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在北京四年,鲁迅就和弟弟老死不相往来了。
其中的“大功臣”便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羽太信子爱挥霍,家中光是仆人就有六七个,鲁迅的稿费再多也顶不住弟妹这样的吃花,可他都没有抱怨,羽太信子却依旧不放过,处处打击折磨,就连鲁迅好心给孩子们买糖,她都不让吃。
但真正让两兄弟决裂的,是周作人自己给哥哥送来的一句话:以后请不要到后面院子来。
没有人知道羽太信子到底在周作人的耳边吹了什么风,只知道,周作人跟哥哥闹掰了。
到最后,曾经”新村”主义的倡导者,竟然变成了文化汉奸,面对曾经自己登门拜访过的人物,毛主席会如何处置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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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北大的青年
1920年的4月7日,毛主席来到了八道湾。
居住在此处的正是鲁迅一家,这一次,毛主席前来,是为了拜访”新村”运动的倡导者周作人。
在前往北大之前,作为湖南一师的学生,毛主席曾信奉过”新村”主义,在得知积极分子周作人也在北京,自然是要去拜访一趟的。
主席与周作人的聊天很是欢乐,主席不是北大的学生,却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之一,这一研究会,是邵飘萍在1918年的时候创办的。
可这一次的登门拜访,遗憾就在,鲁迅先生并不在家,毛主席并未和自己尊崇的文化旗手见上一面。
鲁迅先生的作品,毛主席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开始读,他是《新青年》当之无愧的热心读者,北京一行却并未见到鲁迅,于是在他1920年回到长沙经营文化书社,亲自挑选了鲁迅先生的一批作品来卖。
摆上架子的是书,心中涌动着的,却是对文坛匠心人物的认可,以为终有见面的机会,未料在1936年的10月,一代在文坛几乎封神的人物,竟然就逝世了。
两人一生未得相见,但鲁迅却给周总理和毛主席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是他自己编校的《海上述林》上卷,额外附送给毛主席的,还有《呐喊》和《彷徨》。
1938年1月《鲁迅全集》尚未出版的时候,毛主席阅读之心就已经非常急迫,在真正收到之后,延安窑洞的工作之余,他总是迫不及待的捧起,甚至在1942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若排印时间有富裕的,可以印鲁迅先生的作品来看”。
此般重视,是因为二人是相似的。
几千年的封建压迫,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是“吃人”,在毛主席看来,是“四大绳索”。
两人都注重对中国社会进行思想启蒙,鲁迅以精神界战士的身份,力争改造国民性,这样的做法,在毛主席看来,是前辈正在向自己经历过的腐败进攻。
知世俗而不世俗,历腐败而拒绝腐败,这样的鲁迅,说出“革命是非教人死而是救人活”的鲁迅,怎么会有成为“文化汉奸”的弟弟?周作人到底是如何堕落的?
三味书屋走出的教育者
周作人在三味书屋的私塾读过不少书,也曾去日本留过学,直到1911年才从日本回了中国。
八年之后的1919年,因着哥哥的光,周作人搬进了八道湾11号院,也与胡适等5位北大教员联名提出《请颁新式标点符号议案》,拿到了通过。
1924年虽然与哥哥闹掰了,但精神还在正能量的范畴,女师大风潮虽然在1925年掀起,周作人还是支持进步学生的。
名声的由好及坏,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
卢沟桥事变在1937年爆发,北京大学要撤离北平,一向以进步自趋的周作人却说什么都不肯走,成为了四平“留校教授”其中的一员,要保护的,是北大的校产。
可校产被保护的情况不言,舆论对周作人的评价,却出现了两极反转,在这之后,还发生了一件遇刺案。
那是1939年的元旦,周作人正和自己的弟子在家中聊天,未料歹人胆子竟如此之大,跑到别人家中来搞偷袭。
避无可避的周作人以为必死无疑,未料倒霉的竟然只是弟子,他一命呜呼,而身为主角的周作人,子弹却只是擦中了他的毛衣纽扣,擦破了点皮。
行凶者究竟是谁?
日本军警来看,是国民党特务。
但周作人自己的看法,是日本宪兵,他在60年代初期写了一篇《元旦的刺客》,告知众人日本宪兵这样做的目的,大概率是不想让自己继续“隐居”的生活,要他出去给日本人办事。
是因为这样的“提醒”在前,屈服和怯懦成了人生主旋律的周作人,才不得不“叛国”。
拒绝离开北京的时候,周作人给出的理由是“家庭拖累”,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他只能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
可这份只能,究竟又掺杂着多少的认同?
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抗日战争正是浓厚,周作人却对自己的国家并不期望,反倒认为和日本作战不可能,因为日本有海军,不用打,人家就已经登上岸来了。
武力上倾向于日本,对艺术和生活上日本所取得的成就,周作人也是不吝赞美之词,写下多篇著作以表自己的“亲日”情绪。
国家动荡,身为一个读书人,周作人却逐渐拎不清,出任了汪精卫的伪政权职务。
可这汪精卫是一个对日本崇拜备至的人物,身为中国人,他却对自己的国家不抱信心,认为中国的国防力量根本不能抵挡日本的侵略,因为这样,汪精卫操持着“能和则和”的思想,而全然不顾“求和”的代价是什么。
七七事变本是力争国土完整的战役,汪精卫和其身边人却只浇冷水,散播“抗战必败”的论调。
周作人跟着这样的汪精卫政府,只能眼巴巴看着成为傀儡,但中国不只有汪精卫,还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众革命之士。
中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主权完全可以握在自己的手里,日本侵略者只有一条末路可走,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打跑了侵略者,也用解放战争,让国民党溃不成军。
新中国宣告成立在1949年的10月1日,这时的周作人已经被保释出狱,对于这样一位“文人”,毛主席又会怎样做?
两字批示
“附逆”是有,但这周作人其实也并没有完全跟着日本人走。
李大钊的女儿女婿在战争爆发时想要前往革命区,是周作人帮的忙,属于北大的校产,周作人也没有辜负蒋梦麟的所托。
而这些,也正是周作人刑期能从十四年减为十年的主要原因,在1949年南京解放之前重获了自由之身,但却并没有获得公民权。
于是,周作人重新拿起笔杆子,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字的信,可这封信,总理并没有收到。
迟迟没有得到回应的周作人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便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件由胡乔木送到了毛主席的手上,与之附上的,还有“每月给200元预支稿费”的建议。
意见是胡乔木提出的,毛主席觉得可以,便回了两个字——照办!
如此原因,是周作人的劳动成果,他有翻译家的身份,不署本名的情况下,也可以出版艺著。
营生的本事算是有了,落脚地依旧在八道湾11号院,周作人在这里住了48年,直到1967年的5月16辞世。
但这周家给毛主席写过信的,并非只有周作人,还有一个周海婴。
他是鲁迅先生的儿子,1975年10月28日的修书,是为了反应鲁迅著作出版和研究的问题,周海婴希望毛主席能够指示出版局组织人力,编辑一本比较新的鲁迅全集注释本。
人们总爱说周海婴不愧是鲁迅的儿子,因为为了保存父亲的文物和藏书,他从小就没少吃苦头。
因为上海沦陷的1937年,周海婴不过是一个八岁的孩子,本应不懂事的年纪,面对战火的第一反应却是保护好父亲的书,因为这些书,是父亲留给自己、留给国家千秋万代的财富,是不能用价值去衡量的东西。
费劲千辛将书籍从战火中带出,但在1950年,他却毫不犹豫将鲁迅先生的故居捐献给人们政府,家中珍藏的图书,大多也都捐赠给了博物馆。
身为儿子,周海婴尽到了责任,身为中国公民,他将瑰宝大方赠送,如此磊落的一生,却在2011年的4月7日离开了。
周海婴和叔叔不同,在解决周作人的事情上,毛主席表现出来的智慧,却是值得借鉴。
战火纷飞的岁月,胸中有点笔墨的读书人本就不多,像周作人这种留过学的,更是凤毛麟角,如果一棍子打死,着实可惜,倒不如放在出奉献却不曝光的岗位,继续工作,而这种方法也是如今适用的缘由!
文字描绘的世界从来都是抽脱于现实却符合现实,想要成为“传道者”,首先要摆正的,肯定是心思,而身为中国人,更是不论何时,都要将自己的国家,放在比个人荣辱得失更为重要的位置,毕竟国不安,家怎可酣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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