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士层社会男子在再婚过程中，遇到的阻碍有哪些

《沧溟先生集》记载：“配姜氏，校尉琳次女，隆庆己已二月四日卒，年七十又五岁。姜孺人生有远度，一乳不育，辄为处士置丘氏。丘氏一不乳，更为公置丘氏，则竟乳二子，曰登瀛、登洲。”

又如刘承荫，其母为侧室，乃其父首娶不育而娶之，刘承荫首娶又无子，其妻乃劝其效仿其父娶侧室。

《明故武德将军身沈阳中护卫中所正千户暨配王宜人合葬墓志铭》记载：“（王氏）居数年，屡乳不育，乃请于君曰：‘吾姑初不育，曾劝吾翁娶冯，则载生君，君何不效若翁，为君内之。’遂为君置王，复置秦，宜人御之如女。”

喻钦玉首娶邱氏无子，以至娶妾达七人，《菽园杂记》记载：“邱氏，苏人俞钦玉之妻也。钦玉，故刑部尚书士悦子，颇知书，而轻财好色。尝以邱无子，置妾七人。”

男子再婚的原因还有中馈续主与家外置家。男子首娶丧妻后，家中无妻，中馈无主，家中没有一个主内之人，因此男子需要通过再娶填补妻位，以便妻之职能继续发挥，即中馈续主。

如王鍪首娶吴氏，吴亡继娶张氏，张亡又娶李氏、胡氏，其再娶原因即是中馈乏主，后娶之妻遂主中馈。

《王鏊年谱》记载：（成化）六年庚寅，二十一岁，娶武山西金吴氏。十三年丁酉，二十八岁，吴夫人卒于京邸。十七年辛丑，三十二岁，是岁，续娶继室张氏。

二十三年丁未，三十八岁，是秋，继室封孺人张氏卒，归王氏者七年耳。十年之间，两失伉偭，中馈乏主，续聘李夫人。

李夫人多病，艘胡以以相之。未几，李夫人卒，胡奴遂主中馈。獅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下，妻故则无人主内，不利于家庭事务的处理。

因而男子会通过再娶，使中馈有主，夫妻各司其职，即使家庭结构完整，又能推动家庭职能的运转。

在外经商、游宦之人，远离家人，即使已经有家，也会在寓居之地再置家室，如新安人经商杭州，多在此置家室，与先前之家无样。

《牧斋集》记载：“新安之富家行贾，多在武林，其丈夫十九居外，买田宅，置家室，治生产，与其家等，其习俗然也。于是商山吴长公讳某，娶于毕，无子，复娶仇于武林。”

松江杨玉山经商南京，家中已经娶妻，也在南京娶张氏为妾，《明史》记载：义妾张氏，南京人。

松江杨玉山商南京，娶为妾，寓居京师者亦是如此，《五杂俎》记载：“余见四方游宦娶京师女为妾者，皆罄资斧以供口腹，蔽精神以遂其欲。”

那些经商、游宦之人常年在外，奔波不定，家已有妻，但不在身边，夫妻聚少离多，男子为求依托，在外另置家室，再娶成家。

传宗接代、中馈续主、家外置家是男子再婚的三个主要原因，这些原因是内外因的结合，是家庭因素和个人情感共同致力的结果。

而传宗接代则是男子再婚的最主要原因，是传统观念在明代遗留的体现，反映出子嗣观念的浓厚及其对婚姻的影响。

士层社会男子再婚的次数

明代士层社会男子再婚的次数有多有少，存在着差别，但从整体来看，差别不是很大。先以《牧斋集》为例，《牧斋集》中再娶的14人中，再娶1次的有12人。

为杨涟、鹿善继、郭正域、张如兰、孙必显、叶茂才、许成器、徐文任、缪纯白、陈禹谟、何钫、徐世淳，再娶2次的有2人，为刘廷训、左史。

再娶次数在1-2次，其中以再娶1次的为最多。再以《方孝孺集》为例，其行状、碑表中有男子再娶情况记载的有5人。

《方孝孺集》记载：方克勤：林夫人讳姬，妇道冠九族，先十五年，于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闻，孝孺，女一人。

再娶夫人王氏，讳在，生女一人，未弥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

王刚甫：先娶叶氏，早卒，生一子用鼎，好学有文。晚娶董氏、许氏，生一子，甫一岁。孙炎：妻某氏，为贼所擒，不屈死。继某氏，女某。

林德世：娶吴氏，生二子，旭，昶，吴氏先君三年卒，君卒之岁，十二月十日，合葬县南许家山之原。侧室叶氏，有子三人，曰昇、巽、昂。

唐之淳：娶周氏，早死。继左氏，生女四人，得男辄夭。

再娶的5人中，再娶1次的有3人，为孙炎、林德世、唐之淳，再娶2次的有2人，为方克勤、王刚甫，再娶次数在1-2次之间，也以再娶1次的为最多，与《牧斋集》反映的情况相同。

《梅村先生世系》记载了吴伟业7世10人的配偶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其先世再娶的次数。

《吴梅村全集》记载：七世祖子才，名无考，河南人，元末避兵，始迁苏州昆山之积善乡，配费氏。六世祖埋，字公式，又字行，明正统元年赠承德郎、行在刑部云南司主事。

配陈氏，封太安人。五世祖凯，字相虞，号冰蘖，卒祀乡贤祠，配沈氏，继沈氏，再继陈氏。高祖愈，字惟谦，号遁庵，配夏氏。

嗣高祖德，字维明，号静庵，配陈氏，无子，以愈次子南为嗣。曾祖南，字明方，号方塘，赐内阁中书，后官鸿胪寺序班，以使事过家为御史所论。

谪江西建昌府幕官，配郑氏，继袁氏。祖议，字子礼，号竹台，以先生贵，赠嘉议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幼赘于琅琊王室，遂居太仓，副室汤室，封太淑人。

父現，字禹玉，又字蕴玉，号约齐，又号约叟，诸生，以经行称乡里，先生贵，封嘉议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国朝举乡饮大宾，卒祀乡贤祠，配陆氏，继朱氏，封淑人。

嗣祖谏，字子猷，号玉田，官福安县县丞，葬梅湾，配某氏，继査氏，再继陆氏。嗣父瑗，字文玉，号蘧庵，礼部冠带儒士，配王氏，继张氏。

吴伟业家族10人中，仅娶一次的有4人，为吴子才、吴埕、吴愈、吴德，再娶的有6人，其中再娶1次的有4人，为吴南、吴议、吴琨、吴瑗，再娶2次的有2人。

为吴凯、吴谏，再娶次数在1-2次，而且也以再娶1次的为最多，与《牧斋集》、《方孝孺集》反映的情况相同。

朝议大夫、济南府齐东人王一鸣，有子五，皆已婚，《李开先集》记载：（王一鸣）先娶张氏，同知岳之女，慧慈和敬，简默温良，率众治家，劝夫勤学，宜寿而早逝。

继娶赵氏，资之女，济阳县人，善柔恭顺，安静庄严，事舅姑有礼，教子孙有方，亦早逝，而年不逮德，其懿行生葬，各先有传志，此不必详。

子五，亦合先世之数，长自张出，四皆赵出。曰晖，业农，娶张氏，府经历一麟女，继娶纪氏，利津禄女。曰曦，监生，娶吕氏，武定光祖女。

曰映，廪生，娶马氏，监生策女，继娶刘氏，邹平通判溉女。曰烨，监生，娶刘氏，驿丞爽女。曰旸，德府奉祀，娶孙氏，邹平监生养晦女。

6人中再娶的有3人，为王一鸣、王晖、王映，且都再娶1次，没有再娶2次者。

明代男子再娶也有多于2次的，如徐霞客再娶就有3次，《徐霞客先生年谱》记载：先生原配许氏，生长子屺，娶缪文贞昌期孙女。

继配罗氏，罗济之女，生子岘，妾金氏，生子岣，女一，适周仪甫，名士沙张白之叔岳也。妾周氏，孕而被出，生子寄，育于李氏，遂以李为姓，不仕不娶。

从整个社会来看，再娶虽有多于2次的，但不常见，相对2次以内的较少，因此不是普遍现象。由上可见，明代士层社会男子再婚的次数普遍在1-2次，且以1次的为最多。

反映出明代一夫一妻制为主、一夫一妻一妾制为辅的婚姻及家庭结构，也说明三妻四妾的传统说法在明代社会并不确切。

男子再婚遇到的限制

明代士层社会男子再婚虽然大行其道，但并非畅通无阻，反对再婚的声音亦很强烈，这种声音既有民间的，又有官方的，社会及政府对再婚进行了抵制与限制。

男子再婚遇到的抵制主要来自民间，社会一部分人觉察到再婚的弊端，指出其种种不利之处，否定并批判这种行为，认为再婚不可取、不可为，告诫世人再婚须慎重。

姚舜牧认为继娶是种喜新厌旧的行为，是对糟糠之妻的忘却，是无情之行。

其在《家训》中说：“尝谓结发糟糠，万万不宜乖弃，或不幸先亡，后娶尤宜思渠，苦于昔不得享于今，厚加照拂其所生，是为正理。今或有偏爱后妻后妾，摒弃前予不爱者，岂前所生者出于人所抅载可发一叹。”

冯梦龙也将继娶视为无情无义的行为，其在《醒世恒言》中言：“前妻在生时，何等恩爱，把儿女也何等怜惜。到得死后，娶了晚妻，或奉承他妆奁富厚，或贪恋颜色美丽，或中年娶了少妇，因这几般上，弄得神魂颠倒，意乱心迷，将前妻昔日恩义，撇向东洋大海。”

指出继娶对子女造成的伤害，认为继母会虐待前妻所生子女，其在《醒世恒言》中言：“继母心肠狠毒，将亲生子女胜过一颗九曲明珠，乃希世之宝。何等珍重，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但可恨的，偏生要把前妻男女，百般凌虐，粪土不如。”

凌濛初指出纳妾会破坏家庭的稳定与和谐，认为男子娶妾时年龄一般偏大，而妾年龄一般较小，夫妾年龄相差很大，从而形成老夫少妾的现象，夫妾年龄相差悬殊，容易产生矛盾。

夫妾不合导致妾红杏出墙，做出有伤风化之事，对夫实是一耻辱，对家乃是一不幸，不可不戒。

其在《二刻拍案惊奇》中说道：男女大欲，彼此一般，一人精力要周旋几个女子，便已不得相当，况富贵之人，必是中年上下，取的姬妾。

必是花枝也似一般的后生，怎能勾满得他们的意，尽得他们的兴所以满闺中不是怨气，便是丑声。总有家法极严的，铁壁铜墙，提铃喝号。

防得一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们的身，禁不得他们的心。略有空隙，就思量弄一场把戏，哪有情趣到你身上来。

徐三重也认为纳妾有诸多不利，妻妾太多，子女杂出，不和不睦，不利家庭稳定，主张非为生育，最好不要置妾。

其《家则》里说：古者无子置妾，定以年齿，盖甚不得已也。若孕育已繁，更营姝丽，此则明示淫汰已而。夫妾婢即滥，子女杂出，各私其类，便生异同。

若无礼义之维，难免乖离之景。中人或衰孝敬，不肖者遂滋念争，恐薄世浇俗所必至此也。

窃谓嫡室或鲜生育，乃缘继续大事，不得不有蓄置，纵于年齿，不免通俗，亦须明正大体，务使相安，礼序乐和，以成家范。

此在吾儒，以躬修古学裁之，然又当知有子而无妾，亦家门善事也。男子再婚遇到的限制既有来自官方的，又有来自民间的。

从官方来看，明代政府对娶妾的身份、年龄、数量有严格的限制，对不同身份、不同年龄娶妾的数量进行了细致的规定。

古籍的记载

《大明会典》记载：亲王妾媵许奏选一次，多者止于十人。世子及郡王额妾四人，长子及各将军额妾三人，各中尉额妾二人。

世子郡王选婚之后，二十五岁，嫡配无出，具启亲王转奏长史司，仍申呈巡按御史核实具奏，于良家女内选娶二人。

以后不拘嫡庶，如生有子，则止于二妾，至三十岁，复无出，方许仍前具奏，选足四妾。

长子及将军、中尉选婚之后，年三十岁，嫡配无出，照例具奏，选娶一人，以后不拘嫡庶，如生有子，则止于一妾，至三十五岁，复无出。

方许仍前具奏，长子及将军娶足三妾，中尉娶足二妾。至于庶人，必年四十以上无子，方许奏选一妾。尤其是从年龄上进行了限制，规定纳妾的最低年龄为四十岁，违者要受惩罚。

《大明律》规定：“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许娶妾。违者，笞四十。”

明代还严禁娶义女为妾，义女与养父虽无血缘关系，但因具有亲属关系和尊卑地位，故不能娶之，违者以奸论。

《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三年十一月丙戌）民有收义女为妾者，法司论奸，大理寺评事王亮奏请行勘，原卖与媒合人，果系义女，罪之如律，若通房使女收为妾，而立约明白，两相愿者，不治罪，不离异。从之，遂著为令。”

从民间来看，明代社会对再婚的限制主要是从子嗣的角度出发，要求无子方可再婚。

陈龙正在家训中就规定继娶的前提是妻亡无子，其《家载》言：“子孙读书者，不论已仕未仕，凡丧妻未有子，遵古继娶。”

韬在家训中限制有妻者纳妾，规定年四十无子者方可娶妾一人，其《家训》言：“郑氏家训，子孙有妻子者，不得更置侧室，违者责之。若年四十无子者，许置一人，不得与公堂坐。舜牧的家训亦是如此，其《家训》言：“若年四十而无子，不可不娶一妾。”

由上可见，明代士层社会男子再婚遇到民间及官方的抵制与限制，受到来自社会和政府的阻力。

既受一些人的肯定与欢迎，又遭到一部分人的否定与抵制，反映出再婚既有合理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体现出再婚意义的两面性和再婚地位两重性。

综上所看，明代士层社会男子再婚现象比较普遍，无论是丧妻继娶，还是妻在纳妾，皆在一定范围内广泛存在。

再婚的原因主要有传宗接代、中馈续主、家外置家，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传宗接代，反映出传统子嗣观念在明代依然浓厚，对再婚影响很大，甚至起决定作用。

再婚的次数普遍在一到两次，并以一次为最多，再婚一次应为男子再婚的常态，反映出明代家庭一夫一妻制为主、一夫一妻一妾制为辅的模式形态。

再婚遇到民间及官方的抵制与限制，反映出社会及政府对再婚的控制与治理，说明再婚不仅仅是个人、家庭行为，也是社会、国家的一个活动，体现出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