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四川军阀历年混战的结果，在防区时代形成了两个派系：以刘湘为首的四川速成系，主要分子有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王缆绪、王陵墓(王曾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任过教官)、傅常、郭昌明等；以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为首的保建军官系，主要分子有黄隐、陈书农、刁文俊、牛锡光、董长安、曾南夫、孙震、夏仲实、唐英、张为炯、张致和、向传义、吴景伯、田伯施等。其中以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刘文辉的防地较为富庶，川西南的最重要地区大多是他的防地、共约七十余县。
刘湘
新军阀混战时期刘湘和蒋介石的互相利用
刘湘霸据川东，防地虽不甚广，但因重庆为重要商埠，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一面扼制保定系，使其无法补充军实，一面利用长工交通，买枪械，设武器修理所(即变相兵工厂)、炼钢厂等，大事扩张。又因蒋介石“四·一二”背叛革命后，对工农红军发生广泛的断断续续的战争，同时更因蒋介石要消灭异己，造成清一色的蒋家天下，司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湖南唐生智，广东李济琛、陈济棠，以及阎锡山、冯玉祥等，前后发生了若干次的内战，在这过程中，他不能不拉拢长江上游的刘湘作声援，而刘湘更想利用接近蒋介石，来实现他的企图。
在刘湘任二十一军军长的时代，他对共产党是极端仇视的，他在军部内设有特委会，以他的同学李根固主持其事(李曾任二十一军军部副官长、重庆警备司令、宪兵司令等职)。所谓特委会，就是专为对付共产党而设的机关，后来刘兼四川善后督办，更扩张为清共委员会，军、警、宪都参与其事。当时在他的防区所属川东各县，革命工作人员受其残害的很多，其办法分为杀、关、放三种：一是情节严重而又坚持革命立场的，大多被杀了；二是嫌疑稍重、态度不十分坚强的，就扣押起来；三是间或有立场不稳、登报声明退出进步关系的，就释放了，甚至利用个别的作为工具，帮助特委会调查、破坏地下革命干部的工作，震动一时的“三·三一”惨案，虽系刽于手王陵基、蓝文彬等所造成，但刘湘亦不能辞其责。
一九三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战争发生时，张学良在两者之间，有举足轻重之势，蒋介石派张群作代表到沈阳去活动，劝说张学良维护“中央”；同时，阎锡山派他的秘书长贾景德，冯玉祥派他的总参议薛笃弼，也到沈阳包围张。而刘湘为探讨张学良的真实态度，以便决定他对双方的策略起见，特委托邓汉祥前往谒张。因邓和张原来有交往，晤谈时张便向邓说，“恶政府甚于无政府，蒋介石诚然不对，但阎锡山、冯玉祥又有甚么对的呢?我已决心维持南京政府，并经电约热河、吉林、黑龙江各地负责人来沈阳面商。
如他们赞同我的主张，我就一面通电，一面率兵进关。但因我目前的处境关系，时机还未成熟，现在对两方的代表不能不说两种话，请你务必严守秘密。”邓将这个情形电知刘湘后，刘就极力表示靠近蒋介石。当时刘文辉的代表冷杰生、张笃伦走汪精卫的路子，在北京扩大会议活动；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反蒋“鱼电”发出后，声言要派兵去援助阎、冯。而刘湘为讨好蒋介石起见，就公开地说，成都方面如果要发动，他就要起来制止。
一九二八年春夏之间，蒋介石同桂系在武汉发生战争，刘湘有举足轻重之势。当时他坚决倾向蒋方。一九三一年刘湘的代表钟体乾到南京，蒋曾向钟体乾提出要求，大意谓两广方面将有异动，中央要集中力量对付彼方，鄂西的红军，他势难兼顾，请转达刘湘派兵到鄂西担任进剿红军的责任，将来武汉都可以交给刘湘；并许了刘湘若干包袱，对钟体乾个人也十分客气，称呼他为“老前辈”。刘湘经钟转达后，认为有发展机会，就派王陵基、郭勋祺等部到鄂西“围剿”红军。所以在购买械弹及机器方面，南京中央的确给了刘湘一些便利。从形势上看来，刘湘和蒋介石似乎很接近，实际上则彼此互相利用，并非推诚相与。
在速成、保定两系的对峙中，刘湘、刘文辉势均力敌，两人又系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者，均有统一四川的企图。他们尽管有叔侄关系，但因利害冲突，复有学派之不同，于是就形成势不两立的局面。故一九三二年冬，竟演成二刘之战。刘文辉失败退至雅安后，偏处一隅，形势远不如昔，而过去又曾一再反蒋，但是他处在这种环境之下，还能够保持相当力量，后来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彭县起义，确非易事。
蒋介石
刘湘被红军击败后，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控制川局
一九三三年工农红军进据通南巴各县后，蒋介石以刘湘为“剿匪总司令”，所有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各部都归刘湘指挥。但据刘湘云，邓、田各部对他的作战计划，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所以对于川北红军，始终没有办法。当他的直属部队王陵墓、唐式遵等部在万源被红军击溃后，实力损失很大；又夹杂有所谓刘神仙的关系，前钱部队内鬨甚烈。当时刘湘感于川情复杂，而黄埔系的四川人，复揣摩蒋介石的心理，在各军以及刘湘直辖部队之间进行挑拨离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