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新青年·新思考丨“大国博弈下的科技与产业竞争”，10位青年学者新年之际的思考与展望

地缘政治复兴背景下，大国多维角逐与博弈逐步展开。大国科技与产业竞争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构成，促使以往分割的领域日益融合。各位青年学者（史晨、李巍、陈绍锋、张倩雨、罗仪馥、贾开、黄琪轩、鲁传颖、彭亚平、雷少华）的思考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个融合是科学、技术、产业与政府的融合。以往分属于不同学科的研究主题，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开始日益沟通对话。参与大国科技竞争的主体不仅有政府，企业、高校、移民都跻身为博弈的主体。离开制造业的先进技术难以落地；缺乏国家能力则难以抢占世界产业高地；没有市场出路的大项目难以获得持续资金回报。大国博弈下“政产学研”结合让多学科都参与到科技与产业发展的对话；第二是发展与安全的融合。科技与产业发展有显著的“外部性”，不仅是经济议题，还支撑国家安全。“卡脖子技术”问题既关乎企业利润，也关乎国防建设。在大国博弈背景下，科技和产业会推动安全与发展二者的交融，尤其需要思考在大国博弈中“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第三是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的交融。高水平的全球化伴随的大国博弈既凸显民族国家的作用，又放大国际环境的影响。科技与产业竞争不仅受大国地缘政治、全球价值链布局等影响，还显著受国内政商关系、各国产业-金融联系、各国科研集中与分权制度安排，乃至各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大国科技与产业竞争将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联系在一起。

"——黄琪轩

史晨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研究员

“卡脖子技术”与大国创新政策

大国之间围绕“卡脖子”短板进行的博弈引人注意，但是针对成功的长板，宣传话语之外反而缺少经得起检验的解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就是典型的例子。传统解释集中于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补贴，虽然诱发了骗补但“先有量后求质”，才会有后面的核心技术研发。但这太笼统了，很多其他产业同样这么做了，但是创新研发和产业升级并没有自动发生。2023年终于有机会在原工信部部长苗圩的新书写作交流过程中，了解到中国新能源车一系列政策背后的关键细节，并带着问题去一线的新能源主机厂和产业链，调研了最新的研发和生态。结论是在学者熟悉的经典产业政策之外，中国新能源车产业还有一套其他产业少见的做法，诸多特征更像另一支文献中强调的创新政策，而且关键的时点和调整的机制特别重要。能否把上半场“电动化”的经验复制出去，能否在下半场的“智能化”中真正领先，都依赖于发掘出经得起社会科学检验的真规律。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地缘政治与苹果公司的产业“新长征”

2023年，我们继续推进以超级企业为核心的产业政治研究项目。我们关于华为、空客、三星、中国商飞和台积电的研究先后以各种形式呈现出来。年底，我们关于苹果公司的研究也全面收工并将在新年伊始与读者见面。超级企业的系列研究在学术风格上颇具“反叛”精神，它并不致力于构建普遍性的理论框架，而是试图以小见大，通过深度的案例分析，展现一个关于国际产业政治的全景图。

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超级企业，苹果公司在供应链布局上的效率战略和安全战略，理解国际产业地理变迁的一把“钥匙”，也是构建供应链安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一个最为精彩“故事”，讲好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从微观层次理解国家与市场的矛盾运动。这项研究以苹果公司的供应链战略调整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苹果公司的新一轮“产业长征”，来管窥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如何重塑全球供应链并推动国际产业地理变迁这一宏观命题。超级企业的系列研究希望能适当对冲当前学界日益滋生的浮华虚空之风，重回质朴厚重的踏实学术路线。

陈绍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副教授

商品贸易的武器化何以可能？

相互依存的武器化滥觞于现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崩坏和重构之时。当地缘政治竞争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这一态势不可避免地与全球化所打造的相互依存网络发生冲撞。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所隐含的结构性权力由此被重新发掘，并被加以利用。通过考察无形资产（互联网和SWIFT支付系统）相互依存的武器化，法雷尔和纽曼突出强调了阻塞效应和全景窥视效应两个作用机制。与无形资产的武器化相似，有形商品贸易的武器化主要依赖阻塞效应。如果说无形资产武器化的全景窥视效应是目标和手段的结合，更注重过程管理，有形商品贸易的武器化虽涉及利用相关信息寻找对手的“阿喀琉斯之踵”，但更加强调突击性狙击的破坏效应，侧重结果导向。实际上，有形商品贸易的武器化更为普遍，中国更是其中的受害者。但因为不同商品类型迥异的特点，商品贸易的武器化在实施主体、权力来源、机制、手段和影响等方面又存在不同特点。例如，以半导体、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是一国实施相互依存武器化的重点领域；出于打击对手和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一般制造业产品贸易的武器化主要体现为意在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行重组；大宗商品贸易的武器化既可能来自供应端，又可能来自需求端；对关键原材料实施武器化的权力来源于资源国的资源禀赋、加工生产能力和环境承载力。但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商品贸易，其武器化的实施要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商品可替代性低、存在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国内政企的紧密协作和稳固的国家间联盟。因而，反武器化的实践同样应基于此找出可能的风险点，并有针对性进行预防和去风险。

张倩雨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技术政治研究中的时间因素

在技术政治研究中，时间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后发技术追赶是一个长时段过程，要求后发国家具有较长的时间视野，能够对较长时段的发展战略进行规划并一以贯之地执行。中国是具有长时间视野的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通过多个先后衔接的长期规划逐步增强了技术实力，并将这种长时间视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带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另一方面，大国技术竞争可能持续一个或多个技术生命周期，技术竞争中的各国的技术政策选择将依技术权力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变化而相应发生改变。作为当前大国技术竞争的主要参与者，中国要因时制宜，采取与技术发展阶段相匹配的技术政策，并提前布局下一阶段技术发展的重点方面。

罗仪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国家与企业间关系的学术与战略内涵拓展

企业是科技与产业的关键载体。大国战略竞争日益聚焦科技与产业领域，将企业推到地缘政治“战场”的最前线，也引发了学术界、产业界和政策界对国家与企业之间关系的战略意义、特征演变与影响机制的重新思考。事实上，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得以融入全球产业链或价值链并成长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前提之一，正是中国对外资企业的欢迎与拥抱。未来在美国持续加大对华科技与产业打压与围堵的背景下，中国能否成功捍卫产业链安全，部分取决于能否与本国企业、外资企业建立起稳定的战略协作关系。在大国博弈语境下观察与分析国家与企业（尤其是超级企业）间关系，需要突破单一的母国或东道国视角，并进一步引入第三方的角度；需要反思企业跨国生产以效率或利益为导向等既有规律的适用性，同时深化对企业跨国生产行为背后的地缘政治动因及影响的探索。例如，韩国三星在20世纪80-90年代美日半导体之战以及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与技术战中“渔翁得利”（或未来可能面临“夹缝求生”），其背后不仅包含了作为母国的韩国政府对三星的护航、作为东道国的美国政府对三星的经略，而且蕴藏着作为第三方的中国政府或日本政府如何对待三星的问题。总之，大国博弈时代的国家和企业间关系，不仅可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知识增长点，而且将是各国开展或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政策着力点。

贾开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长聘副教授

大国博弈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未来

2023年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关键一年：不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全面铺开掀起了技术投资应用新浪潮，中国、欧盟、美国以及G7、联合国都展开了重要且具有实质意义的治理行动。在此过程中，尽管国家间竞争博弈始终存在，仍然能看到国际合作的积极信号。2024年，我认为应重视探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创新机制，建议重视以下三点实践与理论发展：一是人工智能多重技术路线演化及其在产业中的赋能应用，这将为多层次国际合作打开新空间；二是人工智能国内、国外治理框架的相互影响与同步演化，这是决定人工智能发展应用未来的关键机制；三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溢出性影响，在全球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该领域的治理演化将如何扩散至其他技术领域的竞合博弈。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研究员

再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竞争与技术自主

全球市场扩张促发两类“双重运动”，其一社会伴随全球市场扩张而反弹；其二地缘政治随着全球市场扩张而复兴。世界政治中不同类型竞争占主导会影响大国技术发展路径。当经济竞争占主导时，各国对技术发展的介入以市场导向为政策调整方向；随着安全竞争压力增大，各国对技术发展的介入模式日渐呈现集中化趋势，国家战略日益显现。地缘政治竞争驱使各国避免落入“武器化的相互依赖”困境，更加强调技术自主。在全球化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国家可能靠闭关自守来实现技术自主；而在全球化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与世界经济的孤立与隔离面临巨大机会成本。此时，通过再全球化来推动技术国际分工，进而增强技术能力，才能更好实现技术自主。

鲁传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应从战略高度发展人工智能技术

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突飞猛进，预示着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战略性技术，正在重塑人们对国家安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理解，并且拥有改变国际力量对比的潜力。基辛格也认为，在人类所掌握的技术中，真正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技术只有核武器、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隐藏着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仅激起了人们对机器毁灭人类的担忧，也有可能带来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危机，或者是引发大规模失业的社会性风险。但是，应当注意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不仅在技术上打通了通用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也成为推动国际体系转变、影响国际关系走向的关键技术力量。历史地看，大国面临的选择往往是从战略高度重视技术的发展，并且始终保持在第一阵营。因此，需从战略高度来看待人工智能的作用，并从技术、应用、治理和规则等层面全方位加大对人工智能的投入。

彭亚平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数字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科技蓝图的大未来与小未来

科技未来，是独有的意识形态。

科技想象力，是复杂的社会工程。

科技社会秩序的蓝图，以一种模式化的方式融合了人们对社会存在的想象、对彼此关系的期待。在此过程中，如何应对现有科技真理体制？如何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如何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助力？随着科技基础设施在各个层面架构，政治世界的砖石也一一铺设。不管里面有多少伦理考量、权力斗争、利益纠葛，都隐藏在经费拨付、政策出台、人事变动、方案修改、算法优化等枯燥细节中。这些细节彼此交融，构成一级政府的发展纲要、一个科技公司的设计方案、一个基金的申报课题……对未来的想象力，体现在诸多大大小小的社会工程中。这是国家和民族的大未来，也是牵涉其中的每个个体的小未来。

雷少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副主任

当代科技与产业发展的模式竞争

全球科技与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大国都加速进入全新赛道，主要包括五大领域：可再生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与半导体产业）、生物科技、新材料以及智能制造。这五大领域决定着在本世纪全球技术密集型领域的主导权。中美两国都已经在这条新赛道加速，由于两国国家经济体制不同，科技与产业发展的逻辑与模式差异巨大。美国的发展逻辑是以科技促产业，因此美国必须保持科技研发的绝对优势，从而对内强化科技投入，对外进行技术封锁。中国的发展逻辑是以产业带科技，以现有技术为核心，优化产业体系与规模。中国对内加速构建新型产业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培育市场。对外扩大开放领域，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2024年，中国产业体系将以智能驾驶为引领，将开启全球“新技术研发、新基础设施建设、新产业集群构建和新市场规模拓张”的以新技术与新产业融合的新时代。

编者语

新年之际，邀请青年学人分享研究与思考，是三思派过去两年形成的一个新系列。今年继续。这个系列的每一篇文章，由一位召集人，邀请10位青年学者，围绕同一议题展开讨论。与过去两年相比，今年每一篇的议题更为聚焦。参与的每位青年学人在300字内，分享与议题相关的——自己过去一年的研究心得、自己最感兴趣的一个进展或者问题、在新一年的探索计划。期待青年学人精心打磨的300字，能够带来更多的思考、引发更多的讨论。

HELLO 2024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本文由“三思派” 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黄琪轩教授 牵头组织和编辑。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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