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2日,周恩来审阅新华社报道11月28日“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新闻送审稿时,在其中点名称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3处文字旁画了双线。
随即,他将阅后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并附信说明:“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审定。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3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
第二天,毛泽东在审阅时,把这3处点名批判的人名勾去,并批示: “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周恩来阅后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速即照毛主席批改件发表”。
12月4日,周恩来得知在江青、戚本禹策动下,一伙造反派于凌晨揪走了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立群后,十分焦急不安。江青却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得意地说:“小将们干得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是保不住的。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司令也甘拜下风了吧!”周恩来当即严肃指出:“不能随便把人抓走!”
同时,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公安部立即把人找回来,并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向有关红卫兵组织打探被抓人的下落。情况查明后,周恩来严厉批评这种绑架行径,勒令他们不要搞游街示众,将被揪走的领导同志立即放回。随后,他又指示卫戍区制订保护方案,保卫好他们的安全。经周恩来批准,卫戍区把这些同志护送到安全住地。
当时,国务院各部的部长们几乎都成了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靶子”,随时可能把他们揪出去批斗一番。这一批部长级的干部,既要坚持工作,又要参加劳动,还要接受批判,许多人精神上体力上难以支撑。周恩来怕这些部长们承受不了,心痛地说:“他们在外面根本休息不了啊!应该把他们接进中南海休息。”
但是,对外又不能公开讲,只好让秘书发通知,以开会或写检讨的名义轮番请这批部长们住进中南海“工字楼”宿舍。这样,他们进来几天,休息一下,再出去挨斗,而且规定时间送回来,身边同志称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