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人物现实中都有原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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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用的原型是施耐庵

流行于江苏的歇后语说：“梁山的军师——无（吴）用”。《水浒传》先声的《大宋宣和遗事》中称智多星为吴加亮，不叫吴用，施耐庵参加张士诚起义为军师，但好多建议未被张士诚采纳，施耐庵自感军师也无用。此歇后语被收录进《江苏方言总汇》，并仅流行于江苏里下河地区以及在张士诚起义行经地带，是值得玩味的。

施耐庵

施耐庵（1296 —1370)，元末白驹场人。在为张士诚做军师时，是在江北打开局面，还是到苏州称王，施耐庵一直劝告张士诚。施耐庵的意见是以江北草堰一带为基地，獐得草（草堰）则活，獐上树（苏州）必死。然而张士诚想的是占领江南，享乐心切，结果在苏州城住下来后，天下大势未定，就急于称起吴王来，偏安一隅，不思进取，施耐庵的话他一点也听不下去。施耐庵看到张士诚如此下去必然失败，叹了一口气说：“可惜当年项羽，不听范增的劝告，落得个乌江自刎的下场。今天我纵有满腹经纶，奈何不遇明主，又有什么用呢？”

吴用（剧照）

后来施耐庵就离开了张士诚。张士诚的失败，施耐庵一直耿耿于怀，他觉得自己也有一份责任。后来在著《水浒传》时，特地把智多星写成“吴（无）用”，意即自己没有尽到一份责任帮助张士诚平定天下，军师无用。就这样，“梁山上的军师——无（吴）用”成了一条人们口头常说的歇后语，一直流传到今天。

施耐庵撰写的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江阴梅氏藏本《古本水浒传》）文末有一首卷尾诗：“一声惊起蛰虫眠，端是云开又见天；雨洗千山成净土，雷鸣四海靖狼烟。草莽失身怜赤子，太平重造有高贤；书生挟策终何济，负曝高谈理故编。”这首诗是施耐庵联系自己的实践写的，并且有所指，一句“草莽失身怜赤子”，暴露了施耐庵曾在张士诚军中做幕僚的经历，这个吴王张士诚乃“草头王”，是草莽出身。

真是猛虎归梁山，英雄出水浒。

晁盖的原型是泰州李华甫 (李二)

晁盖本是梁山第二任首领。《水浒传》在塑造其形象时，一出场，便介绍他“人物轩昂，语言洒落”，一副大人物派头。可是他后来却表现平平，在与官军、土豪等势力的较量中显得力不从心，被宋江不断“架空”。

晁盖（剧照）

金圣叹曾指其被宋江谋杀。顺着宋江的原型张士诚，不难从史料中找出晁盖的原型李华甫 （李二）的蛛丝马迹。张士诚起义前后，作为里下河水乡第三任“草头王”的座位来得并不光彩。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初，王克柔者，亦泰州人，家富好施，多结游侠。将为不轨，高邮知府李齐收捕于狱。李华甫与面张四素感克柔恩，谋聚众劫狱。齐以克柔解发扬州，后招安华甫为泰州判，四为千夫长。十三年五月，士诚又与华甫同谋起事。未几，士诚党与十有八人共杀华甫，遂并其众，焚掠村落，驱民为盗，陷通泰(州)、高邮，自号诚王，改元天佑。”

《元史·纳速刺丁传》载:“泰州李二(李华甫)起，行省移之捍高邮(兴化) 得胜湖。贼船七十余柁，乘风而来，即前击之，焚其二十余船，贼溃去。李二失援，遂降。其党张士诚杀李二，复为乱。”《元史》高邮府知府李齐的传记中，也记载了“贼酋自相杀”。

卞元亨打虎是武松打虎的文学原型

卞元亨（1325 —1415），元末盐城县东溟(今盐城市便仓镇)人，是施耐庵的表弟，施耐庵对他十分了解。《吴王张士诚载记》（中华书局2013 年版）引袁吉人编《耐庵小史》云：“施耐庵，白驹场人，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据明〔万历〕《盐城县志》与《卞氏宗谱·卞元亨传》记载，卞元亨少时能吟诗作文，善吹鹤骨笛，“公有膂力，曾蹴虎至死”，元末客张士诚，张士诚跋扈，屡陈不听，辞去。归隐于盐城之便仓，手植枯枝牡丹于庭。

武松（剧照）

又载“东海常出猛虎，路绝往来，公怒曰：昔周处射虎杀蛟，以除民害，吾当效之。人以为狂。公独往，无寸械，适虎当振威，公从容近之，以足蹴其颔，虎立毙，其豪迈如此。”《水浒传》中武松打虎即以卞元亨打虎为原型。

元至正十三年（1353），卞元亨因忍受不了盐监的勒索，随张士诚领导的盐民起义，杀死了白驹闸驻防守兵，火烧白驹场盐课司署，其后在草堰场招兵买马，起义反元，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卞元亨为“张士诚将”“曾任元帅”。这给施耐庵以启发，写景阳冈武松打虎也是蹴虎至死。《卞氏谱》还载有明代兴化人陆颙（陆谦的儿子）《赠东海隐者卞元亨》诗句：“刺虎昔闻林下勇，登龙今访海中居。”

今卞元亨雕像

《水浒传》二十八回中说武松膂力过人，天王堂前的石墩怕有四五百斤重，武松把上半截衣裳脱下来，拴在腰里，把那个石墩只一抱，轻轻地抱将起来。双手把石墩只一撇，扑地打下地里一尺来深。武松再把右手去地里一提，提将起来，望空只一掷，掷起去离地一丈来高；武松双手只一接，接来轻轻地放在原旧安处。这武松的石墩与卞元亨练功用的两个石锁（形似石墩）又有几份相像，卞元亨使用的石锁分别328 斤和335 斤，现仍在盐城便仓枯枝牡丹园内，其中一个刻有元代的“元”字。里下河民间至今仍有撂石锁的活动，有诗为证：“玲珑石锁半空举，天作娱台地作毡。巧手闲来多聚会，欢愉尽在叟童间。”

淫妇“二潘”是影射潘原明、潘元绍

施耐庵是站在同情张士诚农民起义的立场上写的《水浒传》。《水浒传》第二十六回和第四十六回中写到两个淫妇，无巧不巧，都姓潘。在农耕社会，“万恶淫为首”，施耐庵笔下两个淫妇，都是不得好死的。一是潘金莲，被武松杀了；一个潘巧云，被杨雄杀了。都是剖腹剜心，掏出五脏，痛快淋漓之至。喻蘅教授有专文《施耐庵笔伐二潘》（载《明清小说研究》1987 年第6 期），明确指出这是影射张士诚女婿潘元绍和其哥哥潘原明二人，在张士诚起义最关键的时候，潘氏二兄弟背叛了吴王的大业。

左：潘金莲 右：潘巧云 （剧照）

潘原明、潘元绍是兄弟俩，父亲是潘懋，海陵人。潘原明是与张士诚、李伯升、吕珍等一起在白驹场起义的“十八条扁担之”一，张士诚称王后封潘原明为平章，张士诚事业的后期，命他镇守杭州。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发兵20 万征讨张士诚，常遇春主张直捣苏州，朱元璋认为，张天骐在湖州，潘原明在杭州，见苏州围攻，可能同时并力来救，不易取胜，主张先取湖州、杭州，以孤立张士诚。

果然湖州攻下后，吓坏了潘原明，朱元璋将领李文忠的部队刚到杭州城外，潘原明就立即派人请降，连李文忠也感到奇怪，怀疑有诈，认为我刚到来，胜负还未可知，而杭州方面急速请降，是不是有什么计谋？潘原明为了表明自己投降的心迹，就献出原先朱元璋的叛将蒋英、刘震，自己带着土地钱粮簿册及张士诚所封官印，“伏谒道左”，率兵3 万人不战而降。他的叛变，使苏州腹背受敌，失去后援，对张士诚的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一击。后来朱元璋大杀降臣时，正因为潘原明对他确实立了大功而免于杀戮，仍封以原官。潘原明本为潘元明，因避讳“元”后改成了“原”。

潘元绍更是一个贪残歹毒的家伙。他就是杨维桢在《金盘美人》歌序言中所说的“伪驸马潘某”，“潘娶美娼凡数十，内一苏氏才色兼美，醉后寻其罪杀之。以金盘荐其首于客宴……”可见其残忍成性，《金盘美人》歌即为此而作。潘元绍是在常遇春攻打苏州阊门时投降的。

元末军事割据形势图

当时，张士诚命谢节、周仁用木栅补外城，而周仁、潘元绍竟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投降。外城失守，以致敌军“蚁附登城”，苏州城就被攻破了。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城破，张士诚及余众战于万寿寺东街，众散走，徐达让潘元绍劝谕张士诚投降。最终张士诚绝食，至金陵死难，时年47 岁。潘元绍卖主求荣，同样没有好下场，最后也被朱元璋诛杀。

虽说张士诚割据一方，胸无远图，其覆灭是历史的必然，但如不是潘原明、潘元绍倒行逆施，也许其覆灭不会如此快速。施耐庵通过潘金莲、潘巧云两个水性杨花、出卖灵魂的淫妇形象，作为对潘原明、潘元绍兄弟的讨伐，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尽管这“笔伐二潘”，比较隐晦曲折，但是六百年来在里下河民间留下了这段不见于史乘的“史料”，也说明人民群众的“口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另外，白驹耆老中流传一副对联：“紫石街前新世泽，翠屏山下旧家风”，也说明家乡人民对施耐庵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有所领会而以对联形式对“二潘”加以鞭挞。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两个淫妇与两个叛徒同姓的秘密。

总之，故老传闻，历年已久，虽未见诸史传典籍，也有记述和发掘的必要，不能因里间传言就轻视之而让其湮没。

高俅蹴鞠的原型是张士信蹴鞠

《水浒传》高俅是与蔡京、童贯、杨戬并列的“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四个贼臣”。在这“四贼”中，其他三人都是概念化的，而高俅却是一个用市民审美趣味塑造出来的奸臣形象。《水浒传》说他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球）。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宜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

高俅 （剧照）

后来他遇上了贵人，小王都太尉和内侄端王交好，小王都太尉派高俅到端王府送物，由此结识了端王，即后来的徽宗，被端王看上，从此留在端王身边。宋哲宗驾崩，端王即位，成了大宋皇帝。而高俅这个潜邸“旧臣”也鸿运当头，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且在官场中青云直上，成了掌管军事的殿前都太尉。

高俅是一个令人憎恶的反派人物，他逼得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背井离乡，把另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弄得家破人亡。他时时出奸计与梁山好汉作对，最后还害死了宋江等人。

让我们将时光拉回到元末农民起义的张士诚队伍里来。张士诚的三弟张士信也是个喜好蹴鞠的人。据明代俞本《纪事录》记载，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湖州张氏守将李司徒并张红右丞降，将士秋毫无犯，城中市不易肆。张氏弟四丞相，领精兵十万众援湖州，至旧馆，怯不敢进，乃立栅以自固。日久，携妓歌舞设宴，及蹴掷为戏，将士惮无决战。遇春领兵破之，全军倒戈而降，四丞相仅逸遁去。”《明通鉴》记载：“士信尤好聚敛，日夜歌舞，婢妾乐器踵相接，大会游谈之士樗蒲、蹴鞠。”

《明史·张士诚传》记载：“士诚为人，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既据吴中，吴承平久，户口殷盛，士诚渐奢纵，怠于政事。士信、元绍尤好聚敛，金玉珍宝及古法书名画，无不充牣。日夜歌舞自娱。将帅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战，辄称疾，邀官爵田宅然后起。所载婢妾乐器踵相接不绝，或大会游谈之士，樗蒲蹴鞠，皆不以军务为意。及丧师失地还，士诚概置不问。已，复用为将。上下嬉娱，以至于亡”。

清代诗人严遂成《张士诚》诗也有记载，该诗概述了张士诚从起义到覆灭的全过程，赞扬其以身殉国的英雄气节。但诗中也写到了“樗蒲蹴鞠”，即“诸将偃蹇载乐器，樗蒲蹴鞠军中观”。偃蹇，傲慢。樗蒲，博戏名。蹴鞠，军中习武游戏，类似今天的足球赛。

在元末农民起义战场上，朱元璋是严惩军官蹴鞠的（顾起龙《客座赘语》）。唯有张士信，作为一个丞相，像高俅一样的朝中大官，总管着军政大权，在战争间隙不是勇往直前，而是退缩不前，还在“携妓歌舞蹴鞠为戏”，把国家前途与命运视为儿戏，这是多么令人悲叹的事。施耐庵入张士诚幕，显然是目睹了那一幕幕蹴鞠之戏，才有了今人“高俅蹴鞠与张士信蹴鞠”的花絮，当然有所不同的是：蹴鞠让高俅个人青云直上，蹴鞠也让“张氏社稷”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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