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银行“咸鱼翻身”全靠“灵魂二人组”

文│林振荣

中国农工银行股票

在早期银行股票实物里，中国农工银行股票以富有民族文化特色著称，颇受金融史学家的青睐。

2016年冬天，在沪上举行的一场拍卖中，印在目录封面的中国农工银行拾股股票受到追捧，历经多轮竞价，最终成交超20万元。其主图为男耕女织景象，由董事长李煜瀛、总经理常耀奎签名钤章，签发于“民国贰拾年壹月壹日”，附带息票，右端骑缝编号盖章；背面为“章程摘要”“过户表”“历年正红利一览表”。文字表明，十余年里所领正息红利在“陆厘至玖厘”之间，属较稳定的投资回报，间接反映出该行的经营效益动态变化情况。

其背面《章程》注明，“本银行股票概用记名式，除中华民国人民外，无买卖转让之权利，分为壹股五股、十股、五十股、一百股五种”，且五种冠号分别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为序，彰显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最硬核的元素。

农工银行遭冷遇

银行以“农工”为名，折射出20世纪初有识之士对国情的自觉。

中国以农立国，家庭经济农耕为本，手工业为辅，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支撑着乡村文明走过数千年。费孝通《乡土中国》指出，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乡村结构遭破坏，是导致乡村危机之根源：中国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变局，随着机器大工业产品倾销到乡村，洋布、洋烟、洋火、洋盐这些“洋玩意”动摇了原本农工农户互补之生态圈，挤压了农村手工业的生存空间。资本及年轻人等陆续放弃了乡村，只剩下“食为天”的种植业，农民沦落为弱势。

1915年11月21日，民国政府颁令《农工银行条例》，财政部在北京设立全国农工银行筹备处，指令王大贞、陈昌毅为筹备处主任，孙多森、秦士伟、李友连、卓定谋等人为筹议员，开始全国布局。筹备处拿了“尚方宝剑”，有直接管辖之权与监督之责，藉以在全国各县督设农工银行。

农工银行旧址

从积极意义来看，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农工银行“为农工业者融通资金而设”“以辅助农工业之发达为目的”，至少表明当时政府试图挽救颓败的乡村经济。由于带有政策性普惠金融之意味，故其业务重点不在都市商埠，而是布局各县农村，专办农工抵押放款及各种定期存款，“其放款利率，有特种之限制，恒较普通为低”，并规定放款专用于“垦荒耕作；水利林业；购办籽种肥料及各项农工业原料；农工生产之运输囤集；购办或修理农工业用器械及牲畜；修造农工业用房屋；购办牲畜修造牧场；购办渔业蚕业种籽及各种器具；其他农工各种兴作改良等事”。而且“农工银行如查明所放款项，债务者不遵照所定用途，或有流用情事，得于偿还期内，随时偿还全额”。

史学界认可的农工银行起源是大宛农工银行，但其实开业时间更早的是通县农工银行。

因当时政府对“劝工兴商”缺乏经验，为慎重从事，“以中国幅员辽阔，推行必自近始”，遂1916年1月批准备案后，在京兆近郊“模范区域”通县、昌平大兴和宛平先行试点，由财政部、京兆财政厅各拨股本，先后委任李士伟、卓定谋、孙多森等参与筹办，总结经验，“为各省之倡”，然后饬令各省限期筹设。

大兴、宛平两县相邻，为节省起见，合并筹办一行，定名大宛农工银行，“特订定招股章程28条，其股本额定四十万，分为八千股，每股五十元，官股与商股各半”，为彰显政府倡导，“至股息一项，章程所规定官股年息四厘，商股年息七厘，官股独轻而商股特重，且于正息之外均分红利”“务期公家尽保护之义务，商民获优胜之利权，一俟集有半数，即行开办”。

1918年12月4日，大宛农工银行开业；1919年9月，其设址北平前门内西皮市38号，王大贞任董事长，吕志琴为经理。1922年，该行增资至50万元，常任董事王大贞、唐慕潮；董事为吕调元、单镇、王灏等；监察人是王世澄、卓定谋，全行员工21人。

但因为政令执行力及财源匮乏，实业计划中的全国“农工银行”仅在通县、昌平、大宛等试点范围内真正实施。5年过去，财政部以筹备处设立已经数载，各省地方筹设此种银行尚未能积极进行，且筹备名义未便久用，认为自应改称全国农工银行事务局，俾有专责，“遂由部改派王世澄为事务局局长，王大贞为副局长，即就筹备处内改组”。又过两年，仍毫无起色，“迨民国十二年十二月，财政部为节省经费起见，将该局裁撤，一切事务，归并泉币司办理”。

“灵魂二人组”令人钦佩

与新生事物常遭冷遇一样，各省对财政部创设“农工银行”的倡导大都阳奉阴违，一旦时局有变马上放弃。只有卓定谋与卓宣谋同胞兄弟是例外，他们无疑是把创办农工银行看成自己的事业，全情投入，笃信不移，扮演了通县农工银行的“灵魂二人组”。

卓氏兄弟是留学国外的海归，妥妥的“官二代”。其父亲卓孝复是福建闽县人，为清光绪翰林，官刑部主事、杭州府知府。卓定谋字君庸，毕业于日本大学商科大学，21岁编译出版《英华习语辞典》，除请严复作序外，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亦作序。卓定谋精通银行学，有多部著作，曾任北平中国实业银行行长等职，兼职北平各大学经济系教授。其精通书法，尤擅章草。

卓宣谋字君卫，别号默庵，曾就读于清末度支部财政高等学堂经济专科、北洋大学堂及英国林肯沁法专学校。其妻聂其纯为曾国藩外孙女、上海道台聂缉椝之爱女。他曾任广西省银行总经理、中国茶叶公司董事长等职，同样撰有多本专著。

《京兆通县农工银行十年史》及其报纸广告。该书由卓宣谋于1927年编印，这份广告为1928年8月13日《益世报》刊登。

用“一生择一事，一事到极致”来形容卓氏兄弟毫不为过。通读1927年编印的卓宣谋《京兆通县农工银行十年史》以及《农工银行救国论》，我们会肃然起敬。两人筹建通县农工银行，苦心经营十余年，将其打造为当时最成功的县级银行；又凭一已之力，缮写完备详尽行史，存史资政。其内容之丰富超乎人们的想象。

更令人惊叹的是，《京兆通县农工银行十年史》竟有众多颇负名望的政商名流作序题词。比如谭延闿题词“苦心经营”；吴鼎昌拜题“民生主义，在农与工；扶植倡导，端赖金融；艰难缔造，肇启鸿蒙；今逾十稔，规制益隆；经营继起，如草起风；编订成帙，纲目贯通；不胫而走，传播寰中”；薛笃弼敬题“民生事业，维农与工；小贫大贫，调剂金融；银行救国，财阜物丰；十年树木，拜手铭功。君卫仁兄以实业之专家，抒救国之大计，卓识伟论，实获我心，特奉俚词，藉布钦忧”。此外，还有熊希龄、贾士毅、张公权、谈荔孙等为之作序，赞誉其“洵为举国继设农工银行者之模范”。后人尊称的“中国近代十大银行家”中，就有吴鼎昌、张公权、谈荔孙这三位在当中有所体现。

卓氏兄弟前后在任十余年，终日与农工为伍，于社会风俗习惯研究也极详，又于调查登记借押表册编审也极细，故能以简易之方法，得农工之信用，以节约之消费，固银行之基础。两人打理的通县农工银行放款业务有点类似于尤努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为穷人发放小额贷款的格莱珉银行，不是简单地向穷人捐款，而是深入研究分析贫穷之原因，帮助他们个体创业；虽发放的贷款数额小，但渐渐地，穷人找到了自信，生意也越做越大，生活由此得到了改善。

在中国以“平民银行家”名留青史的，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王志莘等人。如果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卓氏兄弟的作为同样配得上“平民银行家”称谓。

出现“逆袭”契机

1923年“农工银行讲习所毕业证书”

农工银行以接济农工为要，亟需精通政策熟悉业务的金融专才去开疆拓土。于是财政部擘划筹设讲习所，自行招考，而不是互挖墙角，这在当时的业界并不多见。签发于1923年2月13日的这张“农工银行讲习所毕业证书”，即是实证。

农工银行事务局“附设讲习所，订定章程二十八条，呈部核准”“以教授银行学术，养成农工银行专门人才为宗旨”“并由局呈请财政部咨行各省省长，就本省选择中学以上程度相当之学员一二名送所候考，并一面出示招考，旋经各省陆续送到学员一百数十名，连同报考者共有二百数十名”。其考试科目为“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英文，有必要时，得检验体格”。除公开招考，“凡考试及格者，须填具入学愿书、保证书，送请本所认可。”“经考取半数入所肄业。于民国十一年三月开课，所长由局长王世澄兼充，教务长由评议员卓定谋主持，并延请各项专门教员，分科教授。”

讲习所所设学科有“银行簿记、银行学、银行实践、银行法规、经济学、货币学、统计学、商业学、商品学、法学通论、商法、商业簿记、商业算术、英文”“修业期限定为一年，分为三学期，以四个月为一学期”“毕业成绩参照临时、学期、毕业三种考试，并实习分数，由教员会议评定之。实习分数不及格者不得毕业”“学生毕业后，由事务局择优保送、或介绍农工及其他各银行录用”“至次年春间毕业一次，共108名，成绩极优，当分别给发毕业文凭，由局选择程度较优者，先行分发各处银行学习，嗣因事务局裁撤，该所亦行停办”。

本是政策性银行性质，但运营资金靠发行股票，实收数不足，这是早期农工银行的普遍特征。1927年2月，财政部允准大宛农工银行改组，易名为中国农工银行，经理卓定谋、副经理吕志琴，县级银行终于成为全国性银行。

其额定资本500万元，实收100万元，总管理处设在西交民巷88号，紧邻的89号则是其北京分行。改组初期，因资本金较少、营业规模较小，除与政府机关略有往来以外，主要是商号、个人及团体的农工业小本存贷款，业务量单一。1926年，其职员仅27人。

中国农工银行礼券

1928年，李石曾、张静江入股农工银行，促成政府教育基金委员会入股，赢来了逆袭契机。1929年2月，该行扩资总额1000万元，并选出第三届董监会：董事长李石曾，常务董事王大贞、魏道明，董事冯耿光、吕志琴、卓定谋、常耀奎、钱永铭、谈荔孙、周韬甫、聂国栋；监事张静江、周作民、唐慕潮、王世澄、齐致，总经理常耀奎（齐致继任），协理吴震修，张静江出任监察长。这次改组的关键人物皆属财经界要员。1936年，张嘉璈也跻身为常务董事，还曾代理董事长之职。

李石曾原名李煜瀛，是晚清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早年他随公使孙宝琦赴法留学，因在巴黎经营过豆腐公司，以机器新法制中国豆腐，故有“豆腐博士”雅号。他发起和组织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创办中法大学，被推举为清室善后委员会主席，清理故宫财产并出任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是第一位题写“故宫博物院”馆名牌匾的大家。

当时农工银行的关键人物还包括总经理常耀奎，字朗斋，中国银行京行行长。他曾组织“存海书社”，集资抢救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杨氏海源阁私人珍本藏书92种1207册，购回存于天津盐业银行，后归北平图书馆收藏。

正是因为有着强势的背景，政府特许银元券辅币券发行权，农工银行跻身全国有纸币发行权的八大商业银行行列。

以史为鉴，意义深远

中国农工银行纸币

改组后，中国农工银行于1929年将总行由京迁津，迅速在京津沪以外布网扩大营业范围。1930年8月，其在政府财政部注册，经营已不限于农工放款一途，业务种类增至各种储蓄存贷款、汇兑及附加业务等。尤以在倡导文化教育的金融服务方面独树一帜，凡属学界的存放款，均在利息、数额、期限等方面予以优惠，由此成为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24家重要银行之一。

1937年抗战爆发，天津分行基本上被伪“联合准备银行”取代，董监事会及总管理处迁至重庆。1942年，留守上海的分行又被汪伪政府资并。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中国农工银行总行迁回上海，址设在河南路348号，同年6月扩充资本至法币1000万元，领有国民政府财政部“银字第114号”营业执照，董事长李煜瀛、总经理齐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中国农工银行紧缩机构，加入公私合营银行，事实上停业清理。

百年岁月匆匆，当年农工银行的艰难探索如今已虚浮缥缈，枯灯黄卷里幸存的史迹线索也快要杳渺无踪了。展望新时代下的新农村建设，银行业能否转变资金疏离农民农村的客观现实?能否实现资本及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增强造血功能?或许以史为鉴，金融业可藉以大有新的作为。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