河以北区域。左翼军位于核心战场，承担了大多数战斗任务。

8月22日，松井石根亲率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等部在吴淞附近登陆。与此同时，我军增援也陆续抵达，战区一再扩大。随着战场形势变化，我军由进攻转为防御。

此后，我军作战序列调整为中央军（第九集团军），左翼军（第十五、第十九集团军）和右翼军（第八、第十集团军）。处于中央军核心位置的88师紧靠苏州河北岸，防御苏州河至江湾路区域。

为了打好后期的防御战，88师工兵营（营长蔡仁杰）在一批志愿服务的土木工人的配合下，迅速组建工程队修筑防御工事。蔡仁杰营长设计了一种可分解的钢筋水泥掩体，先在后方做好，借着夜幕的掩护送到前沿阵地进行组装。在实战中，这种掩体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军队的机枪阵地

9月15日，位于苏州河南岸的日寇第三师团第六十八联队（联队长鹰森孝），借助飞机、大炮的掩护，发起强渡苏州河的战斗。

当天上午，日寇的飞机、大炮展开了无休止地疯狂轰炸。中午12时30分，日寇先头部队开始向河对岸我军阵地释放烟幕弹，并以一个中队的兵力咋咋呼呼地乘坐渡船发起佯攻，工兵部队则在下游悄无声息的架设简易渡桥。

此时，对岸的88师阵地陷入沉寂，无论日寇架桥还是摆渡，我方阵地毫无动静。

两个多小时后，敌人的简易渡桥架好了，日寇两个中队的兵力开始试探着渡河。见到我方阵地仍然没有动静，敌人逐渐放开胆子，大部队熙熙攘攘地登上了渡桥。

就在日寇大股部队接近对岸的时候，一直沉默的我军阵地上突然火力全开，各种小口径炮、轻重机枪、步枪等一股脑向着正在渡河的日寇怒射而去。正在渡河的敌人既无法后退也无处躲闪，一时间伤亡惨重。两个中队（700人左右）或落入水中，或倒毙桥上，几乎全军覆没。成功登上对岸的敌人只有27人，很快就被我军全部击毙。日寇的后续部队站在对岸眼睁睁地看着，束手无策。参加战斗的88师老兵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苏州河化为血河”。

日寇乘船渡河的一个中队，登岸后突入申新纱厂。他们的部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埋伏待敌的税警总团一部用轻重机枪、手榴弹一顿痛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这股日寇除少数人逃回登陆点固守待援，大多数被我军击毙。

当晚，河对岸的第三师团六十八联队派出船只偷渡到对岸收容尚未毙命的伤员，被我军侦察哨发现，立即予以痛击。河对岸的日寇使用火炮企图压制我军火力，掩护收容部队。双方战至凌晨，日寇仅有一艘渡船载着14名伤员仓皇逃回，其他渡船全部被炸毁。

次日，日寇第六联队（联队长仓永辰治）接替了基本丧失战斗力的第六十八联队。

有了前车之鉴，第六联队再不敢贸然进攻，双方进入了僵持阶段。

日寇轰炸上海

10月25日，我军18师防御的大场阵地失守，曾经亲率敢死队与日寇肉搏的朱耀华师长举枪自杀，以死明志。

大场失守导致第九集团军左翼直接受到敌人威胁，我军不得不做出转移阵地的决定。对面阵地的日寇吃尽了88师的苦头，慑于我军可能安排了伏击部队，他们直至第二天才敢摸索前进。确定我军确实撤退后，日寇开始疯狂纵火报复，从北火车站到恒丰桥，化为一片火海。

25日夜晚，战区副长官顾祝同亲自打电话给孙元良，有意将88师留在闸北区，化整为零扼守村落据点，展开游击作战。孙元良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坦诚地说：从军事角度讲，此举徒作无谓牺牲，但是如果上峰已经作出决定，全师将士愿意全力以赴，克尽军人守土之责。

顾祝同

当晚，孙元良派张柏亭参谋长连夜赶往顾祝同指挥部，当面请示作战命令。

张柏亭冒着炮火几经周折找到顾祝同，将前线情况作了完整汇报，并阐述孙元良的意见：闸北市郊一片平坦，根本不具备打游击的条件。况且部队先后补充了六次之多，老兵不及十之二三，新兵作战经验不足，短时间内难以支撑局面。将这支孤军留在敌后徒增牺牲于事无补。

顾祝同承认，从军事角度来讲，留下部队打游击是下策。但是从政治层面来讲，上海作为国际都市，在国联召开会议时一定要坚持抵抗。

最后顾祝同决定：不作硬性规定，由孙元良自行决定留下多少军队，据守何处据点。

张柏亭拿到命令后，乘坐舢板返回位于四行仓库的师部指挥所向孙元良报告。

谢晋元将军

经过一番权衡，孙元良决定以524团一营（营长杨瑞符）为主，配备部分特种部队，扩编为一个加强营，由团附谢晋元担任总指挥，扼守四行仓库。以此表明中国军队与日寇作战到底的坚强意志！

这支留在敌后坚持作战的孤军，便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赫赫有名的“八百壮士”！

四行仓库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