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朝廷实行的捉钱制度有何特别之处？

唐代捉钱制度中将政府任命的举放高利贷者称为捉钱令史，不同时期捉钱人的身份不同。

唐肃宗乾元元年之后，捉钱人的特权进一步增加，甚至民间立虚契，不取本钱，捉钱者的身份也开始世袭。

唐初设置捉钱令史是为了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因此捉钱制度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及政府监管不力。

出现了私利入官本、损公肥私、捉钱户免差遣夫役、犯罪逃避官府追责等现象，捉钱制度不但盘剥百姓而且破坏生产力，给唐政府造成了经济损失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财政危机。

捉钱令史的设立及其性质

捉钱是唐代官府的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唐代设立的捉钱令史和隋朝公廨钱有一定的渊源。古代官署总称为“廨”，“公廨钱”是指官员从朝廷借来的本钱。

官员用从朝廷借来的本钱经营所获利润，一则可以解决生计问题，再则可以补充衙门行政费用开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以公廨钱为本的经营方式。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工部尚书苏孝慈认为使用公廨钱放贷败损风俗、烦扰百姓，奏请朝廷仅将其用于农业经营，对其他方面加以限制。

开皇十七年，文帝诏令不准使用公廨钱放贷收取利息，但是允许京师及各地衙署使用公廨钱交易买卖、经营生意。

至唐，官员俸禄远少于隋，为供应公私花费，京师及各州县准设公廨田。

然用度仍然不足，于是京城各司衙署设置公廨本钱交予番官做买卖以收取利息，并根据各衙门官员数量充做每月俸钱。

唐朝由政府专门拨给各级官府一定数额的专款从事放债活动，时称“公廨本钱”和“食利本钱”。

唐初设置的公廨本钱是在继承隋朝公廨钱制度基础上的发展，官营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俸料钱，亦称“公廨本钱”“月料钱”。

唐代捉钱令史始设于武德元年十二月，每个部门设置9人，每人给本钱以5万为上限，捉钱令史每月需缴纳利息4000文，干满规定的年限，朝廷授捉钱令史以官职。

唐代的公廨本钱是一种官营的借贷制度，本钱由政府拨给各级官府，数额不等，各官府中都设有捉钱官吏负责放官本取利息。

换言之，唐代的捉钱令史负责公廨本钱的经营，他们把朝廷统一拨给的专款贷放给豪民以及富户，豪民、富户贷款之后按照约定日期交回本钱并附上利息。

这些人一般被称为“捉利钱户”或者“捉钱户”。捉钱户利用手中的官本放债收息，债务人借债时要按照约定填写契约并由保人担保。

如果债务人无力还债或逃亡甚至死亡，保人负责赔付所欠本金及利息。所以，公廨钱经营方式一经产生，就充满争议。

唐太宗采纳了褚遂良的建议，暂时停止诸司捉钱。但是据《通典》卷35：“贞观二十一年，复依故制置公廨，给钱为之本，置令史、府史、胥士等职，贾易收息，以充官俸。”

说明贞观二十一年，因为府库空虚，唐太宗又恢复了公廨本钱，而且“贞观至开元间，公廨本时罢时复，但以实行的时间为多”。

捉钱令史所捉之钱与“公廨”本钱有很大的区别：“捉钱”是一种经营金钱的活动，而“公廨钱”是官本本身。同时，“捉钱”之人必须“身能贾贩，家足资财”，而且捉钱以“求利”为目的。

捉钱令史的职责与身份演变

唐代捉钱的目的在于用公廨本钱所收利息充官俸、食料、杂用等，因此，捉钱之息是官员俸禄的重要来源之一。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二月，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可见高祖时公廨本钱由诸州令史统一掌握，他们因为使用公廨本钱回易生利，所以被称为捉钱令史。

也就是说唐高祖时捉钱令史所捉之钱的本金为公廨本钱，目的在于盈利以充公私之用。

当时每司设捉钱令史9人，每人掌管最多5万钱，这些钱可以用来在市场上投资交易，每月给朝廷缴纳利息4000文，期满授予官职。贞观元年，京师及州县都有公廨田。

公廨田是隋唐政府给各官署以所收地租充办公经费的公田，其后因为用度不足，众官署置公廨本钱。

让番官贸易取息，然后统计官员的多少发放月料钱。这一时期负责“捉钱”之人为番官。

《大唐六典》称尚书省亭长、掌故、门下省主宝、主节、传制等分番上下，谓之番官，属于流外官。

至唐太宗贞观十一年，朝廷“罢诸司公廨本钱。以天下上户七千人为胥士，视防阁制，而收其课，计官多少而给之”。

贞观十一年停止了众官署公廨本钱的使用，以天下上户7000人为胥士，专职捉钱，捉钱人的身份从这一年开始变为民户中的“上户”，即拥有一定资产的人。

唐实行品子捉钱制度，规定“凡纳课品子，岁取文武六品以下、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年十八以上，每州为解上兵部”。

即：官员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子，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均可充当捉钱品子。

凡捉钱品子，兢兢业业、毫无差错地干满200日，其所属部门将之登记在册并在朝见聚会时上奏考功部和兵部等部门。品子干满规定的年限，朝廷按其文武才能授予官职。

同时，“罢公廨，置胥士七千人，取诸州上户为之。准防例而收其课，三岁一更，计员少多而分给焉”。

这说明在贞观十二年之后，“品子”与“胥士”一起捉钱，而且“胥士”的身份是诸州“上户”，也就是资产丰盈的人。

贞观“十八年，以京兆府、岐、同、华、邠、坊州隙地陂泽可垦者，复给京官职田。二十二年，置京诸司公廨本钱，捉以令史、府史、胥士。”

至唐永徽元年，又废除以上制度，而“以天下租脚直为京官俸料。其后又薄敛一岁税，以高户主之，月收息给俸。寻颛以税钱给之，总十五万二千七百三十缗”。

根据《通典》，唐高宗永徽之后“又以税钱为之，而罢其息利。凡京文武正官每岁供给俸食等钱，总一十五万三千七百二十贯。外官则以公廨田收及息钱等，常食公用之外，分充月料”。

以永徽为界，捉钱令史又有所变化，永徽前专职捉钱者为“胥士”，永徽后出现了“捉钱户”。贞观十二年以品子充捉钱人，永徽后以高户捉钱，即出现了捉钱户。

捉钱户的出现标志着从令史、胥士捉钱向捉钱人户为主捉钱的转变。

《唐会要》载：“开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隐奏，请籍百姓一年税钱充本，依旧令高户及典正等捉，随月收利，将供官人料钱，并取情愿自捉，不得令州县牵捉。其年，复给京官职田，州县籍一岁税钱为本，以高下捉之，月收赢以给外官。”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按照御史大夫李朝隐的上奏，用百姓一年税钱充当官本，令高户和典正等共同捉钱，并且选取自愿捉钱之人来经营，不用官府强迫。

每月收取利息，利率为“收赢十之六”，用所赚之钱“供官人料钱”。或许唐政府认为与令史、胥士捉钱相比较。

高户捉钱更为有利，因为高户捉钱无后顾之忧，不用年满授予官职。但是这一时期并未完全取消胥士捉钱制。

唐肃宗乾元元年命令长安、万年两县各备钱1万贯，每月用所收利息雇用技工、民匠从事劳役制作。由于“时祠祭及蕃夷赐宴别设，皆长安万年人吏主办”。

因此，“二县置本钱，配纳质债户收息，以供费。诸使捉钱者，给牒免徭役。有罪，府县不敢劾治。民间有不取本钱，立虚契，子孙相承为之”。

唐代宗宝应元年皇帝敕令，“拣择当处殷富干了者三五人，均使翻转回易，仍放其诸色差遣，庶得永存官物，又冀免破家”，可见唐代宗时期的捉钱人都是本地富户。

到了唐德宗贞元八年闰十月，集贤殿大学士中书侍郎平章事武元衡以厨料欠少，奏请朝廷给予本钱1000贯文，收取的利益补贴厨料。

于是“置捉钱四人，其所置，请用直官。及写御书各两员，每员捉钱二百五十贯文。为定额，即免额外置人。敕旨：已配捉钱人。宜至年满准旧例处分，其阙便停，不得更补。”

这里的直官指当值的官员，也就是说唐代宗年间负责捉钱的是本地富户，而到了唐德宗时，捉钱人则是当值的官员。

唐宪宗元和二年六月乙丑，“五坊色役户及中书门下两省纳课陪厨户及捉钱人，并归府县色役”，则说明捉钱人归府县色役的时间是唐宪宗元和二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