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明朝时期地方官府养马的方式

弘治七年，都御史张玮奏：“南直隶、凤、淮、扬、庐四府、徐、滁、和三州草场与养马人户住居窎远，俱各不来牧放，置于无用。要查出召民佃种，准，清查丈量，各于四至筑立峰墩为界，地土分拨近场军民人等佃种。”

第二阶段是养马人户自种，则免起科，相当于养马田免粮。若养马人户已不来活动，则马地出让佃种。

正德十一年，御史周鹓题称：南直隶八府三州民既出马，又征其马之租，负累穷民。要将地亩租银尽归养马之人。

该兵部查前项原议牧马草场与养马人户住居窎远不来牧放者，方召人佃种征租。

准行查勘各该州县，但系报册佃种牧马草场地户，中间果系养马人户自种草场地土，照依所奏免科，若不系养马人户佃种，仍依原拟征租解部。

给佃所得的租金，则用以买马，维持马额。由此可见，明代中期很多养马人户其实已不负担实际的养马。由于南直隶草场的租银比北直隶、河南和山东要高得多。

“各处旧设草场，先年俱该兵部题准，差官清查丈量界至，拨人佃种，出办租银。在北直隶者，上地一亩五分，中地三分，下地二分，在南直隶者，上地一亩七分，中地五分，下地四分，在山东、河南者，每亩四分”。

故南太仆寺理论上应有更多的租银买马，而“凤、淮、扬、庐四府，和、滁二州，滁州一卫系专论地养马地方”，也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

事实上，部分地区因地土问题而完全实现折纳，但有些地方则被认为“水草便利”，仍须负担养马。

所谓“奏淮、扬、滁、和四处产马小弱，许令纳价。庐、凤并徐州水草便利之地，宜仍令纳马”。当然，是否纳本色除了和产马质量有关，也与地方开放程度有关。

如高淳县虽然水草不差，但或是因处于应天府入宁国府的水陆要冲，也被允许折纳。

一、编派形式和依据

从史料来看，南直隶的马户主要是论地养马。这种形式带来的主要问题在于，不具备获得免征田抵消负担的地方实际上也有养马要求。

以南直隶通州为例，弘治中，以扬州隶江以北，论地亩养马，视北直隶七府例。而民间苦养马甚。通州海门地斥卤，兴化滨湖之乡，不宜马，故无免征田。

及六安州宣城灾，乃令通州兴化代领养。民计丁授马，马死至破产鬻子以偿。刍牧解俵之费不与焉。

由于没有免征田，万历中如皋县甚至出现“以群田上价资充边饷，佃民负挈而逃”的现象。北直隶最初是“论户养马”，因杨砥等人认为“以丁计为均”，于永乐十三年后改。

南炳文认为北直隶是在正统至弘治时期完成了从“免粮计丁的二元制佥派”到“计地养马一元制”的过渡。

如是，我们看到弘治以后的北直隶是以地派养，所谓“凡养马之田，皆收粮地之内，纳粮之地，皆输养马之银，故马无专田，必地数顷而养一马”。

南直隶的江北部分与此一致，但江南部分“准北直例”的按地派养则是在弘治以后。

山东与河南也都由计丁改为按地。从派养方式上看，南直隶由于江南和江北状况迥异，确实存在特殊性。

“旧例北直隶府属州县，论地养马。山东河南府属州县，论丁养马。南直隶府属州县：论地者，二顷养儿马，三顷养骒马各一匹。论丁者，十丁养儿马，十五丁养骒马各一匹。”

可见南直隶既有实施论地养马的州县，也有论丁养马之地。以丁还是以地派养，各有优劣，时人云：论丁养马，未免负累贫民。贫民将原养马地土捏作开垦不曾起科。

私下盗卖与人，多寡不等，在处有之。买主一时不知，利其无粮、粮轻，遂与交易。后来被告帮帖，多科横索，兴词无已。论地养马，未免混赖大户。

“养马之法，近见主事汤冕以养马有论丁处，有论田处。专论丁则免粮之家得利，而丁多下户受害，必兼论丁粮役乃均。”这也是整个赋役体系坚持丁粮兼论的原因。

在课驹上，“丁不足者，以田拟之”是很正常的事情，“十岁一编，略如审差之法。正德以后并用折色，岁计马户之丁田而敛之。”

正德二年的改革切断了种马与课驹的关系，如王济所言，“每岁有无孳生，官勿追究。备用之取，则如种马额派，行各府州县，视其地亩人丁，合力买解。”

天长县的例子则表明，丁地兼派之外，即便有免征田地，一些解户也逃脱不了厄运。

“按养马各处不同，或以丁或兼丁粮，惟本县别有免征田地。骒马一匹，每二年该孳生驹一匹。其后所生之驹交俵，不过每四户买马一匹。而马价出于种田之家，其解也，守望日久，交兑艰难。揽头医兽，弊端百作，解户破产。”

也就是说，差以丁粮派，马以人户担，而价以田亩供。问题在于，田亩常被势豪侵占，或者租银没有落实，而人户起解交兑都要承担很多额外的风险和负担。

至于种马，嘉靖六年王时中的上疏中提到了同样的丁“逃”种“耗”问题，而南直隶种马的征收系以丁为据的。

旧例寄养马在顺天所属，论地派养，以备京边取用，此外再无别科。种马在应天所属，论丁派养，以图孳生俵用。

此外并无别役，奈何近年以来，偶尔灾伤沓至，兼以怠玩相承，或有地归势豪，而马匹贻累，有司不为之查理处分，因循岁月，坐视成弊。

亦有丁多逃移，而种马渐耗，夫寄养之源在地，俱系勘定，载在册籍，不在贫户则在豪户，地存则马存，或调取或追补。

自可因体以求用;孳生之源在种马，累朝以来着为定额，既饲养于众户，又帮助于草场，种存则驹存，或俵用或折价，自可循名以责实，犹唐制有田则有租，有丁则有役之意。

因此，嘉靖初，明廷再次强调对逃“丁”和佃主的清查，“宜今顺天府属核地，应天府属核种，有地亡马，存者即以其马责佃主。”

总体讲，即便有各种逃亡，民间的养马数仍然非常可观。嘉靖年间虽“各处水灾”，但各州县的寄养马匹仍很多。

可见，“役”未见削减多少，因而需探讨在征收租银买马的同时，南直隶地方官府和马户如何应付无法养马却必须上纳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