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想禁红二代进入高层，有人立即反对道：还是自家的孩子可靠

“要继续改革下去，我认为，我们应当考虑禁止干部子弟，尤其是“红二代”进入决策层，或让他们退出……”

80年代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忧心忡忡地对与会者说。

然而，马上就有人跳出来反对，认为无论是否是干部子弟，都不能一刀切，要适当处理这个问题。

有的领导干部甚至说：“我看哪，还是自家的孩子要靠谱一些……”

邓小平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意见？为何会遭到部分人的反对？

邓小平的意见

邓小平提出这样的意见，应该主要考虑的是两件事。

第1件事是，防止阶级固化和权力团体诞生，从而造成权力垄断，阻碍进一步改革甚至导致国家崩塌。

邓小平的改革是相当全面的，核心内容是“打破禁锢”。

然而，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法律和制度跟不上，一些问题就爆发了出来。比如，不少干部利用公共权力，向体制内加塞自己的儿女或亲人，对改革造成了反向阻力。

一旦任由这个问题发展下去，将来国内的格局是，阶层固化，权力被垄断在一群人的手上。

怎么打破这个局呢？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就开始布局，积极做工作，劝一线领导同志带头同时退下来，打破“干部终身制”的制度。

干部不能一干就一辈子了，自然就会出现轮流，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阶级固化、权力被垄断的现象。

邓小平觉得，仅这样还不行，又提出了让干部子弟退出决策层，或禁止他们进入。

表面上看，这并不是多么复杂的问题，初衷是非常好的，却不太现实，无法办到。

第2件事，官二代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恶劣，对党的形象造成了威胁，让邓小平非常担忧。

1983年，在邓小平的极力推动下，国家举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严打行动，共有177万人被捕，3万多人被判死刑。

这其中，不乏有恶劣至极的官二代和“红二代”。

胡晓阳、陈小蒙等犯罪分子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

胡晓阳的父亲是胡立教。胡立教是“红小鬼”，10多岁就参加革命，还参与了长征，建国后曾在上海担任市委第二书记、市人大常委主任、中顾委委员。

陈小蒙的父亲是陈其五。陈其五曾是“一二·九”学运的领袖、三野前委委员，建国后担任上海宣传部部长、市常委等等。

胡晓阳和陈小蒙利用父辈的权势与影响力，沾花惹草，奸淫妇女。从1981年到1984年，他们就轮奸、强奸和猥亵了51名妇女。

还有一个人，他的身份就更加敏感了。

有人站出来反对

同样在1983年落网的，还有朱国华。

他的身份和背景相当不简单，他的爷爷，正是一代伟人朱总司令。

参加工作不久后，朱国华与一帮军地干部子弟混到一起，借着“交朋友”、“工作调动”、“请客吃饭”、“滑冰游泳”等理由，邀请一些女孩到家里面去玩耍，随后给她们灌输淫乱思想、播放黄色录像带，接着把她们奸污或诱奸。

从天津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来看，朱国华和其他8个犯罪分子，强奸未遂7人，强奸15人，猥亵26人，玩弄奸污21人，拦截17人，共86名妇女。

当朱国华的奶奶康克清听到这件事时，气恼异常，愤愤地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官二代和红二代们的种种恶劣行径，明显在影响党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声誉，让邓小平非常震惊，这才提出那个意见。

然而，邓小平的意见，却遭到了诸多的反对，不少干部认为：“还是自家的孩子比较可靠”。

这个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毕竟官二代和红二代千千万，可犯罪的也就只那么几个，代表不了全体。要是因为他们这几个老鼠屎，就打翻了一锅好汤，那明显是对多数人不公平的。

革命队伍里尚且出现叛徒，更何况是官二代和红二代呢？

总而言之，哪里都有坏人，不能将坏人的标签贴在官二代和红二代这个群体，他们承受不住。

官二代和红二代的父辈们，大多都为革命和国家立下过汗马功劳，这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个压力。

他们以作为革命者后代而感到骄傲，同时也不想破坏这一份荣耀，给自己的家族抹黑。

有这样的心理，他们自然会不自觉地将革命火种延续下去。

一些高级干部们不同意一刀切处理二代们，也向中央提出了一些前瞻性提议，如禁止干部子弟从事商业活动。

这项提议得到党中央和邓小平的认可，并且在1985年颁布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